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 | 无法追回的遗失 - 中国工人阶级的集体创伤与记忆在《地久天长》中的表征

引言

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一切固体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记忆就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他们的文化、记忆、历史在90年代初的一夜之间如此迅速地融化在空气之中，这是被国企改革与改革开放的政策之风所吹拂。《地久天长》（2019）是王小帅执导的电影，曾获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提名。它讲述了从80年代到新千年，两个工薪阶层家庭在国企改革和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下的创伤和记忆。这种个人叙事也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集体创伤和记忆。这种创伤的电影化表征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中国曾经是一个庞大的国有制工业国家，这意味着有大量的工人阶级人口。这部电影揭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人命运如何在国家工程的浪潮下波动。

本文的目标是要基于文化记忆理论和创伤理论，对《地久天长》（2019）进行批判性分析。本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工人阶级身份的丧失从政治主体化的建构到毁灭进行了全面的辨析。然后将在生命政治的背景下讨论失独悲剧。这一创伤事件成为影片的主要叙事。然而，在我的解读中，它也可以被看作是第一个事件的隐喻，工人阶级作为共和国之子的政治身份丧失了。 下一节根据working-through and acting-out理论（拉卡普拉，1998），对两个主要女性角色进行思考。这两个女性角色代表了对创伤事件的不同反应。即使电影试图给她们一个看似美好的结局，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政治机器的邪恶，对个人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在最后一节，我运用福柯的电影理论--大众记忆的治理，以辩证的方式来批评这部电影。虽然它代表了公众银幕上的创伤和记忆，但它仍然起到了操纵公众对过去记忆的作用。

中国工人阶级的双重遗失

《地久天长》（2019）讲述了两个工薪阶层家庭的故事。第一个场景（1）开始于两个孩子坐在水库岸边。在东西方文化中，水始终是流动/流失的隐喻。在《论语》(第十六章)中，孔子把人的死亡和水的流动做了一个比喻。"大师站在溪边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同样，赫拉克利特也认为一切都在变化之中。 这第一个场景可能是一个暗示，说明这部电影可能是一个关于失去东西的故事。然后，下一个场景（2）是妈妈叫儿子星星吃晚饭。在中国，父母给孩子起个小名 "星星 "可能是很常见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星星这个小名和电影的主题联系起来，那么我可以说，这个人物的命运已经在他的名字中得到了体现。星星在 "disaster "和 "catasthrope "中具有负面的含义，这并不奇怪。因此，在我们仅仅分析了前两个场景中的一些隐喻之后，我们就会有足够的信息来知道这部电影中会讲述什么样的故事。

在这一节中，我将认为，在这两个创伤事件的背后，存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双重遗失：工人阶级身份的遗失和孩子的遗失。虽然电影并没有过多关注作为历史事件设定的前者，但我认为这种集体性的创伤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意义大于后者。不过，这些双重遗失都是国家以现代化为名的政治工程造成的。我认为个人不应该为国家付出这么多的代价，但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对这些创伤事件的电影化表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纪念他们牺牲的机会，同时也警示我们关注个人命运在专制制度下的不稳定性。

工人阶级身份的丧失

潘毅（2005）简要讨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瓦解。在 "中国阶级的形成和瓦解"(2005:28-30)一节中，她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在命令式的国有经济下是如此之快，而欧洲和英国的无产阶级在市场经济下至少要半个世纪才能形成。正如Andrew Walder(1986)所说，"毛主义中国的无产阶级化 "过程是在政治力量而非市场力量下运行的，因为毛泽东相信中国无产阶级是一个政治主体，以继续他的革命目标。此外，阶级的集体认同是由赵朴初所说的互推过程形成的："'阶级'只有在单个工人被互推并参与到集体认同的形成过程中时才会存在--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个人自觉地制定道德-政治立场并将其带入具体斗争的战场。在这样的时刻--不早不晚--人们就会设想'阶级'"（2003：220）。因此，潘毅（2005）得出结论："中国主体被毛泽东阶级意识形态穿插到'阶级立场'或'地位'上"。 然而，在邓小平的中国改革时代，无产阶级的话语被抛弃了：

毛泽东构建的社会阶级结构，在邓小平1970年代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时，被迅速打破。中国工人阶级以前受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保护，在80年代中期开始的城市改革中，被迫砸碎了自己的 "铁饭碗"（Leung 1988；Walder 1989；Sargeson 1999）。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未班的中产阶级与国家官僚一起，期待用新自由主义的现代性话语来证明这些快速变化的合理性。毛主义的阶级斗争语言被永久地抛弃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权地位被谴责了。

(2005:30)

中国工人阶级的身份被挤压在两种政治话语之间。毛泽东的革命话语和邓小平的现代化话语。当国家要把经济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时，国有企业就必须私有化，工人阶级就被迫xiagang（下岗）。据《中国日报》(2002:9月14日)报道，约有1000万下岗工人正在寻求再就业。这些工人被称为 "失落的一代"(Hung, Chiu 2003)，因为他们的生活轨迹受到下岗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年龄超过40岁的工人。这种社会变迁可能会给中国工人阶级留下巨大的集体创伤，根据Piotr Sztompka（2004）的社会变迁创伤理论，他说："真正的集体创伤，不同于大规模的创伤，只有当人们开始意识到共同的困境，察觉到他们的处境与其他人的处境相似，将其定义为共同的困境时，才会出现。"   

场景三是在工人反抗工厂领导逼迫他们裁员的时候，一个拒绝下岗的女工。在这个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人在承认自己必须下岗时的愤怒和悲伤。影片中的工人阶级叙事在这一幕中消失了，就像工人们的感受一样，这一幕结束得如此突然。中国工人阶级的身份丧失作为一种集体创伤，不仅影响到工人及其家庭，也影响到工人的身心健康，因为工人没有时间去适应这种剧烈的社会变化。

独生子女的遗失

在这部电影中，工人阶级的叙事被失去孩子的悲剧所掩盖。不过，在我的解读中，第二段叙事可以看作是第一段叙事的隐喻，因为东北省被毛泽东命名为 "共和国长子"，那里是重工业占据的地方，也是电影中工人们工作的地方。这种隐喻性的解读只能看作是一种解释。第二段叙事中真正的创伤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冲突。国家要控制人口，而个人则有权利和意愿去繁衍。在影片中，这种冲突还原为曾经是好朋友的两个家庭之间的不良关系。王丽云是一个失去孩子的女人，被朋友李海燕（计划生育办公室的领导）逼迫流产，不能再怀孕。李海燕的角色成为了国家权力的代理人，她要达到降低出生率的目的。我将在下一节讨论这一创伤事件在这两个女性角色上的反应，并倾向于对独生子女政策进行生命政治批判。在中国，我们把独生子女政策称为计划生育，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公民，我们没有权利为自己生育做计划，而计划生育则是由党或国家根据其增加或减少出生率的意愿来规划的。

福柯（1990，1979）指出，生命权力是另一种类型的现代权力。生命权力的目的是让你活着而不是让你死，这样国家就会把控制的重点放在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上。独生子女政策是生命权力的典型阐述。它是一种控制人口的方法，强迫每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这样一来，国家不仅在空间和时间上控制了你的身体作为规训权力，而且还照顾了你的子宫，这对人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羞辱。无论男女，他们都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妻子）的子宫，一个已经有了孩子的女性不得不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1-2003）和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3-2013）的地方官员的强迫下做结扎手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在官员与百姓之间再生产。影片就是这样通过两个家庭的显微镜叙事来描述中国生命政治的残酷性。

女性角色对创伤事件的两种反应。

在王丽云的孩子死后，这两家人的关系日益恶化。虽然丽云和丈夫表面上没有表达对海燕表示愤怒，但大家都知道，海燕是直接处决丽云繁衍能力的人。在后面的剧情中，他们对这一创伤性事件（星星之死）表现出不同的反应：根据拉卡普拉的理论，丽云的反应是work-through，海燕的反应是act-out。我将在这一部分分析女性角色的两种反应。我想说的是，国家权力下的牺牲主体不仅是被执行者，也是执行者。这种反应可能发生在刽子手和士兵身上。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是力比多的不撤回导致了一个人在以后的生活中创伤的重复（弗洛伊德，1917），但更值得追问的是，是什么原因导致她不能撤回力比多？

丽云的家人被逼迫下岗之后，搬到了福建省。他们想摆脱原有的社会关系，以忘记过去。为了让生活道路重新正常化，他们收养了一个长得像星星的孩子，以代替他们的失去的孩子。然而，他们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个新的家庭关系，以至于这个孩子在16岁时离家出走。丽云似乎已经从过去的悲痛中走了出来，她能够分清过去和现在，但她没有希望面对未来，因为她的生活变得毫无意义。对于中国的父母来说，能够提供他们生命意义的是孩子。如果他们失去了生活的指南针，那么他们就很难走下去。总的来说，丽云对这一创伤事件的反应是相当平静的，这可能是因为她意识到在国家权力无所不在的情况下，一个小小的个体是没有办法反抗的，而是要走开。她真的从对象身上撤回了力比多吗？也许不是，在我的理解中，她对对象（星星）的力比多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稍稍消失的。因为，如果她撤回了力比多，那么她就能把它投射到新的对象上。但她不是这样做的。我将在下一节讨论丽云反应的表现的生动性，这种辩证的方式对创伤记忆的表现提供了积极和消极的解释。

由于海燕的家庭在工厂有一定的政治权力，他们的生活轨迹成功地转化为改革时代的经济特权阶层。然而，海燕却有一种行为反应，她无法从创伤事件的重复中走出来，在生命的尽头变得疯狂。我分析，她之所以不能从对象身上撤回力比多，是由于她意识中的冲突，是国家权力与人性、工具理性与良知的冲突。在大多数情况下，她是国家权力的代理人，所以她从来没有批判过国家的强制性。意外的是，丽云孩子的死刺激了她，使她意识到信仰与实践的不相容。而且，她的孩子昊昊是星星之死的的间接行为人。从海燕的角度看，作为国家官员，她废掉丽云的第二个孩子是她的工作要求，她没有错。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人和朋友，她又为自己的行为导致丽云不能生育的后果而感到后悔。这种权力与道德、工具理性与良知、平庸之恶与救赎之间的冲突，将她的力比多困在了过去的牢笼里。在生命的最后一幕，海燕没有逃脱国家权力话语中的重复和循环。她说："现在，我们有钱了，你可以生了"。这话语值得分析。如果我们解构这话语，有三层意思。第一，这是海燕对丽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她过去所做的事情的救赎和后悔。但是，这句话反映出海燕停留在一个国家官员的位置上，用党的口吻向海燕宣布了一个新的政策，二胎政策，一个为了提高出生率而出台的新政策。这是第二层。最后一层是，这句话的受众是电影的观众，而不是海燕，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电影起到了国家宣传的作用，来调解国家权力在民众之间造成的创伤。这就是福柯（2018）所说的大众记忆的治理，我将在下一节中谈及。

电影作为大众记忆的治理

在《电影、历史与大众记忆》的访谈中，福柯（2018）表达了他对一些历史电影的态度。他对那些历史电影的主要观点是，他认为这些电影可以修改或改写人们的大众记忆。他将大众记忆定义为一种通过基本的写作和言谈来实现对过去的自我记忆，从而使年轻一代能够知道他们前辈的历史。然而，由于廉价文学和电影的发明，人民已经失去了这方面的力量。人民的记忆，没有权力去记录，却被有权力的人取代和改写。因此，在一些历史战争中所代表的人民群众记忆失去了积极的抗争，取而代之的是英雄的史诗叙事。此外，更重要的是要问，是什么让它不能出现在今天的表述中。我认为可以用这个理论来批判《地久天长》。   

这部电影宣称它是历史的表征，这一代人的命运主要受国家的目的论所影响。但是，在影片中，几乎看不到人民与国家之间有任何正面的斗争和冲突。我看不到任何个人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进行的积极抗争。很多观众会质疑人物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为什么他们一点也不愤怒？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但导演王小帅却为自己辩解说，这是他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人。根据福柯的见解，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批判他的说法。1.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斗争和反抗？2. 为什么他不能在今天的电影中体现积极的抗争？

回答第一个问题，有很多失独家庭为他们的上访而斗争，要求政府为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牺牲自己的家庭负责。所以，讽刺的是，这些失独家庭成了国家治理或扫黑除恶运动的对象。 回答第二个问题，这是国家与电影人之间、权力与资本之间的意识形态霸权。电影制作者知道什么样的电影可以在国家的审查下出版，甚至被作为党的二胎政策的宣传。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对人民群众记忆的治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没有积极的抗争和抵抗，终究会导致人民群众忘记自己的创伤。年轻一代的后记忆也会受到这种操控的影响。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历史电影，因为否则我们可能会失去记忆。记忆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新场所。

结论

在本文中，我从三个方面对电影《地久天长》进行了批判性分析。第一部分讨论了转型阶段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双重遗失。毛泽东的革命话语所形成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身份，在邓小平的改革话语中被消解了。许多工人在国家意志下被迫下岗，从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那些工人阶级已经按照国家政策被当作一袋垃圾丢弃了。本片的第二个遗失是一个特殊的事故，就是一个小男孩星星的溺水身亡。他的母亲丽云被好朋友、国家官员海燕按独生子女政策强迫做引产手术。结果，丽云失去了生育能力，不能再生育。因此，两个家庭的关系产生了分裂。此外，每个女性角色在以后的生活中都会遇到自己的创伤反应。

下一节主要分析对创伤事件的两种反应。显然，丽云的反应是working through，海燕的反应是acting out。我发现，由于海燕良心上的冲突没有得到解决，她确实一直陷在过去创伤事件的重复中。但是，要说丽云找回过去的力比多，却不是那么容易。在我的分析中，我注意到丽云的力比多可能消失了，因为她既没有把它投射到一个新的对象上，也没有粘在旧的对象上。总的来说，我认为，国家权力的残暴不仅会给接受者带来创伤，也会给行动者带来创伤。海燕的生活可能比丽云更惨淡。

最后一节用福柯的电影理论，大众记忆的治理来批判这部电影。我认为，即使这部电影表现了中国人民这样一段创伤性的历史，它也起到了控制和操纵工人阶级的大众记忆的作用。斗争和抗争的不可能或缺席，有助于国家权力控制民众的记忆，以便更好地进行规训。权力与资本的联盟造就了这样的意识形态霸权。因此，中国无产阶级最终会失去记忆和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