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战场——乌克兰一家人的重聚与分离

DOROHUSK （多罗胡斯克，波兰东部一个小镇）  对于27岁的米科拉·沃奇夫斯基来说，一种几乎无法忍受的紧张感几天来一直伴随着他。他像小提琴的琴弦一样绷紧着，此时正和SvD的记者一起，坐在一辆车里，手里紧紧攥着手机。关于乌克兰各个城市的空袭警报的app不断提示着：“现在哈尔科夫的警报再次响起。刚才是在敖德萨。”

对乌克兰的博士生米科拉来说，这些警报都是生死攸关的。他是乌克兰议会主席和几位议员的顾问，此时他在担心自己的所有至亲：母亲、父亲、三个姐姐、四个外甥女和外甥，他们可能会在俄罗斯人的轰炸中丧生。

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刚刚离开家乡：基辅北部的科罗斯坦镇，前往波兰东部。自俄罗斯周四入侵乌克兰以来，炮火像雨点般落在那个小镇。我们此时在寒冷的多罗胡斯克边境口岸等待他们的同时，米科拉正试着通过电话与他们取得联系，尽管有时电话会不祥地沉默着。“现在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但应该已经在路上了。他们必须离开那里。”

接着，他的手机再次闪了一下，一个短信发过来：在科罗斯坦和多罗胡斯克之间的道路上此时混乱一片，所有的车都在往同一方向——向西行驶，而他们全家的车每动一次也就前行驶十米。他们听到了爆炸声，个个都筋疲力尽，孩子们在后座上睡着了。

米科拉说：“一周前我曾劝说他们离开乌克兰。我们知道普京会出手，但没料到是这么可怕的方式。”

他说全家人最后一次聚会是在1月30日，大家一起庆祝母亲娜塔利娅60岁的生日。他把手机里存的母亲手持一大束黄玫瑰，父亲阿纳托利在她身边微笑的照片给我看。还有姐妹们在拥挤的舞池中欢笑的，兄妹俩吃着带有杏仁糖玫瑰的奶油蛋糕的照片。一切恍如隔世：“我觉得像是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过他们了。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每一天都感觉像是一整年那么长。”

我们在边境，坐在车里的等待漫长而紧张。突然，有消息传来：米科拉的一家人排进了另一条蜿蜒的长队里，在他们前面有2000多辆车。好在经过34个小时的旅行，一家人在寒冷中辗转接近乌克兰边境， 在离开战争的路上。

我们所坐的车里开始感受到一种轻盈的气息，米科拉紧握着电话的手终于松开了，自从我们见面以来，他第一次笑了。我们向边境方向开去。

“对俄罗斯的比赛我们会赢！我们会赢得对俄罗斯的比赛！我们会赢的，米科拉叔叔!”米科拉的侄女和侄子玛利亚和索洛米亚兄妹从对面的草坡上向他跑来，欢呼着，高声说道。他们抱住米科拉的脖子转了起来。七岁的玛丽亚穿着浅蓝色外套，戴着厚厚的毛线帽，不愿意放开她的叔叔。

“妈妈半夜把我叫醒的，我当时睡着了。她说我们必须离开，然后我们开了很久的车，路上有好多好多的车。”她说。

在这场激烈的战争中，这个医生之家在乌克兰、波兰边境全家重逢，令人感慨。父亲阿纳托利迈着疲惫的步伐和红红的眼睛向他的儿子走来。他已经三天没有睡觉了，他用疲倦的声音说：“

儿子，我们出来了。我很高兴我们成功地离开了。”

10岁的达丽亚也赶紧上前，紧紧拥抱她的叔叔。14岁的伊万也过来迅速拥抱了一下叔叔，然后6岁的索洛米亚急切地拽着叔叔的毛衣，把他拉到他们坐的那辆车上，米科拉的母亲娜塔利娅仍坐在车后座上。她看起来很疲惫不堪，慢慢从车上走了下来。

沃奇夫斯基一家此时都站在这片草场上，全家重新团聚。几分钟后，泪水从母亲娜塔利亚的脸颊上滚落下来。但她什么也没说，也没有人问任何问题。

他们开的车油箱几乎空了，人人都饿极了。这家人在离开科罗斯坦时，还算赶得及给汽车加满油，取出了钱，也买了些食物。现在已经离开了战区，他们松了一口气，但似乎对接下来去哪里有点迷失。阿纳托利疑惑地看着他的儿子：“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去哪里？”

SvD的记者带着这一家人来到邻近切尔姆镇的一家小餐馆，里面已是人山人海。孩子们点了披萨，慢慢地，远离炮火的紧张心情得到了释放。索洛米亚高兴地给大家看她的粉红色毛衣，胸前绣有的“No drama”。米科拉的父亲阿纳托利是位精神病学家，也是科罗斯坦精神病院的院长，他说此时感觉像在另一个星球上：“三天内，我们的整个生活被颠覆了。感觉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平行的现实中。就在一周前，我们还不知道那时的自己有多幸运。”“此时要离开科罗斯坦已经不可能了。现在，炸弹正从天而降，剩下的人只能四处寻求庇护。”

阿纳托利讲述了他们如何决定逃亡，以及将孩子们带到安全的地方的经过。不过他们的大家庭现在已经分离。此时在邻国波兰的他们是安全了，但院长自己的女儿们却留在了战场，都在前线帮忙。米科拉的三个姐姐此时应该就在为士兵们做饭以及照顾伤员。

“她们是自己选择留下帮助我们的国家，这是应当的。我们把她们的孩子们带了出来，这样她们就可以集中精力帮助士兵们。” 米科拉的母亲，皮肤科医生娜塔利娅说，她当然非常担忧自己的三个女儿：“我希望她们不会死。”她边说边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

接着，院长阿纳托利说出了对他儿子来说是极难过的计划：“我明天就要回国去打仗。只要我们把孩子们送到华沙后，我就去前线。我是一名医生，我可以帮助拯救生命。”

米科拉涨红了脸，他紧张地朝前挨近父亲，劝他不要回去。他转身又对SvD的记者说，他父亲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太好，而且已经62岁了。

米科拉一直不停地劝父亲，但阿纳托利摇了摇头，挥挥手让儿子别说了。轻松的气氛在闷热的餐厅内变得压抑起来。米科拉的眼睛里像是有泪花，父亲阿纳托利扭头看向了一边。

“我们必须阻止普京。如果不在乌克兰阻止他，他会进攻得更远，可能试图拿下波兰，甚至到北欧国家来对付你。”他转向SvD记者说。

阿纳托利说他相信乌克兰能够赢得对俄罗斯的这场仗。并补充说，乌克兰人不可能生活在一个由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否则就是让时间倒退回一百年前，乌克兰人绝不接受。“普京可以轰炸我们的国家，但他不能炸掉我们的意志。我们会赢，然后像凤凰一样从灰烬中涅槃。我们以前就这样做过，这次也一样。”

这时一个孩子手中的电话响了，所有的孩子们都匆忙地聚集在一起，面对正在战场上的母亲的视频电话前。他们对着手机笑着，滔滔不绝地讲述摆脱战争的历程，以及他们现在正在吃 “世界上最好的披萨”。

SvD记者问孩子们无限期地搬到华沙后是否会错过上学时，达莉亚感叹道：“我们可以上网课，老师是这么说的。不过这周没有任何家庭作业。这感觉很奇怪。”

娜塔利亚温柔地看着自己的孙女，让她要有耐心。娜塔利亚说这是她第一次出国，她本来一直梦想着去西欧旅行，体验维也纳或伦敦，在巴黎看看春天。

“但这并不是我想象中的第一次出国旅行，为必须活下来进行的一次出国旅行。不过有一天我们会再次回到乌克兰的家。我相信。”

原文：https://www.svd.se/tarar-vid-gransen-jag-ska-tillbaka-till-kri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