论政府慈善
当你十分口渴的时候,第一口可乐格外的爽快,第二口就没有那么爽快了。当你喝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继续喝就不再快乐,反而成了一种痛苦。边沁(Jeremy Bentham)指出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某种物品消费量不断增加,其回报则会不断减少,即边际效用递减。同时他认为人和人的偏好大致相同,由此可得出,亿万富翁的财产减少一元造成的痛苦,要小于流浪汉得到一元的快乐。这种情况下,将富翁的财产转移给流浪汉可以提升社会的总体福利,并且这种再分配可以持续直到富翁的财富和流浪汉相等为止。这样边沁的功利主义就成了一种激进的再分配哲学。
边沁的传人穆勒(John Stuart Mill)则削弱了功利主义的激进色彩。他认为每个人的偏好都是不同的,无法比较。当我用一个苹果交换了你的一个梨的时候,只能说明这个梨对我的价值大于苹果,同时这个苹果对你的价值大于这个梨。至于我们个人的效用有多少则完全无法比较。这种情况下,从亿万富翁那里拿走一元钱交给流浪汉也是不道德的,因为富翁损失一元的痛苦和流浪汉得到一元的快乐都是主观的,完全无法比较。这样一来功利主义就陷入了两难境地。或者是支持均贫富的财富再分配,或者是完全不支持财富再分配,即便贫富差距极大。
如果不把政府看作再分配的唯一途径,这种两难也就不复存在。政府的本质是强制,而强制是一种恶。所以政府权力扩大必须有充分的理由。有人也许会问:“难道你忍心看着穷人饿死吗?”我们确实不忍心看到穷人饿死,但政府行为的反义词不是无视,而是自愿。事实上我们可以做如下设想:假定社会中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对穷人的同情心强到无法无视穷人的痛苦,同时这群人的人数足够多,组织力也强大到足以推动立法,但又足够贫穷以致竭尽所能也无法阻止穷人饿死,这种社会在现实中真的存在吗?
如果我们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比尔盖茨、巴菲特等巨富无不热心慈善,中产阶级也无不以展示乐施好善为荣。我们也必须记得,当下的慈善水平是在政府福利大规模存在的前提下,假如政府减少再分配的水平,有理由相信私人慈善能填补留下的空缺。认为没有政府慈善穷人就会饿死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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