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至晟／「不勞而獲」的政治狂想 ？ 如何理解無條件基本收入

2016年6月初開始，《報導者》針對近年在國外引發熱議的「基本收入」（Basic Income）制度推出了一系列深入且詳實的報導。這些年來，不論先進國家抑或落後窮國，都在思考如何以一種全新的制度，拯救身處於資本社會中生活岌岌可危的人們。

今年起，芬蘭也開始針對部分失業者發放每人每月560歐元（約新台幣1萬8千5百元）的保證收入，以實驗受試者求職動機的變化。可惜的是，思辯的火花並未燃起台灣民眾的興趣，唯一透過主流媒體映入民眾眼簾的，大概只有睿智的瑞士人如何利用集體智慧，否決這項看似荒唐的公投提案。更有人見獵心喜，將其作為調侃與諷刺理盲又反智的台灣民粹「不努力、只抗議」的最佳事例。

事實上，各國目前正在試驗與推動的基本收入制度，其中的內涵與規定大不相同。本文所欲討論的是「無條件基本收入」（Universal／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以下簡稱UBI）。我希望從兩種意識型態切入，試問它的合理性，並簡單地說明UBI所謂何來。期盼讀者看完本文後，至少能認同 — — 我們絕不該將UBI理解或簡化為只是推崇「不勞而獲」的社會政策。

無條件基本收入到底是什麼？

基本收入制有眾多版本，而我所要討論的是當中最為激進的一種，且與之前的瑞士公投版本最為相似。引用不遺餘力推動該公投的「基本收入瑞士」組織的說明：UBI就是國家每個月一視同仁地發給所有國民一份可供滿足最低生活限度的津貼。當擁有這份收入後，你可以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選擇繼續原有的工作、辭職找下一份符合興趣的工作、開創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業或是去完成人生目標清單（bucket list），當然，你也可以選擇無所事事、慵懶度日。

UBI有一個很大的前提，且是許多人都忽略的關鍵。根據該組織對可行性的解釋，它建立在取消大部分既有的福利支出之上，其中包括「社會基金、額外給付、津貼及養老金」等。《經濟學人》替OECD國家評估了實施UBI的財政狀況，在不加稅的前提下，將「非醫療轉移支付」改以UBI來發放，呈現出7個歐洲國家有足以承擔每人每年1萬美元以上的基本收入方案結果。不過，這些國家的普遍特徵是 — — 偏高的租稅負擔率。

而瑞士在此評估中只能承擔每人每年7,700美元的基本收入方案。儘管在公投前，瑞士NEOPOLIS的調查研究顯示，有64%的歐洲人支持基本收入制，僅有4%的民眾表態通過後會選擇不再工作。2016年6月5日，瑞士人卻壓倒性地否決該公投 — — 以23.1％贊成與76.9％反對的差距，否定了每人每年約3萬720美元的UBI公投提案。在此公投方案需要增加瑞士39%租稅負擔的情況下，我尚無找到當地新的調查研究，來檢證瑞士人究竟否定的是高額度的UBI還是UBI本身。

不過， 瑞士的立法失敗經驗並未促使其他無所畏懼的國家停下腳步，這股浪潮還會持續地在歐洲竄行。若我們想更深入地瞭解UBI，或許可以先從不同意識形態對於社會福利制度的看法著手。以下就分為兩部分簡略地來談其對於社會福利的看法。

第一種意識形態（右派）如何理解社會福利？

第一種意識形態的中心思想為，市場是創造財富與追求效率的最佳場域，只要來源正當，任何經過市場交換的所得皆符合正義。國家扮演過多的角色只會侵害個人選擇的自由，國家唯一該做的事，只有提供市場無法處理的公共財問題（國防、治安、仲裁）。因此，極小化政府、去管制化、均一稅率與去國營化，是此流派的基本政策方向。為了論述方便，以下我姑且將第一種意識形態歸類成右派。

而右派對於社會福利的評價是批評遠大於讚許的。近代新自由主義的巨擘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便直言，福利措施的實際效果，往往和那些出於善意而支持福利措施的人所預期的背道而馳。福利國家所導致的降低誘因、缺乏效率、效能等等缺失，被認為是不平等的真正源頭。

不過，面對貧富差距日益「惡化」，儘管右派表示這正是反映有效競爭的正當結果，但政治上的現實，也迫使右派執政黨必須針對社會安全做出回應。右派主張的，是一種社會安全網的概念。透過資產調查，以現金的方式發放社會救助給貧窮人口。簡單來說，只有當人們生活落入困難時，國家的角色才會顯現出來，例如低收入戶的資格認定與救濟金。

第二種意識形態（左翼）如何理解社會福利？

第二種意識形態肯認市場是創造財富最有效率的方式。不過，他們也確信資本主義本身的機制並無法解決它所產生出來的道德缺陷，尤其在分配財富層面，是製造貧窮和經濟不平等的元凶。而此流派提出的解方就是「國家介入」，認為應制定強勢的社會福利政策和租稅政策。若想要解決不平等的現象，就不能指望資本家的慈善，也不該只仰賴消極的社會安全網，國家必須積極地作為、規範及管理，甚至具家父長式之感。同樣地，為了論述方便，以下我暫時將第二種意識形態稱作為左翼。

也因此，除了右派同意的社會救助之外，左翼更加提倡社會保險制度。其旨在透過集體性的保險分攤個人的風險（失業、失能、傷病等），同時保障或維持退休者的生活品質，也利用各種名目的社會津貼，鼓勵民眾達到特定的政策目標或補償部分弱勢的權益。此外，有關人力資本的投資（義務教育、職業訓練），左翼也沒忘記。當然，此舉利用財富重新分配及累進稅率讓政府完成上述福利的必要條件，也引起右派的強力批判，特別是損害個人自由這點。

有關這點，我倒有不同的見解。去年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周保松來政大客座時提出了一個觀點，其大意為，自由與平等並非是兩個矛盾的概念，左翼追求的是「平等的自由」，其意味著每一個人皆可擁有同樣的選擇權。舉例來說，大家大抵都認同教育的重要，表面上所有人都有讀大學的權利，但實際上很多人是迫於經濟因素而無法就學。換言之，自由的基礎是機會平等、機會平等的體現才有自由。

對UBI的質疑與認同

回到正題。當UBI的概念被提出後，這兩種意識型態可能會如何回應呢？右派最無法接受的，大概便是衝擊人們就業動機這點。只怕多數人都會好奇，一旦民眾不需要勞動便能取得收入，誰還會選擇工作？從美國與加拿大過去針對不同內涵的基本收入實驗結果來看，我們或許還能保有一點樂觀，但以目前來說，尚無任何實證研究可以回應對UBI衝擊的質疑，還有待之後的實驗釐清。

對於右派而言，UBI也並非毫無可取之處。前面提到，UBI建立在取消現有福利制度之上，為了施行種種的福利政策，國家必須耗費可觀的人力與行政成本進行資產調查、資格認定、津貼給付與平息改革所引發的許多社會衝突和對立。這些都是資源與效率的無謂浪費，卻是福利國家躲不開的宿命。

傅利曼在同本書的〈減輕貧窮〉一章曾詳盡地提出「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的想法，這是基本收入的另外一種形式，且與UBI在不排富的全面性實施與簡化行政成本上十分相似。傅利曼認為，這不但能使政府的干預程度變小，還可能更省錢。也就是說，右派在幫行政組織瘦身的目標上，其實與UBI不謀而合。

最後，UBI的確立，某種程度也幫助右派脫離了關於「正義」的辯論戰場。以後任何人不論貧富貴賤，都不再與國家有所關聯，個人的成敗將完全被視為自己的責任。往後競爭的結果，就是絕對的正義。

與右派相反，左翼較為理解UBI的立意。美國著名法政學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是位左翼自由主義學者，其主張的「機運平等主義」（Luck egalitarianism）試圖區分個人選擇、與機運成分對結果造成的不同影響，德沃金認為機運所導致的不平等需要被補償，個人的錯誤選擇則由自己承擔。這延伸到實際的操作上，便是提出降低社經地位和出身背景對人造成不平等衝擊的政策，在幫助底層人民脫貧和階級流動上，UBI也具同樣效果。

但左翼也不是對於UBI毫無懷疑。當人民收到收入的那刻，也是國家無條件放任競爭與廝殺的開始。少了社會安全機制的保障，加上貧富不均的現象也不再會獲得大幅度的改善或導正，那些本來貧困的人們真的會因此過的更好嗎？富裕階級與他們的社經差距就從此正當化了嗎？這是左翼人士必須加以論辯的嚴肅課題。

「不勞而獲」的合理化：名為「人生」的大富翁

最後，我想舉例說明UBI的精神及立意究竟是什麼，部分歐洲人士處心積慮推廣「不勞而獲」的政策到底為哪樁？

大家或多或少都玩過大富翁（Monopoly），從其英文名稱便可知道該遊戲原有警世之意。而在這一個名為「人生」的大富翁中，並不是所有人初始獲得的籌碼都相同，甚至分配呈現極不對等的狀況。

一開始，這款大富翁照著右派自由放任的邏輯進行，但大家發覺，許多土地與財富逐漸聚集到少數人的手裡，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跡象越加明顯。直到某位玩家終於抽到「命運」牌，使多數人有權推選一位具左翼意識的玩家成為主持人，透過他制定的新規則，財富的結構分配產生巨變。不過，遊戲時間一長，重分配的效果也越來越不顯著。

假設甲是財富第1多的玩家，當他過世後，主持人要求他的兒子乙必須先把一部分財產充公，才能繼續遊戲。於是，乙帶著1千萬的籌碼及房地產進入遊戲。丙就沒那麼幸運，他初始的籌碼只有1萬元。在這早已被佔據殆盡的地圖上，他幾乎沒有贏的機會，唯一能努力的只有不要輸。儘管遊戲規定輸家能有無限次復活的機會，每次復活都可以得到5,000元繼續遊戲。不幸地，丙幾乎每兩回合就用罄身上的籌碼。依照他的遊戲歷程，許多有利於中產玩家的遊戲規則是他永遠也享受不到的，而公積金的用途大部分卻都花在那些規則上。

現狀沒持續太久，一張「機會」牌出現在檯面上了。這張牌規定，除了遺產稅、所得稅和少部分規定之外，其餘幫助中產玩家和底層玩家的規則通通得作廢，而那些省下的錢則按每回合平分給所有玩家。於是，丙每回合可以獲得1萬元的收入。現在，他可以選擇累積收入以投資自己，或是買下其他剩餘的冷僻土地。

總之，丙不必再落入每幾個回合就破產的囧境，而可以憑藉著自己的技巧和戰略，在這款名為「人生」的大富翁中拚搏努力。

UBI的立論其實很簡單，它不再那麼在意貧富差距的程度，反而關注身處在底層的人們究竟有無翻身的機會。對丙來說，玩家乙多麼富有都與他無關，就算乙的財產翻倍，只要丙每回合依舊能拿到1萬元，他還是有往上爬的可能性。

UBI的支持者知道，一個人在社會的初始地位對於人的成敗影響太大了，丙並不是不努力，而是只能被迫在命定的社經結構中隨波逐流。

如果右派強調不受國家干擾的競爭，那麼替底層人民爭取一張競技場的入場券，讓個人智慧有發揮的空間，不是反而更有利社會整體的進步嗎？如果左翼重視平等的自由，那麼既有的福利制度真有賦予人們更多的選擇權嗎？

既然社會主義難以爭得大家的青睞，在大家對現有制度都有所不滿的情況下，另一個「第三條路」何嘗不是個可能的選項？UBI可以作為底層人民脫離金錢奴役的跳板，但上方是天堂抑或還是地獄，全憑個人造化。

結論：改革，從理解開始

從上述內容中可以發現，純粹將UBI歸類為左翼思想的延伸並不妥當，儘管國外推廣該制度的多半是自詡為左翼的社會人士，但其實不論左右，均同時對基本收入制度存有期待與擔憂。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才是真正的「第三條路」。

右派認同它能改善既有福利制度的無效率，卻也深怕其誘發人類好吃懶做的天性，導致勞動力市場和國家現代化腳步的直接崩潰；左翼則期待它能使底層民眾擺脫市場力量的控制，有助於人類實踐符合自我意識的選擇與追求，但也懷疑，既有福利制度部份取消後對於社會安全和社會連帶觀念的衝擊。

基本收入制的實益尚無定論，因此才需要以小規模的社會實驗模擬試驗，而它也帶有烏托邦式的理想性、極具潛力。未來，機器人將逐漸取代大部分的勞動力人口，社會與經濟層面勢必得歷經一段劇烈衝擊，社會變遷既新又快，舊有的社會福利結構也該盡早調適。

我認為，基本收入制並不失為一個可能的對應方案，至少，現有對未來科技發展的預估，並不容許人類的政經制度停滯不前。如果我們都能接受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富二代們的不勞而獲，為什麼不能給好逸惡勞的人性一個試煉的機會？

此篇投書的目的，並不是想鼓吹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實行。台灣畢竟不同於歐美國家，實驗結果不能完全套用，我們和他國原有的社會福利制度也不盡相同。只是，當國外誠實面對未來的挑戰時，我們不該將其視為笑料嘲弄。改革，總是從理解開始。無條件基本收入絕不是憑空出現的理想，它既非鼓勵不勞而獲，更不是民粹主義下的玩物。所以，假設讀者之後再次看到有關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報導，只要腦中的第一反應不再是「這群傢伙腦袋到底在想什麼？」，本文便值得矣。

Originally published at www.twreporter.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