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一个大陆90后的生活记略（二）

2020，一月底到二月初的那段时间，我回老家过年。乘动车回家前，我女友非常关注新冠的事，很有先见之明地警告我要戴口罩，那时一般人还没有这种意识，甚至年三十的新闻联播，仍是一片欢庆，官方还在搞新年团拜会。如果不是我阻拦，家人本来要去外面饭店吃年夜饭。后来钟南山出来说话，我身边家人都还不太相信，为此她们对我很不满，觉得我破坏家庭团圆。

武汉封城后，疫情的消息占据了思维空间，让我很难置身事外，每天过度汲取资讯，心内盛满焦虑与愤怒。每天我都会阅读作家方方的日记，直到现在，方方仍在背负骂名，不再出面说话。她从自己的生活、朋友的见闻出发，记录武汉的点点滴滴，不知道有什么错？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这样一个一个消失的。不知道，上海疫情期间，一些海派作家有没有进行地下写作？对我这样读文学的人来说，会希望民族记忆还能够被老一辈作家书写。

二月七号。我不愿一直困居老家，与家人对时政意见亦相左，遂回U城。回去前一晚，即李文亮医生四月六日去世的那晚，官方媒体害怕民愤，试图掩盖其去世的事实，夜间仍然声称在抢救他，实际上，医院同仁已确认李医生走了。那一夜，一众微博网友掀起对言论自由的呼吁，但早上醒来，一切发声痕迹似乎又如做梦一般消弭了。

从省外回到U城，我按照要求向社区报备，自主在家隔离 14 天。那时很“听话”。这期间下了一次小雪，L去楼下帮我装回来一盒积雪让我玩，现在想起来，回忆仍如此切近。我试着捏一个小雪人，冰冰凉凉的。实际上，当时疫情对我们此地的生活影响还不大，我们对于武汉同胞的共情，是从新闻里获得，而非“切肤之痛”。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开学，我得以拥有读书思考的空间。

三月七号日记：

“窗外鸟叫声不绝。索性将窗户打开洗涤耳朵。声音却不是日常也可见的麻雀啾啾，而是有着丰富节奏的和鸣。有天在楼下，刚准备开始录音，一只很大的黑色鸟掠走。这声音颇具生命力，能穿透不远处街上的车流声，直达耳膜。有时听到沉醉。新闻里有许多野生动物出没于城市：合肥楼宇中的白狐、公路上的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监控拍摄到的稀有大鸟和四只白豹……自然界在宣告它的力量。

昨天去菜市场，竟然要求扫码才能进去，我躲躲闪闪，想蒙混过关，没成。近来不愿出门，感觉被监视着。线下，我们的位置、面部信息被无底线暴露。线上，豆瓣多位网友在被约谈前发广播，为使人知晓自己的状态，以防不测。有一个大胆的人，回来后说了被约谈的过程，手机被查阅，签了保证书，主要看手机里有没有梯子。大家公认，微信是最不安全的平台，据说发出一些敏感词为触发封号警告，被封号者就有可能遭遇约谈。如今，不带手机，是否会被视为一种抵抗？或是不合时宜？实际上，智能手机不才应用十年吗？在中国，它越来越多地暴露我们的思想、行踪，是很危险的。”

——从日记可以看出，我最初就对各种场所扫码保持警惕心，直到现在，不仅各处需要扫码，有的城市还要查核酸记录。这让我有时很不想出门。每个人对于个人隐私的底线不同，对于我，隐私是空气一般的存在，但每天我都不得不放弃它，求得生存。利用疫情，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就是从那时步步开始。

这段时间，许多自媒体、新闻媒体遭遇封号、软禁、文章被消失等境遇，不少日记与此攸关。我所知道的部分情况如下：方可成“新闻实验室”被封。周保松微博被封。邱晨被卑鄙小人举报退出大陆。略萨的书传言将被封禁。社科院文法学院周佩仪教授被辞。“腾讯大家”栏目宣告终结。“剩余价值”podcast 被封后改名“随机波动”。自媒体李泽华、陈秋实都被软禁过，李泽华是我敬佩的公民记者，他在警察打门时在门后背诵的鲁迅先生的文字，我永志不忘。《人物》杂志对武汉医生的访谈文章《发哨子的人》被封禁，艾芬医生那句“老子到处说”很有骨气，传播很广，为了传播这篇文章，网友使用文字镜像等种种加密办法。

三月十号日记：

“今天由于习去武汉，舆论管制很紧，《发哨子的人》这篇文章很快就消失了。但我已养成随手截图的“好习惯”。今天网上有不少武汉东湖小区的图片，每家每户派驻警察守着阳台，他们怕发生前几天孙春兰去武汉小区时的事——市民在阳台大喊“假的！”“形式主义！”可是公安入驻家庭，就能堵上武汉市民的嘴吗？堵住了嘴，反抗的声音就能从心里消失吗？习去视察，甚至没有进入医院，在医院外打视频电话，令人哑然失笑。又有人拿出之前大洪水和汶川地震时当权者的宣传图片相比较，虽然同样是宣传，高下立判。”

三月十一号日记：

“昨天看见一个新词汇“政治抑郁症”。从 2019 年 HK 事件开始到现在，这种抑郁感从未停止，个体的无力与失控对生活形成重重压迫。说“废青”活该死的人，说“你们希望李文亮有人谋杀”的人……太多了，这个国家没有公民教育这回事。布罗茨基说“为了理解事件，我们必须站在牺牲者一边。”但许多像我妈这样的人，他们从小接受的是毛泽东时代的教育，为毛泽东去世而痛哭流涕，他们会永远站在集体主义那一边，只强调他们所谓的“大局意识”。在今天，中国的“大局”与“个体”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他们支持“国家大局”，只是因为他们还暂时没有成为那个被牺牲的“个体”，或者某一天，他们成为被牺牲的“个体”，也仍然只会将国家强权合理化。

人们仍然在用各种版本传递着艾芬医生的故事，犹如地下工作者。曾经的地下党至少还知道敌人是谁，今天我们甚至不知道：404 的制造者是机器还是人？还是完全工具化的所谓“人”？

晚上又出笑话，武汉青山社区竟发给居民用垃圾车运的肉和菜。运菜涉及多方，商务局、超市、社区接受者，竟然每个环节都顺利运送，无人质疑。其中官员干部大概无需吃垃圾车里的菜，他们可以吃干净免费的外市捐赠的“爱心菜”吧。我们也不该忘记，当医院缺口罩防护服时，仓库里的口罩却被官员取走。

“垃圾车”视频中，一个男子用武汉话对官员说：你们想要一个改正的机会？我想要一个活命的机会！”

——直到上海疫情，物资运送情况仍然毫无改观，全凭人脉与运气抢菜，“爱心菜”无法免费发到老百姓手里，被高价出售反而算好的，更糟的是一车车直接倒入垃圾站。是的，在中国，“慈善”两字里我只能看见贪腐。

我们的政府拥有全世界最顺从的百姓，无数改正的机会被放过了，文革和六四从未被长久不断地省思过。也正是因为从不改正、省思，政府才拥有了最顺从的百姓。那种骨子里的中庸生存哲学，是怎样戕害着这个民族，让我们不断失去“活命的机会”。就在这个春天，我心中也彻底没有了灰色地带，知道修正主义、改良主义，都不能真正拯救这个国家。如果不彻底地改变，我们必将在疫情中步步让渡公民权利，直到一无所有，沦为完全的奴隶。

三月十二号日记：

“美股熔断。身边菜价近来肉眼可见地上涨。晚上八九点，孝感应城某小区集体抗议，大量民众喊“下课”。这是因为饿肚子才会呐喊，而非是因为失去自由，不能不说也是很悲哀。但是民愤不是一朝一夕形成，需要时间发酵，需要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公民权的正当，才可期待形成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但我常是悲观，感觉自己看不到自己国家变好，就希望别的国家可以好好的。但俄罗斯也很糟糕，普京也要修宪连任，俄人至少可以走上街头抗议，有的牌子上写着：给地方更多独立性、言论自由……无疑是照镜子。”

三月十六号日记：

“邱晨被《奇葩说》另一个辩手杨奇涵在微博举报，杨找出她早期言论，以“港独”定性她，随后官方媒体紧跟步伐，盖棺定论，邱晨不得已退出公众视野。因网友还要求马薇薇“连坐”，邱晨也可能为保护其他人计，匆匆发声明退出大陆节目。今日秘鲁大使馆还发声明谴责作家略萨，他表达对港人的支持，他的书随即被敏感的书友一抢而空。所有的事都让人感到退无可退，惊慌害怕。举报，人肉，挂牌，戴帽，定罪，认罪，沉默，连坐……荒谬。”

三月十八号日记（凌晨）：

“到处是墙。隔开父母与子女观念的墙，为了生存和表达学会自我阉割的墙，想认识外部赛博世界的墙……我们可以退回“鸡蛋壳”的家，用网盘看电影，用影印本看书，找盗版资源听李志，但我们怎么能无戒心地和他人交谈？而这一点是很必要的。在线下世界表达自我，建构一个完整的社会人，使自己与他人不惧于暗夜独行。可是，这已是不可能，一家一户之中，都有着各种信息不对称引发的戒心与鸿沟。人是不是会越发走回“自己的房间”？道路以目？于是，我只能从自身的精神困顿中凿出一条路来，那应是了解全人类走过的路之后，凿出自己的路。”

三月二十号日记：

“李文亮医生事件调查组给出不痛不痒的处理结论，不意外地，处理了基层派出所办事人员，对于训诫本身毫无制度层面的解释反省。官媒微博评论不可见，转发中，大多网友不满，希望当局就“官本位”和“言论自由”问题加以反思，也要求当初被一同训诫的八个人都得到“平反”。所有正当诉求，如同以卵击石，毫无波澜。

另一件事，就是一个所谓“高中生”写信质问方方一味批评政府，方方回复之外，许多网友也写了回复信。一时之间，有种五四时钱玄同“双簧信”的感觉。方方反省文革时自己连“独立思考”四个字都闻所未闻，这天日记标题为《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微信公众号“哲学社”，也以高中生视角刊发回信，可圈点处颇多。“判断一个时代是否光明，不只要看最亮的顶层有多闪耀，更要看最暗的角落有多幽暗。这些暗面需要作家记录，因为光明会使人遗忘苦难中的人们。因此，我们需要不同的声音。”“我们从来不缺轻浮的褒奖，而恰恰缺少严肃的批评。”

三月二十一号日记：

“今日简直是夏天，窗外除了鸟儿啾鸣，还有和煦的暖风。小区西门道路，从刚搬来时的废墟状态，逐渐修成一条平平整整的沥青路。前几天看到有工人来种下行道树树苗，树苗下裸地还铺了草坪，很是好看。夜晚有路灯照明，傍晚，我的小河水波粼粼，有时水也很混沌死寂，毕竟是一条市内的死水。也许我应该拍照记录小河的模样，它与我们在这里的时间、经历息息相关。

网上疫情消息退潮，我仿佛跑马拉松一般，已无力关注。武汉市民、医护人员、关注者都累了，一些人在站最后一班岗。今天在关注张颐武和方方骂战，起因是方方在日记里提到，殡仪馆有一些无人认领的手机，张颐武质疑真实性，以“道听途说”为罪证谴责方方，许多人附和张。

如果那张殡仪馆手机照片是假的，又怎么样，恐怕并不会减少武汉人的悲痛。如果是真的，方方也没有义务提供证据。作家什么时候变成侦探了？要为每句话真实性负责？作家只有提出社会问题的责任，没有证明、解决问题的义务。如果苦难是真实的，她的文字无法增减那苦难的事实。”

——后来武汉解封后，市民去殡仪馆排队领亲人骨灰，甚至需要单位证明才可以领取。不让拍长长的队伍，连个别几张排队领骨灰的照片都被删除了。当时，方方提出的手机问题是很重要的，如果可以消毒后把手机还给家人，是一份慰藉。

三月二十五日记：

“今天凌晨和傍晚都下雨，花瓣该落去不少。怀疑，令人疲劳，两个多月来，我们什么都怀疑，包括自己。我仍很容易受负面新闻影响。”

三月二十六日记：

“今天有武汉人说领骨灰要预约，要单位领导陪同。政府怕人群聚集是一方面，更怕人民向他们索命，从删除领骨灰排队照片看，就知道他们有多怕。我不能想象，如果我是亲历者，内心该装填多少愤怒。老老实实信“新闻”，得到的是“可防可控”；老老实实在家隔离，得到的是父母死讯；老老实实等到解封，甚至无法以个人名义领取亲人的骨灰。从生到死，我们从未拥有自由，呐喊与同情，在这里都会被化作喑哑。”

四月四日日记：

“上午睡梦中，未听见预定于十点钟悼念武汉同胞的防空警报。然而悼念并不是自由的，谁来悼念？悼念谁？怎样悼念？何时何地能够悼念？……这些都必须按照官方的规则。只能悼念逝者的生命，不能悼念我们自己。悼念活着的自己，就意味着反思现存体制，追责中央。也不能悼念同样处境之中、一直被禁锢的其他弱者，那些没有恐怖主义行为的新疆同胞、此时此刻香港追求自由民主的年轻人……但这些同胞也都被看见、被悼念，否则我们的国就永不是一个自由的国，永远产出奴隶与奴隶主。”

——2020 年春的我，尚且怀抱热忱与乐观。而今，悲愤亦悲愤，但到底失却了大部分热情，是冷的心，冷的血了。

四月十八日日记：

“今天周末，一个人醒来时，手机是关的，不知几点钟。窗外鸟叫声消失了，这是哪一天开始的呢？工地重新响起轰鸣，鸟类便不再偏爱此地。复课后，仿佛这两个多月的事实慢慢淡去了，但现实中的污垢并没有被雨水清洗，都埋在了阳光下——那看不见的地方隐藏着更大的危险。”

——五月八号，我在 ZOOM 参加了一场重要线上讲座《自由主义与爱国主义》。主讲人四位：刘擎和周濂是大陆教授，钱永祥是台北研究院研究者，周保松是港人。在讲座结束时，二千人打出自己所在城市的时候，我积压的情绪随之涌出，这是暗夜里的烛火相聚。我没有想过，这次讲座会成为此后很长时间内的一种精神力量资源。它使我认识到，作为自由主义的爱国主义者，并不是孤独的。虽然这两个词汇，在种种具体的事件中，被如此撕裂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