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小乐说我“双重标准”

这个暑假来了次久违的旅行，一家人去了日本。在东京时有天小乐说我和乐妈是“Double standards”，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小乐想在Animate 买动漫周边，这是她的事，要她自己去想办法（虽然我有规划行程和提供赞助）；而在早稻田大学我们想找个食堂吃饭，于是让小乐去问路；或者在东京酒店check in/out，也是乐妈拉上小乐去办理。用她的话来说：“我的事你们要我自己去办，而你们的事却也要我来做” 。

这是为什么呢？我也有理由，一开始在出行计划时是这么说的：“小乐你英语最好，日语虽然你刚开始学，但家里也是你最好啦，所以语言的问题就得你负责搞定了。” 当时看起来毫无违和感，但在小乐提出异议后，这就成了一个问题。

那么我有双重标准吗？答案是有的。在日常生活中常会有“双重标准”的例子，比如开车的时候，我被超车了可能会说“素质真差，这么近变道多危险”，而自己超了别人车可能又说“哎，前面这车也开得太慢了，不超都不行啊”。

而在日本旅行中小乐提出的“双重标准”问题，细想也是，无论是她自己的事，还是大家的事，我们都会优先考虑让小乐去行动。语言问题确实有托辞嫌疑，自己就算外语再差，也一定能连说带比划把事情搞定。真正的想法是：“哇，这是一个锻炼孩子的好机会”，让孩子去解决真实的生活问题，同时告诉自己“我这是在逼迫她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她需要这样的锻炼”。

要走出舒适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好心”也并没有得到理解，小乐表达了她的抗议。我无法强迫或者以“为了你好”、“锻炼你”的名义去挟持她，真正的动力需要出自她自己，我能做的或许只有“谈谈”。

正好在东京我们还发生了一件事。回程的前一天，我和小乐呆在茑屋书店看书，到了中午，就由我去店里的星巴克买些咖啡和点心充饥。买好后，我端着托盘穿过房屋找到小乐（代官山的茑屋书店有三幢建筑，小乐在距离星巴克较远的一幢），刚想放下托盘，没想小乐指着门上的标识说“不能在店里吃东西”，可她隔壁桌上明明就摆放着星巴克的托盘和食物。我有点恼火，心想“去买的时候你不说，现在买回来你却来说了”。再说虽然门上有标识，但实际上大家没有遵守也没有问题呀，我这也算是“入乡随俗”。于是和小乐说：“星巴克本来就开在书店里，边上的人不都是在吃吗？”但小乐却默默地表示了坚持。无奈我只有接受小乐的坚持，强压住心里的懊恼，一起走出到屋外的休息区用餐。

在茑屋书店的用餐对于我来说同样存在一个“双重标准”的问题。如果人人都遵守这个标准，我想我一定也会严格地遵从，但在看到其他人有违反的“榜样”后，即使店里有显著标识，我会觉得好像也没什么，这点上小乐则比我更为“较真”。

重新思考小乐提出的“Double Standards”。

针对小乐的举例“我的事和你们的事” ，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们出来玩好像你做得最少哎”，但这句话我并没有冲出口，不然就会往冲突方向演进，倾听是首要的。从理智上第一感觉是要区分：“什么是你的事，什么是我的事，什么是大家的事？”“不同的事该使用什么样的规则？”“一家人是否需要分那么清楚？”诸如此类一连串的问题。

要分清是谁的事，很多时候并没有很清晰的界限。比如在书店用餐引起的问题，看起来是我一个人的事，是我单独去买的午餐，并且不打算遵守店中的规则；但我买午餐是两个人用餐，是不是应该算是大家的事呢？可如果小乐说“我肚子还不饿，还没打算吃你就买了”，是不是又变成我一个人的事了呢？有点绕，在《父母效能训练手册》（PET）书中提到的“问题归属原则”可以借鉴：

属于孩子的问题，还是属于父母的问题，并不是说谁惹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属于谁，而要看这个问题影响到了谁，如果不被接受的行为影响了父母满足自己需求的权利，那就是“属于父母的问题”，这必须要由父母来负责解决这个问题。

且不管“买午餐在书店里食用”是谁的事，但因为它的后续发展在我心中造成了一些“不舒服”感，自然成了一个“属于我的问题”，我需要自己去解决它。事情过后，我找了个时间和小乐聊了自己的感受：“在一开始的时候不先提出书店不能就餐这样的问题，让老爸白跑一趟”，“爸爸辛辛苦苦给俩人办事，做了反而还没被说好，感受也不好”。聊着聊着，两人讨论的意见：本来是两人的午餐，或许一开始就应该两人一起去买，这样直接在外面吃就可以了；或者每个人各买自己的，等饿的时候再说，这样小乐可以在自己肚子感到饿时来找我，也不失为一个“锻炼”的好机会。

时至今日我们还是无法完全说清生活中什么是你的事，什么是我的事，什么是大家的事，小乐也还是要不时听我的“碎碎念”，但于我而言，不以“为了孩子好”的名义而去滥用“双重标准”，是我要警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