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徵:他們對胡適都沒有研究,有什麼資格批胡適呢?——大師素描•容庚(之二)
【一】
嶺南大學讓容庚先生住九如堂。
那是一座兩層的小樓,深綠的琉璃瓦頂,暗紅的磚牆,裡面大概有兩百平方,外頭是四季常青的花園。
1949年,江山易手。第二年夏天,廣東省政府規定所有高等學校都要開政治課。嶺南大學是教會學校,學生也得學新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隨後全國「院系調整」,政府的高校吃掉了所有私立院校。
1952年冬,公立中山大學從石牌搬進嶺大校園,廣東最優秀的教會大學消失了。從石牌過來的王起教授繼續當中文系主任。容先生不再擔任行政職務,變為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就在院系調整的時候,全國大搞「思想改造運動」,各個學科的讀書人都得學政治,改變自己原來的思想。但院系調整取消了政治學、人類學和社會學之類學科。現代政治學是洞察力很強、論證特別嚴密的社會科學,需要學者專門研究才能達到像樣的水平。砍掉高校的專業研究,卻要全國教師、學生學政治,不知政治理論從哪來?
容先生不喜歡政治學習,跟別人說:「過了六十歲的人,不用再學了,即使參加學習也是騙人騙自己。」這樣的講法不全對。好多老學者經過「改造」,幾乎成了另一個人。他們未必真想通了,實際上主要是改變了態度:大家一起按上頭定的調子講話寫文章。中國士風為之一變。但容先生不願改造思想,所以保持了原來的率真,跟陳寅恪教授等幾個老古董,成為中國學界的另類。
1954年冬,毛主席下令批判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於是全國高校老師學生一塊口誅筆伐,批判會和批判文章不計其數。容先生在北大念研究生,胡適是那裡的教授,以後容先生在北平做事,兩人一直有些來往,還為《紅樓夢》打過筆仗。
看到大家吵吵嚷嚷罵胡適,容先生老實不客氣地說,胡適並不搞唯心論:「胡適的治學主張‘拿出證據來’,是實事求是,是唯物主義的。」相反,中山大學的教師不下工夫看材料,就跟著上頭的講法寫批判文章,「十篇有九篇是唯心的」。「他們對胡適都沒有研究,有什麼資格批胡適呢?」
【二】
社會和機構都要管理。但管理的權利並非憑空而來,而是被管的人給的。公民選舉官員,員工跟雇主簽約,就是把自己的一些權利交給他們,承諾在法律或者合同講明的範圍內服從指揮。一個機構當然可以叫僱員按合同做事,但恐怕沒有權力要他們在契約規定之外批這個批那個,更沒有權力要他們在大會上受辱挨鬥。
批胡適的運動還沒有鬧完,就開始收拾胡風,很快又變成「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好像到處都有潛伏的破壞分子。
在中山大學,有人說原來嶺大的教授搞「嶺南小集團」,想復辟教會學校。黨委搞了肅清反革命展覽,擺出一批槍支彈藥,證明學校里真有暗藏的破壞力量。容先生去轉了一圈,搖著頭跟人說:那些槍是過去嶺大學生操練用的,「都是學生軍訓用的爛槍」,「是從井底起出來的,不是特務用來活動的。」
他是嶺南大學的教授,在肅清反革命運動中受懷疑。現在容先生的檔案裡還有子女監視他的報告。他是個老派學者,對孩子挺嚴厲,子女都怕他。容先生很用功,多數時候在書房裡做事,到吃飯孩子才見到他。六個孩子裡有三個共青團員。領導找他們談話,他們不敢不服從,告發父親實在是身不由己。
【三】
「肅清反革命」以後,中國的讀書人幾乎全部打蔫。
1956年4月,毛主席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隨後,他明確講:「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
5月,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來到中山大學,在禮堂鼓勵教師們「大鳴大放」。他說:「黨準備整風,我們自知有病,請大家來會診一番,免得小病變成大病。……請大家盡量揭露我們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矛盾暴露出來之後,才好解決。」
這個會開了整整一天,好些教師當場就把悶在心裡的怨氣吐了出來。大家已經憋了很久,防川的閘門一開,各種批評像洪水洶湧。
容先生寫了大字報,題目是《秘密秘密,多少罪名假汝以行》,說「中大肅反百分之九十是搞錯的」。「抓反革命只是公安機關的事」,學校沒有權力整人。這個講法有道理。司法部門以外的機構給人定罪,顯然是越權。要是大家都看到這一點,不知能減少多少災難。
這一年9月,中文系古文字學研究室訂計劃,草稿上說「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學術自由,百家爭鳴,能用馬列主義指導當然很好。但容先生用傳統辦法做學問,又認真率直,不願蒙混,覺得計劃上這麼寫,研究就得這麼幹,那麼他的舊學就沒法做了,所以要求刪掉那句話。其實世道變了,很多人只是把那種講法當口頭禪。容先生太死心眼。
好景不長。第二年6月,當局說提意見是向黨挑戰,要反擊「右派」的進攻。於是學校又成了整人的機構。中文系一批教授被定為「右派」,降級、不准上課、甚至趕到鄉下。當然,這都是上頭指揮的。大鳴大放那一陣,容先生也沒少提意見,但廣東省委指示,容庚不能划「右派」,所以他沒有落水。
容先生並不知道自己有免死金牌。看到吳重翰教授等一個又一個受懲罰,他拍案而起,公開質問:「陶鑄同志來中大開座談會動員鳴放,說‘言者無罪’,為什麼吳重翰說了幾句就劃為右派?」
容先生覺得那些不幸的同事是聽黨的話才開口提意見,把他們說成「反黨小集團」毫無道理,所以跑到學校黨委書記那裡,要人家改正錯判。
這當然是自找麻煩。結果他自己受到猛烈批判。有一次開批判會,主持人厲聲呵斥:「容庚,你回去寫檢討!」
容先生毫不示弱,大聲回答說:「我沒讀過檢討學專業,不會寫檢討!」
【四】
「反右」還沒有全停下來,又來了個「向黨交心運動」。
1958年5月,中文系規定,所有教師都要寫思想檢查,每人起碼列出自己三百個錯誤。接著學生寫大字報批評老師,敲鑼打鼓送過去,說是給老師的「禮物」。
辦公樓門上貼了對聯:「批評始覺人情厚,改造應先暴露深」。橫披是:「興無滅資」。這是當時的流行語,意思是發展無產階級思想,滅絕資產階級觀念。老師們在那裡等著接受學生的「禮物」。大字報來了,好些教師照例對年輕人表示感謝。一位教授當場賦詩:「鑼鼓聲聲送好音,深山採藥意何深。脫胎換骨非難事,莫負青年一片心!」
「送禮」之後,幾個學生去看容先生,老人家不講套話,毫不客氣地說:「口頭上說是送禮、送禮,實際上就是批判,跟批判胡適一樣。」
對於「反右」,容先生還一肚子氣,跟學生說:「右派是你的敵人嗎?我有懷疑。」「他們叫我參加九三學社,我沒有參加,所以沒有成為右派。九三學社的領導人許德珩號召別人鳴放,他沒成右派,別人倒成了右派。要劃誰,誰就是右派。」
其實他沒成右派,不是因為沒參加九三學社,而是因為上頭指示放他一馬,無黨派人士也有倒霉的。「要劃誰,誰就是右派。」要不劃誰,誰就不是右派。
容先生的話傳了出去,好些人覺得不可饒恕,年輕學生更是義憤填膺。兩天後,校黨委召開中文系師生大會,收拾那個口無遮攔的老頭。
黨委書記劉望遠在主席台上對容先生說:「兩條路供你選擇:一是停止挑釁,懸崖勒馬,回到人民方面來;二是繼續頑抗,抗拒改造,向黨進攻。這樣下去必定身敗名裂。何去何從,隨君選擇。」
他明確警告:「你已經到了右派的邊緣!」
坐在台下的容先生馬上大聲回應:「我退休!」
「劃了右派才讓你退休!」劉書記厲聲說。
其實學校領導不敢違反上頭的指示,批駁容先生只是為了平民憤。容先生宣佈撂挑子,學校黨委書記急忙上門,給老頭講好話。
容先生贏了一局,得意洋洋地對別人說:「批判我以後,我憤而要求退休。劉書記連忙跑到我家,和我談到深夜十二點才回去。我就愛聽劉書記和(系黨總支)周辛同志的話,和他們談得來。」
【五】
經過一年又一年的批判鬥爭,從各級學校到政府機關,幾乎所有人都學乖了,嘴巴特別甜。於是,中國成了沒有閘的汽車。
1958年,上頭提出「超英趕美」,甚至明確說要讓中國經濟兩年就超過英國。在那個時候,這當然是笑話。可是拍板的不懂英語,不知道英美是怎麼回事。了解實情的不願講真話,還不敢發笑。於是全國上下一起發狂。中大校園的草坪樹了塊大木牌,上面是激動人心的口號:「奮戰三年,建成共產主義中山大學」。
10月,中文系全體師生坐船到東莞,跟農民一塊搞「大躍進」。他們集中住在舊祠堂裡,到生產大隊的食堂吃飯。飯菜不限量,人人敞開肚皮隨便吃。容先生已經六十四歲,還得跟年輕學生一起下地幹活。
有的老師和學生參加「放農業衛星」:把一塊地裡快要成熟的水稻連根挖起,重新栽種,將所有空隙通通塞滿。再從其他田裡挖水稻,用簸箕挑過來,把騰出來的空位全填上。幾畝田的稻子擠進一塊地,叫「拼塊」。莊稼太密,會發熱,農民就搬來幾部大電扇,從早吹到晚。
上頭的官員來看,畝產近萬斤,表揚「衛星發射成功」,到處宣傳,獎給生產大隊一面錦旗。
這時廣東省委書記陶鑄正好在東莞「蹲點」,就住在中大中文系臨時辦公室邊上。
有次一群學生碰到他。其中一個年輕人對陶書記講:「我們都在農村工作過,一株稻子每穗結谷一百二十多粒,多不過一百五十粒,[畝產]哪能上萬斤?」
這類作假全國到處都是,省委書記顯然知道所謂「放衛星」是胡鬧。他機智地回應:「那是為了破除迷信。有膽量敢想敢幹,大躍進,開展科學研究,產量自然會提高的。」
年輕人不識相,繼續追問。經驗豐富的省委書記很快就把話題轉到其他事情。
容先生一向實話實說。他公開反對「放衛星」的把戲:「我從小在東莞長大,還不知一畝地可以產多少斤稻穀?我就不信有那麼高的產量。」
【六】
除了工業、農業「大躍進」,文化教育也「放衛星」。
去東莞之前,中大中文系的學生就決定,全系三百多同學在兩個星期裡寫三千首詩和五十個文藝節目,歌頌「大躍進」。下鄉以後,他們更加來勁。12月27日,中文系宣佈要放一顆「文藝衛星」:三百多師生一天之內創作民歌五萬首、散文兩千篇。系領導還派人回學校把教師編的講義運來,讓學生批判。然後由學生編教材,要教授、副教授上課照著講。
看到種種胡鬧,容先生實在不願奉陪。他拿舊報紙寫了張大字報,貼到中文系開會的海軍禮堂:「容庚是個瘋子,神經錯亂,言語失常,不堪改造,不堪作人民教師,請勒令回家休養,自謀生活,以免毒害學生。」最後是他端正的簽名。
這當然是捅馬蜂窩。中文系一次又一次開會批評容先生,海軍禮堂貼滿了駁斥他的大字報。
有一次開完批判會,容先生不見了。大家急起來,到處去找,最後在山上的墓地見到他。老人家躺著一座荒墳上,不肯起來。
就在容先生貼大字報那一天,也在海軍禮堂,陶鑄書記給中文系師生作了一次講話。講話稿後來整理發表,題目叫《松樹的風格》,曾經流傳一時。它讚美松樹的堅強,提出「人民需要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去做什麼,只要是為了人民的利益,粉身碎骨,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計」。
這時中國正飛快地滑向巨大的災難,的確很需要知道真相的官員有一點勇敢,有一點「松樹的風格」。可惜願意為人民講真話的官員實在太少。許多批判容先生的年輕人是無知的,那是因為聽了官員和教師不誠實的宣傳。真正勇敢的是像容先生這樣的少數學者。
學生的大字報說容先生長著「花崗岩腦袋」。這也許沒錯,花崗岩比松樹堅強得多。
【七】
狂熱很難持久。
1959年,中國開始陷入嚴重的經濟困難,好些人活活餓死。政府不得不改變做法。1961年,從北京到各省的主事者都承認過去搞運動有錯。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在三個月裡開了五次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公開宣佈:「對思想認識問題,只能採取關心、傾談、切磋、誠懇幫助的辦法,要把思想問題與政治問題嚴格區分開來,今後不能採用大搞群眾運動的辦法來解決思想問題。」
憲法規定,中國公民有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就算有思想問題,也不能違反憲法去壓制。但「把思想問題與政治問題嚴格區分開來」的講法好像不大妥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理應參與政治。人民常有不同的想法,人多意見多。思想問題和政治問題往往沒法分開,實際上也不必分:難道國家的主人不該議論國家大事?
陶書記在會上說:「對過去批判搞錯的,應該平反、道歉,老老實實認錯,......凡是三年來鬥爭批判錯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廣東省委向你們道歉」。
容先生參加了幾次這樣的座談會,親耳聽到省委書記的講話,心裡挺高興。
第二年春,全國科學會議在廣州召開。周恩來總理也在會上對過去挨整的讀書人道歉。容先生是會議代表。開會期間,有一晚看戲,他坐在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旁邊。幕間休息,周先生把他介紹給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康生喜歡文物和書法,在這些方面跟容先生談得來。
會剛開完,康生就到中山大學去找容先生。兩人在學校接待室見面,一起聊文物碑帖。容先生講起自己手上的一個《蘭亭集序》摹本。康生打斷他的話,說那是贋品。
《蘭亭集序》號稱「天下第一行書」,原件被唐太宗拿去殉葬,優秀的早期摹本已是稀世珍寶。容先生對王羲之父子的書法很有研究,編印過《二王墨影》。康生早在延安時期就是讓人害怕的角色。但容先生好像還沒有怕過誰,回應說,他收藏的不可能是假貨。
康生說他在北京看過那個摹本。
容先生毫不客氣地頂回去:「你看到的那個才是假的!」
於是他叫那位中央首長跟他回家去看。到了容宅,康生仔細看了容先生收藏的摹本,口氣軟了,說:「是值得研究研究。」
容先生贏得了中央首長的尊重。康生問他需要什麼幫助。容先生說他在修訂《商周彝器通考》,收集資料碰到很多麻煩,經費也不夠。
康生說,搞這本書可以列入文化部的研究項目,用文化部的名義到各地找材料。他主動提出給容先生寫介紹信,如果收集材料遇到麻煩,就拿著它去找當地黨委宣傳部。
【八】
過了不久,蓋著文化部大印的出差證明和康生本人的介紹信寄到中山大學。康生還給學校領導一封信,叫他們支持容先生的工作。
於是,容先生帶著三個助手出發,用接近四個月的時間,走了十九個省市,到博物館、文物管理機構和考古遺址看銅器。容先生民國時期寫《商周彝器通考》,得到各個機構和收藏家的支持,連福開森、明義士那些外國專家也提供了材料。但1949年以後,容先生需要拓本和照片,各地博物館或者要他辦最煩人的手續,或者乾脆不給,做研究比過去艱難得多。這次不同,拿著康生的介紹信和文化部的證明,容先生要什麼有什麼,各地官員殷勤得很。
在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說,容先生隨時可以用他的轎車,不過容先生從來沒有開過口。他習慣騎自行車。
郭沫若學習古文字的時候,容先生給過他很多指導和幫助。這時郭沫若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威風至極。但容先生不在乎。
有一天,他騎車去司馬衚衕,走進郭家的院子,大聲喊:「郭老,郭老!」
郭太太看見容先生一身白布唐裝,推輛自行車,沒把他當回事,責怪他不經傳達就闖進院子,吵吵嚷嚷,干擾別人午睡。
郭沫若聞聲出來,見到是容先生,連忙把他請進屋裡。
容先生和助手收集了三千多件古銅器的拓本、照片和記錄。老人家很高興,說《商周彝器通考》在字數可以從原來三十萬增加到五十萬,圖片可以從一千增加到兩千。
可惜他高興得太早。後來形勢大變,那本書的修訂沒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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