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聞】日本畫家闖入香港軍事重地！？1910年在東亞激起波瀾的間諜案

1910年5月3日，這一天，香港當時最大的英文報紙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南華早報》)刊載了一則報導，標題為”THE ALLEGED SPY：Sentenced to Imprisonment”(間諜判處入獄)，內容提到一位據稱是畫家的日本人”Kokei Nasu”，擅闖鯉魚門海峽的英軍基地，對當地的要塞及防禦設施進行速寫，結果被軍方帶往筲箕灣警局進行審理，並決定關押拘禁。

對於當時的香港讀者而言，此事並不陌生，因為媒體早在4月底就持續報導此案，這次報導只是將之前的片段消息做個總整理，並公布最新現況罷了。然而不是只有香港媒體在關注這起間諜案，同一時間，上海、東京，甚至是臺灣的報紙媒體都有在追蹤此事。但在上海當時最具影響力的英文報紙The North-China Herald(《北華捷報》)中，「間諜」的名稱卻被寫成了”Hotei Nasu”。這下可好，這位「間諜畫家」到底是何人？

所幸在5月4日，海峽對岸的臺灣也關注著這起案件。從臺灣總督府的官用媒體《臺灣日日新報》中，我們得以確認這位間諜的名字是「那須豐慶」(Nasu Houkei)。

那須豐慶？對於不熟悉臺灣美術史的人而言，應該是十分陌生的名字。上網搜尋的話或許會知道他曾來過臺灣數次，受總督委託仿摹國寶《鄭成功畫像》，並奉納給祭祀鄭成功的臺南開山神社(今延平郡王祠)。

除此之外，那須與臺灣文化界的關係頗為密切，不但與石川欽一郎(1871-1945)、魏清德(1887-1964)等人有所往來，甚至曾繞行臺灣一圈，描繪臺灣各地的風光美景。也因此，臺灣媒體對他在香港的遭遇十分重視，積極報導此事。

值得一提的是，若有參觀北師美術館大展「不朽的青春－臺灣美術再發現」的讀者，或許對他在1920年代以後所使用的另一個名字「那須雅城」有印象。

這位熱愛臺灣山林，曾攀登新高山(玉山)寫生，完成《新高山之圖》大作的山岳畫家，真的是香港軍方與媒體眼中的日本間諜嗎？

讓我們回頭梳理整起事件吧！

• 事情經過

1910年5月2日下午，香港副巡理府活約翰(John Roskruge Wood，1877-1953)正式負責審理這起案件：數日之前，畫家那須豐慶(以下簡稱那須)被指控闖進鯉魚門海峽軍營，一名皇家衛戍部隊砲隊(Royal Garrison Artillery)的准尉，認為這人舉止可疑，遂進行盤查，從那須身上搜出數幅描繪砲台、軍營位置的寫生稿。由於該地是防守香港的險要所在，涉及軍事機密，因此將他移送到附近的筲箕灣警察局。

之後，他的速寫本被軍隊沒收，翻閱後軍方發現，畫家非常準確的描繪軍事基地的出入口、周圍山勢與砲台的相對地理位置、分布，甚至有部分甫安裝好的新砲台也被畫了出來。這讓軍方頗為緊張，認為只要有這些速寫稿，對方形同掌握鯉魚門海峽的火力配置位置。

• 香港及英語媒體的立場

上海《北華捷報》指出，由於前幾天剛好發現有日本間諜在菲律賓馬尼拉出沒，導致整起間諜案格外受到矚目。也可能就是因為這樣，港軍十分重視這次事件。然而，事情卻不只有這樣。

當那須被押到筲箕灣警察局後，被指控態度極差，據說他雖然會一些英語跟中文，但大部分的時間都用日語大聲叫喊著，甚至將警察提供的水杯給摔到地上。這讓警方大為不滿，媒體也對此大肆報導。

• 日本的立場

對日本而言，「那須事件」必須妥善處理，不容忽視：這是因為1902年，英日兩國才剛簽署同盟，並於1905年再進行續簽，顯然日本政府不打算因事讓兩國關係生變。

另一方面，《臺灣日日新報》也指責，英語媒體多發表不利於那須的言論，認為這是「一犬吠叫而萬犬響應」所造成，是誇大且扭曲事實的報導。

分析臺灣與日本媒體對這起事件的報導，可知日本方面將此事定調為「畫家的無心之過」，力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1910年5月8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政府要求駐港總領事「船田」(應為報紙誤植，當時的領事為後來擔任過上海汪兆銘政權顧問的船津辰一郎)，針對「那須事件」與香港軍方進行交涉，並「向當地官憲陳述真相」。

結果

整起案件到5月25日似乎有了收尾。當日，東京《朝日新聞》以「間諜事件結束(邦人畫家犯罪)」為標題，重新梳理事情經過，再次強調此事僅為日本畫家誤闖軍事重地，實乃無心之過，並表示得到香港軍方的理解。

然而，那須在筲箕灣警局的失禮舉動，仍導致他必須接受六周左右的勞動工作，並懲處些許罰金。至此，整個「間諜案(那須事件)」也就告一段落了。

• 餘論

有趣的是，在拘禁期間，那須仍以寄稿的形式，在《臺灣日日新報》刊載他來香港之前，與建築師伊東忠太(1867-1954)等人遊歷廣東厓山的遊記及插圖。

時間來到6月中旬，《臺灣日日新報》編輯長及主筆，即著名的「中國通」田原禎次郞(號天南，1862-1923)出發旅歐時，過境香港期間，親自拜訪那須，作為臺灣方面的代表。兩人見面後，那須拿出一份書信，其中包含他在獄中的痛苦遭遇經過，並附上插圖。田原觀後有感而發：

歷歷如見。余因悲英法規則，不以待歐洲人待日本人也，以待清國人待日本人也，仍命(那須)運石及課諸種種刑罰。

不過，雖然那須的中國之行遭遇這起意外，但這不影響他繼續旅行、寫生的興致。隨後他離開香港，向北旅經汕頭、潮州等地，遠至上海、漢口，並於同一年的年底再次來到臺灣，展開他在臺灣創作活動的一次高峰。

然而，那須他到底是不是間諜呢？早從19世紀末開始，就有為數不少的日本浪人，以間諜身分潛入中國，如相當知名的宗方小太郎(1864-1923)。而海內外革命人士所雲集的香港，自然也有諜報人員的蹤跡。但是，實際上不是所有被稱作「間諜」的人，都是受過專業訓練的軍人，有些人往往只是身負學術任務，調查中國的文化、社會。然而他們留下的資料、影像，卻會輾轉成為日本認識這個巨大帝國內部情資的重要方式。

因此，那須可能不是一位肩負調查軍事機密任務的間諜，但他誤闖軍事重地寫生，加上與之交好者更是不乏日本官僚、學者，在動盪的1910年代初期，其所作所為，對他國而言與間諜無異。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臺灣畫家張萬傳(1909-2003)在日軍擔任戰地的紀錄寫生工作，據其自述，當時個人寫生活動充滿不便，即使在占領地內，也容易被軍方誤認為是在描繪軍事基地，導致他曾被誤抓數回。

連在自家軍隊都有此境遇，何況是那須當時的行徑？可以說，縱使旅行的畫家無意如此，但紛亂時代的巨大洪流，仍會將其推向危險的邊境中吧。

附帶一提，當時在鯉魚門的速寫似乎都被沒收了，不過在那須稍後寄給臺灣媒體的數張風景速寫中，可能還有部分描繪當地船隻及海景的畫作被存活了下來，也為這次在香港掀起的騷動，留下一些圖像的見證。

參考資料：

1.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南華早報)，1910-04-28(6)；04-29(6)；05-03(7)。
2. The North-China Herald(北華捷報)，1910-05-06(PG.292)。
3. 臺灣日日新報，1910-05-04(5)；05-05(2)；05-08(2)；05-08(5)；05-13(4)；07-07(1)；12-29(1)。
4. 朝日新聞，1910-05-25(2)。
5. 張萬傳的口述，出自黃琪惠，《戰爭與美術--日治末期台灣的美術活動與繪畫風格(1937.7-1945.8)》，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6. 日本美術院百年史編集委員會，《日本美術院百年史 三卷上》（東京：同編者，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