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周刊》

2022/09/26  出版

艺考培训机构“影路站台”创始人杜英哲被指多年侵害女性，却得以长期隐藏幕后，背后是复杂的艺考江湖

9月23日，杜英哲被刑拘后，影路站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的教研中心办公室已空无一人。图：滑昂

文｜财新周刊 蒋模婷 黄蕙昭 王伯文 冯华妹 周信达，包云红、王雪一（实习）

一起看似偶然的大学生盗取私照事件，最终牵出罕见的集体举报猥亵性侵，矛头直指国内影视艺考培训机构化的领军人物。

9月16日，北京电影学院（下称“北电”）学工部发布公告称，该校2020级导演系本科生赵韦弦以跟朋友做软件需要用户测试为由，向他人借百度网盘账号并下载照片，引发社会关注。对此，学校成立由相关部门和院系组成的专班开展调查。

9月21日，调查取得进展：北京市公安局官方账号“平安北京”发布通告称，针对网传某高校学生赵某某（男，20岁）违法情况，经警方初步查明，赵某某涉嫌相关违法犯罪，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这份通告还披露，对于网民举报某艺考机构人员杜某某涉嫌违法犯罪的线索，警方正在调查中，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处理。9月22日，“海淀公安”通告，经进一步调查取证，已将犯罪嫌疑人杜某某（男，40岁）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杜某某即在2002年创办艺考培训机构“影路站台”（下称“影路”）的杜英哲。同期学员向财新确认，赵韦弦曾于2020年在影路接受培训。9月19日—20日，个人公众号“施子怡”多次发文，指控杜英哲利用职权之便，性侵、性骚扰多位女学生、女员工，其中不少是未成年人。

2020年影路某次教学活动。杜英哲（右）曾是赵韦弦（左）的艺考培训老师。图：受访者提供

目前，10名影路前学员、前员工、北电毕业生参与实名举报，另有11名匿名举报者。举报发起人告诉财新，目前已收到28篇举报者投稿，举报事件发生时间横跨15年以上。多名举报者向财新讲述经历并出示聊天截图、照片等，称杜英哲对其长期进行肢体猥亵和言语骚扰，部分人反抗后还遭遇杜引导机构内其他员工、学员对其孤立打压。

文章作者施子怡是此次集体举报的三位实名发起人之一，原为北电2021级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学生，在举报事件之前已因个人原因退学。另两位发起人为南京传媒学院2020级摄影系学生隋宁昕和南京艺术学院2020级戏剧影视文学（影视策划与制片）学生刘涵菁。三人均曾在影路接受艺考培训。

隋宁昕告诉财新，赵韦弦事件发酵后，他深知杜英哲所作所为远比其学生恶劣。多名影路前员工、前学员、北电毕业生为类似原因联合起来，发起此次举报。

对部分侵害事实，杜英哲本人已经在社交媒体有公开表态。9月21日晚，杜英哲通过微信朋友圈表示“向被伤害过的人真诚地道歉”，称“目前指责我的这些行为存在夸大和不实，但我不再发反驳，做错了就是做错了”，还称自己“已经完全社会性死亡，永远不可能再从事任何教育、影视的工作”。

杜英哲与其创立的影路在业内颇具知名度。他在圈内有一更响亮的名号：“影视艺考第一人”。杜英哲是北电2001级文学系本科、2018级文学系硕士毕业生，还是动画片《小鲤鱼历险记》的编剧之一。

杜英哲何以横行多年而不被曝光？多名影路前学员、前员工向财新表示，杜英哲猥亵、侵犯女性的传言早已有之，甚至可以说在机构内无人不晓。但杜英哲利用其在艺考生群体前的绝对优势，对受害者施加精神控制，并让不少受害者自我洗脑，甚至转而成为加害者。而在法律界人士看来，国内相关法律保护不足，维权难度大，容易遭受舆论伤害，也让当事人面对侵害时难以下定决心反抗。

另一方面，亦有多方声音强调，知名艺考机构“翻车”与创始人多年有恃无恐，折射了艺考招生问题之冰山一角：招考标准不一、信息不对等，给部分培训机构卖弄权威、兜售高价课程以可乘之机；随着艺考生源不断扩大，招录名额不能同比例上升，而招考过程封闭、高校自主权滥用，更令系统“藏污纳垢”、滋生各项复杂隐秘的利益渠道，由此令一些学生在踏向文娱圈的第一步便误入歧途。

侵害为何“隐形”

杜英哲与影路在艺考业内颇具知名度。作为北京最早一批艺考培训“吃螃蟹的人”，杜英哲以“影视艺考第一人”闻名，其创立的影路在业内曾长期占据龙头优势：综合一名院校招生人员回忆和影路招生宣传，2015年，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影视编导方向拟招25人，其中影路学员约占一半；2016年，北京电影学院有七个专业超过20%的新生曾在影路培训。

然而，来自前学员、前员工的集体举报，揭露“第一人”的另一面。多名受访者向财新表示，杜英哲曾对数名影路前学员和前员工施以摸头、摸背、摸大腿等肢体猥亵和“胸围多少”等言语骚扰，并多次以试穿艺考面试服装为由直接触碰学生胸部等身体部位，或诱使学生在其面前洗澡、换衣等。杜英哲还以辅导写作为由，引导学生描写暴力、色情情节，并打探学生私人问题和感情经历。

性骚扰举报涉多名受害者，时间跨度长达十余年。舆论风暴中心的杜英哲究竟何许人也？而若指控属实，其多年侵害行为为何横行无阻？

财新了解到，杜英哲为北京电影学院2001级文学系本科生，而早在校园期间，性别暴力的恶名便伴随杜英哲。不只一名杜英哲的大学同学指认其当年有“在宿舍打女朋友”，还喜欢“骚扰女孩”的行为；还有当事人对财新指控当时受到过杜英哲的侵犯。跻身艺考培训界后，杜英哲的此类传闻不减反增。

但上述传闻当时并无当事人出面揭露。一位艺考培训资深人士罗文（化名）更向财新直言，杜英哲骚扰女学员在圈内早已不是秘密：“给我的感觉是他们机构里的人都知道，圈里很多人也知道，但大家都笼罩在一种奇怪的氛围里，没有人觉得有什么。”罗文曾与杜英哲有几面之缘，且辅导过多名在影路上过课的女学员。

何谓“奇怪的氛围”？影路前员工江苑（化名）告诉财新，大概率是在杜英哲本人的默许下，经过多次传播和扭曲，“（影路里）流传着一种想法，只要你被杜英哲看中了，愿意跟他干那个事，就能获得好处，甚至就能考上。但在我看来，杜并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罗文则认为，杜英哲擅长捕捉“对考学目标有非常强的意愿”的学员。“我认为他是有恃无恐的，因为他选中的学员都有求于他，自己也非常想考上，有可能杜根本就不觉得他在强迫。”罗文说。

值得注意的是，影路面向备战艺考的高中生，学员绝大多数未满18岁；同时，影路倾向于聘请近几届的优秀考生，尤其是在校大学生担任教师。这意味着影路的学员、员工，大多数在年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方面较为弱势。

据多名举报人描述，利用其教师身份和地位，杜英哲喜好在学员面前将性爱、暴力等“成人元素”渲染为“学艺术”和“艺考培训”的一部分，粉饰自己的不当言行。“从高中校园那样一个封闭的环境，突然接触到这些东西，真的会觉得是自己有问题。”一名影路2018年学员向财新表示。

这从杜英哲事后的自我辩护中也可见一斑。遭举报后，9月19日晚，杜英哲在微信朋友圈称：“我在艺考中的教学方法的确很有争议，但也很有效果，因为天真单纯的考生在艺考中是没办法竞争过接触过成年人世界的考生的。”9月21日，杜英哲再次发声，强调无论“重口味教学”还是“顾问制度”，“根子上就是利用人性中恶的一面让学生艺考成绩更好，最终这种对恶的失控利用，也吞噬了我”。

不少曾遭受骚扰的学员，后来却成为影路员工，杨玲（化名）就是其中一员。2012年暑假在影路培训时，杜英哲提出帮当时17岁的杨玲试穿面试时的衣服，趁机抚摸其身体。“那时真的会有一种错误的反应，觉得他是老师，我不能太小气；甚至给自己洗脑，觉得他只是不小心碰了一下，还是为我好的。”

杨玲后续在影路任教期间，又曾多次听闻杜英哲性骚扰的流言。但和许多同事一样，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沉默，更不愿主动打听。“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忏悔和反思的事情。我的遭遇，我自己消化了；听到的流言，又觉得没有看到受害人站出来，慢慢地把自己的底线越抬越高，甚至习惯了（杜英哲）就是这样的，没有人敢跟他说‘你不要再这样说话了，你这样很恶心’。”

直到2017年，杨玲的朋友、另一影路前学员告诉她，杜以老师身份性侵她后，又以“追求者”身份与其长期维持性关系，再经过向自己的学生求证，杨玲才意识到，杜英哲对女学生、女员工的骚扰很可能是长期、普遍的。“先以老师的身份打着‘帮你’的旗号，然后以喜欢为借口，打着‘恋爱’名义继续关系，这是他最熟练的套路。”她总结道，“另外，他总是利用老师的权力，把学员哄骗到私密场所，被威胁强迫也不敢反抗，最后让他得逞。”

杨玲还补充说，一些人受到骚扰后“真的对杜投入了感情”，陷入复杂的权力关系和情感中，乃至觉得自己“不干净”，耻于向外界提起。她还提到，自己曾亲自质问杜，杜反手拿出大量录音、照片、视频，炫耀女学员与其发生关系是出于“自愿”。

“权力控制关系下的性骚扰中，受害者认为对加害人产生感情，甚至发展成恋爱关系，是比较常见的。这是因为她们要合理化受到的伤害，应对可能的污名化。”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首席督导，反家庭暴力、妇女儿童权益保护资深援助律师李莹说，“同时这也给后续维权带来很大困难。”

隋宁昕还称，影路经常选择“非常规”的培训地点，这给杜英哲提供了很多私下接触女学员的机会。在影路培训的一年多，隋宁昕先后在机构内、酒店房间、杜英哲的私人房产内上课。影路还会提供“海外营”课程，学员可选择前往海外，辗转多个城市“边玩边学”。2020年，隋宁昕便参加了泰国“海外营”，观察到杜英哲“每晚都会半开玩笑地邀请女学员一起游泳，还有个别女学员曾被他单独邀请去海岛别墅里玩”。

举报者常提及的另一情况是，以影路核心领导、杜英哲妻子身份出现的陈昕，对杜默许、纵容甚至疑似帮助。

据影路前学员、前员工吴珊（化名）描述，2015年，她和另一名学员在影路培训期间被杜在隐私部位画画并拍照。由于陈昕在场，吴珊一时甚至未觉有异。“他们类似于老师和助教的关系，语气非常正经，就好像两个老师让你一起受罚，他妻子的表现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多名陈昕的大学同学告诉财新，杜英哲事件发酵后，同学群内纷纷呼吁陈昕站出来“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截至发稿她尚未露面。但有陈昕的另一同学为其辩护，称“她只是在杜这个畜生长期强势PUA（情感操纵）之下改变了，她其实是最大的受害者”，陈昕几年前已与杜英哲离婚，且“现在还没有做好开口的准备”。9月21日，财新曾拨通陈昕电话，她在问明来意后挂断。

江苑说，自己曾目睹杜英哲多次辱骂陈昕，但大量学员、员工的描述又共同指向她可能在杜的性骚扰行为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

江苑提出，这或与杜英哲擅长精神控制有关：“他习惯性地贬低他人、吹嘘自己，比如说你这个人一无是处，离开影路什么都不是；或者说自己有多么厉害、认识多少人。”

他认为，这最终形成了对受害者的系统性压迫，“影路的所有员工都很怕杜英哲，那种害怕完全不同于正常人对领导的态度。在那种氛围下，不少人沉默、纵容甚至帮助杜，哪怕自己也是受害者。”

“和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场所性骚扰不同，教育机构和职场里的性骚扰、性侵害，往往具有行为的非典型性、软暴力性和权力控制性。”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向财新表示。

吕孝权分析，传统意义上的性骚扰、性侵害案件中，行为人对被害人施加的骚扰或者侵犯一般都是通过直接肢体暴力实施的，而教育机构的性骚扰、性侵害案件中，一般没有直接的肢体暴力，行为人通常是利用其与被害人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关系或者特殊的职权便利，通过对被害人施加权力控制、心理控制、精神强制等方法，使被害人不敢反抗、不能反抗、不知反抗，进而达到骚扰甚至性侵害的目的，也因此更具隐蔽性。

他还表示，目前国内相关法律制度的构建滞后或缺失也令受害者维权困难。“比如，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性骚扰防治法或者反性骚扰立法，对诸如性骚扰的定义和类型、构成要件、专门机构、防治措施、救济途径、处理流程、保密和防报复、举证责任分配、法律责任承担等关键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只在《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里作了一些原则性规定，由于缺乏配套制度，可操作性、可执行性不强，防治效果也就会大打折扣。”

在此背景下，此类案件受害人败诉居多。吕孝权认为，举证责任分配不公是一个重要障碍——因为跟其他侵权案件相比，性骚扰案件有隐私性、隐蔽性等突出特点，尤其是在权力不平等关系下的案件更为明显，受害人的举证能力更加不足。

“此前影路的学员、老师，一直害怕做出头举报的人，会孤立无援、缺乏证据，甚至被报复。”江苑如此解释此前集体沉默的原因。9月22日，在北京海淀警方明确将杜英哲依法刑事拘留后，多名举报者向财新表示“备受鼓舞”，将继续寻求以法律途径追究杜英哲的责任。

“影视艺考第一人”神话何来

杜英哲多年来肆无忌惮，与他和影路在艺考培训业内的“权威”不无关系。

“从艺考行业发展上看，杜英哲是国内影视艺考机构化的第一人。”江苑说。杜英哲作为核心创始人的影路团队创建于2002年前后，彼时以编剧工作室团队形式存在，兼顾培训。2007年起，团队试水正式招生。2008年，北京影路创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杜本人任监事，持股10%，业务头衔包括校长、教学总监、教学总顾问等。该公司于2018年7月26日正式注销，影路团队成员2017年4月另外成立了北京影路站台影业有限公司。

所谓“艺考”，多指独立设置的音乐学院、美术学院、舞蹈学院、传媒学院等艺术类院校或各大院校艺术系自主进行的艺术专业考试（报考专业在生源省份有统考的，须先通过省级统考），考试合格者获得各大艺术院校专业合格证。高考时，考生需持校考合格证才能报考对应院校，高考成绩出来后，各校再按照文化分、专业分的不同比例折算，择优录取。其中，影路等艺考培训机构重点聚焦校考，即帮助学生考取艺术院校“专业合格证”。

罗文告诉财新，一直到2018年，若论学员成绩，影路在编导类艺考培训中堪称“一家独大”，直到近年才有竞争者出现。

现为影路法定代表人的陈昕，可谓杜英哲最早的“学生”。据陈昕的同学回忆，陈昕入学起就对外称杜英哲是自己的男友兼师兄，两人是河北承德老乡，杜曾经辅导她参加艺考。

陈昕的另一名同学回忆，约在2005年，杜英哲牵头找了2001级—2004级北电的在校学生，以及部分中戏（中央戏剧学院）、中传（中国传媒大学）的在校学生，逐步搭建了首批培训团队。刚开始，影路的教学地点位于北京昌平区天通苑小区内、杜英哲与陈昕共同租住的房子里，“后来搬到大一点的房子，再后来到教学大楼，还到海外教学”。多名北电毕业生印证，陈昕毕业后不久与杜英哲举行了婚礼，两人成为影路核心人物。

“影路有两个特点，一是专门瞄准中戏、北电、中传、上戏（上海戏剧学院）、国戏（中国戏曲学院）‘五大名校’考证培训；二是大量聘用艺术院校在校学生做培训老师。”江苑告诉财新。

彼时，艺考培训行业气候未成，鲜有机构针对“五大名校”各专业报考策略开展系统性研究和培训。影路作为首批“吃螃蟹的人”抢占了先机。“影路每年都会让参考的学生记真题，分析院校在这个专业上开设的新课程，研究不同招生老师的出题倾向。”江苑说。

江苑认为，那几年影路的核心优势是通过往届学员和在校大学生积累的“信息差”，“比如学院老师在课堂上无意透露只言片语，影路的学生就会马上记下来”，且策略清晰，专攻“五大名校”，更重要的是没有竞争对手，让影路一度“风光无限”。

据江苑介绍，2010年后，影路每年招生人数稳定在300人以上，巅峰时可达四五百人。当时，即便“五大名校”艺考每年的报名人数也不过刚破万，艺考生群体仍是小众，这一学员规模已属业内翘楚。

杜英哲对此颇为自得。“杜经常说‘我要当电影界的教父’，说若干年后，影视界将都是他的学生，他会成为圈内的大人物。”江苑说。

但随着竞争者出现，影路“神话”逐渐破灭。“2015年前后，影路已经不能形成垄断，越来越难在‘抢生源’上胜出。”江苑说。

丧失学员数量优势后，影路在市场上率先推出“一对一”模式，首创“顾问”制，收费跃居业内“独一档”。

据影路官网发布的招生简章及前学员介绍，目前影路的收费模式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交19800元或9800元，上为期20天或10天的单期体验课。第二种是交99800元成为“元年组”学员，概念类似于“VIP班”。元年组学员可以任选该学年机构提供的所有课程，且机构承诺为学员提供定期学习指导，协助考生制订学习、志愿、考试计划，并配备专属艺考顾问老师，根据顾问老师资历，另收取几万到十几万元不等顾问费。第三种模式，是在学员文化课成绩达到一定分数的基础上，机构与学员签订“定向协议”，即“包过”班，学员支付十几万到数十万元费用，机构承诺帮助学员最终考上某一档次的院校，否则退款。

“几乎没有机构收得像影路VIP班那么贵，顾问也基本只有他们在搞。”罗文说。他说，影路单期班收费与行业平均水平一致：在北京参加2—3个月艺考培训，通常花费七八万元。其他城市的同类培训机构要便宜得多，“从高一到高三下来顶多收两三万”。

多名影路前员工和业内人士称，杜英哲常吹嘘自己在艺术类教育圈交际广泛、影响力大。也有人揭露其曾给学员灌输艺考充斥“潜规则”的错误观念。杜英哲事后也在社交媒体上辩称，“天真单纯的考生在艺考中是没办法竞争过接触过成年人世界的考生的”。

“大部分商业培训班，都遵循着‘尽人事，听天命’的规则，但我总希望能为学生逆天改命，获得更好成绩，这导致教学上超出了一个商业培训班的边界，同时也破坏了师生关系的边界，”杜英哲在回应中写道，“无论是‘重口味教学’还是‘顾问制度’，根子上就是利用人性中恶的一面让学生艺考成绩更好。”

“这些话都是他写给外行看的，完全是为自己找借口。”江苑评价杜英哲上述回应时说，“艺考根本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必须要接触‘人性恶’，那纯粹是他的个人癖好。”

新冠疫情以来，线下艺考大面积取消，艺考培训行业随之遭受冲击，影路也未能幸免。2020年，北京电影学院取消了戏剧影视文学、影视摄影与制作、艺术与科技、电影学、摄影、影视技术、广播电视编导7个专业校考；中国戏曲学院取消了戏剧影视文学、艺术管理、动画、绘画、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6个专业校考。中央戏剧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高校亦有招考政策调整。

从股权关系看，2020年11月，北京影路站台影业有限公司原大股东杜清林退股，陈昕首次参股，集中获得主要来自杜清林的95%股权。多名接近杜英哲的人士向财新确认，杜清林系杜英哲之父。2021年12月29日，公司决议解散。2021年5月，北京影路站台影视有限公司成立，陈昕仍任执行董事、经理，但持股降至10%，持股90%的控股人为赵金平。暂无明确证据显示赵金平与杜英哲存在关联。

知情人士称，早在此次风波之前，杜英哲已不再看好艺考培训行业，逐步退居影路幕后。但几位疫情后入学的影路前学员表示，直到2022年，杜仍然不时在影路的教学活动中出现，其骚扰行为也没有中止。

9月21日，财新走访影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的教研中心办公室，发现大门紧锁，无人在场。

冰山一角

值得注意的是，影路正式成立的2008年，正是中国“艺考热”升温阶段。十余年间，中国艺考报名人数一路走高，到2020年，全国艺考报名人数达到117万，相当于每10名高考生，就有1人报名艺考。但因招录名额有限，影视艺术“五大名校”报录比更是居高不下，2022年，中传校考报名人数为5万余名，招生895人，报录比约56∶1；北电校考报名人数超过2.8万人，招生604人，报录比约47∶1。

经久不衰的“艺考热”，衍生出巨大的艺考培训产业。据共研网整理，2021年中国艺考培训人数达103.5万人，较2020年增加3.6万人，同比增长3.6%；艺考培训机构数量达5494家，较2020年增加1010家，同比增长22.5%；艺考培训市场规模达535.6亿元，较2020年增加31.1亿元，同比增长6.2%，预计2022年将达到573.8亿元。

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在考试方式、考试内容与投档录取方面与普通类专业有着明显差别。然而，巨大的蛋糕下，高校艺考的“自主性”，也成为一把双刃剑——因招考规则复杂、信息不对等、过程不透明，各类艺考乱象屡见不鲜：从公开信息可知，时有艺考机构以保过、内部渠道等噱头“收割韭菜”，或有院校教师借命题、面试之便私自敛财，更有部分艺术院校公然贩卖艺考合格证，价格从数万到数十万元不等。

“性骚扰问题追责是第一步，我们还希望追问，影路包括杜英哲本人，是否存在和高校利益互通的行为？”一名影视专业学生向财新表示。

东部某省考试院特殊类型招生相关负责人告诉财新，艺术院校招生中，校考“藏污纳垢”的确由来已久。近年来，四川音乐学院、湖北美术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一众知名高校都曾出现涉艺考招生的贪腐要案，涉案者从校领导到院系领导再到教授、讲师均有。

最近的细节曝光，可以四川音乐学院为例。据经济观察网，2020年6月30日至7月10日，该校声乐系三位教授——杨婉琴、费莉、邓芳丽，先后被纪检监察机关带走调查。其中邓芳丽刚调任声乐系副主任不久，报道引据熟悉她的人士表述，“她原来在美国生活，临近招生考试季前，不顾家人的劝阻，着急回国，说要回去‘割麦子’”；相关举报材料还称其对省外考生“明码标价”，从18万元/人涨至25万元/人。

“这种‘割麦子’，一般都是两头拿钱。”前述招生负责人表示。涉及邓芳丽的举报材料亦称，环绕其人的培训机构也需要向她“进贡”钱财，“给钱多的，多给名额”。如此，家庭成了校考合格证交易中的“个体户”，而培训机构成了“批发商”。

2015年，四川音乐学院原党委书记柴永柏落马，罪责亦曾大量涉及招生腐败。三教授被查后，2021年，四川音乐学院所有艺术类专业取消校考。根据今年的教育部最新名单，四川音乐学院已经不再属于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彻底失去了自划线的权利。

在这个生态中，培训机构的天然“优势”，在于身处圈内，既可以提供“门票”的交易窗口，也可以借信息差本身设置梯次收费牟利。更恶劣者，个别机构可能直接与院校教师、招考人员勾结，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输送渠道。

例如，2015年震动艺术教育圈的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原院长孟新洋受贿案中，孟曾通过艺考培训班，向多名学员收取数十万元“课时费”。2016年3月，北京市委四个巡视组对北京电影学院的巡视反馈称，该校招生腐败治标未治本，一直没有出台相应的制度规定加以约束，艺考背后腐败风险依然存在。许多培训机构网站上都有电影学院老师的身影，从未采取主动措施加以整治，即便是查实的情况，也未进行严肃处理。同时，艺考过程中存在递条子、打招呼现象。

又例如，2019年的江苏对口单招美术艺考，也因考题要求突变、考场出现异常画作、一家画室独揽高分等现象，令组织考试的南京艺术学院深陷“艺考黑幕”争议。但针对各方质疑，当时江苏省教育厅等官方表态并未一一给出明确回应。

业内观察人士认为，近些年来艺考培训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在高考指挥棒牵引下，出现大量“半路出家”的艺考生源。这类家庭多因学业成绩不佳，较晚才转投艺考，对各种隐秘通路，更加敏感也更有动力。这催生行业的膨胀，也让交易方式越来越粗暴直接。

贪腐频发之下，2021年9月，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表示：“加大违规违纪查处力度。对在艺考招生中有违规违纪行为的工作人员和考生，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严格开展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和专业复测，发现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一律取消入学资格、录取资格或学籍。”

此外，2021年以来，教育部门先后对普通高校体育类、艺术类专业考试，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艺术团作出规范计划，要求到2024年，艺考省级统考全覆盖、文化课成绩要求大幅提高，回归公平成为既定思路。在这样的规划下，考试生态正在发生剧烈调整，相关培训也如传统学科一样，出现了久违的降温。但如2021年推出的足球统考标准引发巨大争议，新模式的科学性仍在经历考验。

前述招生负责人认为，就教育规律而言，学业成绩和艺体天赋很难同时兼顾，所以不设统考、放权于学校自招，是提升人才选拔效率的正常举措。可惜的是，实践最终体现为腐败横生、模式畸形。另一面，现有的改革规划，实际是依靠高考指挥棒的进一步加强，在现阶段强行维护了公平，但对于塑造艺体人才健康的培养生态，还远远称不上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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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吴秋晗(ZN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