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娃娃
文｜程皎暘
在香港12月最冷的早晨看完戴丹兄弟新作《兩小無懼》，我想，黑人苦難仍然是一種景觀嗎。
小時候，我有過一個黑人娃娃。他的名字叫猛猛。很好奇我爸媽怎麼會在90年代初淘來這樣小眾的娃娃。總之猛猛跟一兩歲的我差不多高，圓腦袋，光頭，黑膚黑眼，厚唇，肥嘟嘟，穿藍白條紋海魂衫褲，白色波鞋。以如今的審美來看，他是個體現法式慵懶時尚的酷小孩。我不記得當年自己對他的情感態度，但記得我親手挖出了他的一雙黑眼。 是那種模擬黑眼。稍稍搖晃他的腦袋，眼皮就會一張一合，撲扇眼睫毛，發出「click click」的微響。我把它們挖了下來。多年後當我翻看兒時相冊，望著猛猛那對空蕩蕩的眼眶，反省自己是不是生來就帶著種族歧視。但很快我又原諒了自己，因為相片裡被我左擁右抱的娃娃，沒有哪個不是千瘡百孔。金髮碧眼雪膚不是被我用圓珠筆戳滿海藍色疤痕，就是被我攔腰扯斷從內里掏出棉花團。於是我明白，我頂多就是個天生暴力狂，在膚色種族方面絕無偏見，一視同仁。
1998年，我還在湖北家鄉度過童年，學會說些古怪屁話，尤其愛講「老外」這個詞——等同於粵語裡的「鬼佬」。有次我去北京找我爸。他在酒店裡租了幾間房辦公。我記錯房號，興沖沖按門鈴，開門的卻是個白人老頭。白髮白臉，藍眼高鼻。他彎著腰對我嘟囔一串外文，我完全聽不懂，卻嚇得屁滾尿流。我跑回去跟我媽哭訴，說我碰到了老外——好像碰到了什麼吃小孩的熊瞎子。同年，我在北京逛頤和園，又碰到一幫外國遊客。我很興奮跟我媽說，欸，有老外！ 想不到他們全聽得懂中文，回頭來笑我，問我怎麼這麼小就懂什麼是「老外」？又給我嚇得一愣一愣的。
除了感嘆當年的我真是個沒有見過世面的小孩外，我想，人類出生也許就帶著對其他種族的恐懼。就像照鏡子看到了與自己認知里不同的臉，在深夜看到對岸忽而亮起紫色微光。是對於不同於日常認知的恐懼。對比起文明後的種族歧視，這種恐懼竟顯得笨拙與質樸起來。起碼有一種類似於瞎子害怕摸象小馬擔心過河的情有可原。而當國家邊境等概念誕生，人們打著捍衛民族擴大疆土的旗號對異族不斷踩踏屠殺，則是對恐懼的一種煽動。 是要將鏡中厲鬼碾碎，將對岸生靈踩死的吶喊。此後人類有了三六九等。白人從屠殺者變成了救世主，時不時救濟一些合資格的黑色難民。這些道理我懂你懂大家懂。然而如今，這一切有變得更好嗎。
我在香港認識一個德國男生，他說在德國，黑人移民要很努力才能走出黑人圈。 高知多金身材好，才能娶到白人老婆。 否則就一輩子都是黑人。他說這話時漫不經心，理所當然。喔對了，亞洲人也一樣——他補充道。他有一個華裔朋友的哥哥，就是憑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法則，在德國名校畢業，混跡金融圈，每天做gym，最終娶了白人老婆。除了黃皮膚，完全看不出他是一個亞洲人。德國男這樣講。他其實跟我同齡，我們的對話也就發生在幾個月前，與black lives matter共同生長的年代——我旁聽著竟沒覺得多意外。彷彿他說的是一種與大自然同在的常識。
這麼多年，這麼多與黑人有關的電影，大家看了哭了沉默了憤怒了，Instagram上的tag此起彼伏。 然後呢。如今黑人移民的處境有所改善嗎。
我在香港最冷的一天早晨去看令人心冷的《兩小無懼》。 盯著Lokita幾乎不曾展開的焦灼眉頭，我的心也一直被拿捏揉搓，直到她被槍斃成泥灰飛煙滅。我忽然記起多年前看過的《一諾千金》。那是戴丹兄弟90年代的舊作。那部電影裡也講了在比利時的非法勞工。其中有個來自西非的強悍女人不好唬弄。她的丈夫不見了。她執意要把他找回來。直到最後她才知道他死了。他就是被那個收留他們的白人房東給害死了。她知道真相後反而柔下來。什麼也沒有說。只是走在長長的通道里。《一諾千金》給我一種難以言說的哀慟，而《兩小無懼》則讓我倒抽一口冷氣。兩者敘述的黑人苦難不盡相同卻又如此相似。 他們冒生命危險，遠走他鄉尋找一個在歐洲的新身份，最後卻被歐洲人玩弄背叛欺騙宰殺。我很奇怪為什麼這類敘事可以一次又一次擊中我，擊垮我。或許因為我看到了我自己。以及不斷漂泊從中原到北方再直衝南下的父輩。中國人的苦難竟是在祖國內部反覆遷移，只為打破低端祖籍的緊箍咒，求一個一線城市的高端證明。扯遠了。還是說回黑人吧。
我在2022年看了《兩小無懼》。距離《一諾千金》的上映已經過去了26年。多年過去，如今，黑人苦難竟然仍可以是一種景觀存在於文藝界。除了戴丹兄弟，還有不少反映黑人問題的電影及其他藝術作品。我無法解答的是：反映社會問題的藝術作品僅僅只停留在一種反映了嗎。為小眾群體爭取話語權的藝術家除了因此而得到藝術界的讚揚，對那些被凝視的群體是否有實際的説明。Lokita倒下了，還會有其他人站起來嗎。
這些問題在我看完《兩小無懼》後不斷回蕩。反反覆覆。於是我只好把它寫下來。 讓它不再阻礙我。然而，寫下來，然後呢？ 然後呢。
程皎暘
香港大學文學碩士，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入圍台灣時報文學獎，已出版小說集《危險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