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了平生讀書債，一獄成名太簡單

九旬過眼原容易，一獄成名太簡單。

回憶往事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前些日子 HUGO返國小聚，三五老友少不了一番相談，我儕相交三十多年，很多當年HUGO說過的經典名言，我記得很清楚，他老兄卻忘光光了！

撫今追昔，我們都曾站在時代的轉折點上。高中時，有六四天安門事件和野百合運動，然後有趕老賊下台的國會全面改選、海外黑名單的解除、政治犯的釋放、總統的直選、反對軍人干政、二二八的平反、原住民的正名、警備總部的廢除等等等，都在短短幾年內輪番上演。

那時候，我們正在最愛唱反調的台大校園裡。那是一個你可以嗆聲而不會被抓去關的時代。而且，不論你嗆什麼事，只要對象是國民黨，那你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是站在歷史正義的那一方。

現在想來，怎麼會有這麼容易的事情？

或許是太容易不經思辯就取得正義的發言權，所以我們這一輩往往誤以為自己很進步而自視過高。以致於可能要浪費不少時間，才能幡然悔悟，深自砥礪，再走回真正進步的思考道路。

總之，當年我輩雖然沒有站在風尖浪頭上；但隨大時代的波浪浮沈一番，總是有的。而HUGO的感慨大概比我更多一些！

比如說，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就是HUGO說過：「幹！現在都沒有機會去坐牢了！」

這句話蠻奇怪，但當年的我們均解其中之味。

彼時，施明德也才被放出來。老人們視為亂臣賊子者，學生們奉為民主英雄。我們或有一種時不我與之感懷。萬惡的國民黨特務不抓人了，沒有牢獄之災來證明我們反抗威權、追求民主之熱情，豈不痛哉！

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想法，只證明了我們的幼稚與愚騃。

再者，或有一種浪漫的想像，好像在黑獄之中可以沒天沒夜的讀書，是成就哲人的最佳道路。這樣天真的狂想，可能來自寫出《湖濱散記》的梭羅，或是著作等身的柏楊、李敖先生吧！

《乙丑春連坐臺灣議會事件臺北高等法院最終判刑禁錮三個月同烽山囚禁臺南監獄寄懷劉明哲》詩云：

未了平生讀書債，攤詩作伴送春殘。九旬過眼原容易，一獄成名太簡單。顏子自甘居陋巷，楚囚焉用泣南冠？知君慷慨偏憐我，端覺情深小別難。

陳逢源（1893-1982），號「南都」，台南人，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曾任職於三井物產。1921年起參與臺灣文化協會與臺灣議會設置請願處等臺灣民族運動。1923年因「治警事件」入獄三個月，1927年加入臺灣民眾黨。二戰後則歷任金融機構要職，並於1951年及1954年當選台灣省臨時議會議員。中年以後在陽明山買了一間別墅，取名「溪山煙雨樓」，有《溪山煙雨樓詩存》傳世。

「治警事件」發生於大正十二年，台灣總督府為了壓制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活動，用《治安警察法》，也就是類似後來的《違警罰法》、《社會秩序維護法》，把一干帶頭的台灣仕紳全部關押起來，其中最出名的一個當是蔣渭水。他與蔡培火二人是首謀，各被判了四個月。

陳逢源坐牢三個月出獄後，在《台灣民報》（1925.6.11）發表了七首詩。包括《寄內（陳逢源在獄作）》二首、《舊恨（感噍吧哖事件）》、《天生》、《寄南強》、《寄耕南》和《寄柳居》各一首。

《寄柳居》，詩云：

書債貪多積未完，攜來補讀到春殘。九旬過眼原容易，一獄成名太簡單。顏子寧甘居陋巷，楚囚仍合繫南冠。居如鮑叔偏憐我，才覺情多小別難。

此與前舉之詩是同一首，想是後來復加更訂。改過之後，的確更好。

柳居，即劉明哲，台南柳營人，「新柳詩社」創辦人之一。「新柳」者，新營及柳營是謂也。柳營劉家能人輩出，現今大抵以劉吶鷗最為知名。

「九旬過眼原容易，一獄成名太簡單。」這兩句沒有改，實在是一氣呵成，擲地有聲。後來連雅堂曾贈陳逢源一詩《芳園過話出示獄中諸作率爾賦贈》，詩云：

潮海元龍氣鬱陶，圜牆雖小志彌高。讀書自負千秋業，鉤黨人稱一代豪。韓子說秦著孤憤，左徒懷郢託離騷。眼中歷歷多佳士，看汝飛揚狎怒濤。

而陳逢源獄中七詩，便有三首提到讀書，足見讀書實為真性情也。

《天生》詩云：

天生身健敵饑寒，人到窮途見膽肝。絕好頭埋書卷底，算來翻合謝秋官。

《寄耕南》詩云：

年來十事久多乖，恰到頭顱獄裡埋。人咬菜根知世味，口占詩句寄吟懷。三春花鳥羅前砌，一榻圖書擁小齋。須記紅榴時節近，煩君雞黍要安排。

此詩後來亦有修訂，詩題改作《寄林耕南》，詩云：

不愁命運與時乖，強項人宜獄裡埋。細咬菜根諳世味，自拈詩句寄吟懷。三春花鳥羅前砌，一榻圖書當小齋。應待榴花時節到，煩君雞黍為安排。

南都先生人在政治黑牢裡，不但把一榻圖書當小齋，還能絕好頭埋書卷底、攤詩作伴送春殘，而把未了平生讀書債給清理一番。這種坐牢讀書還能作詩的命運，豈不是正合HUGO那句「幹！現在都沒有機會去坐牢了！」的心意呢？

林茂生（1887-1947），字耕南，台南人，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均為台灣第一人。台灣光復後為國府委任之接收委員，負責接收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後擔任台灣大學文學院代理院長。1946年因辦《民報》，對當局即台灣長官陳儀多所批評。1947年3月11日，時任台大哲學系教授之林茂生，被二名穿著中山裝的人員藉口台大校長有事要找，帶離家中，終不知死所，真相迄今未明。

1948年，陳逢源寫下《殘春弔林耕南》，詩後記「二月廿八日事變中不知死所」，詩云：

刺桐花發襯江城，綠遍平蕪眼更明，南國衣冠常置酒，中原士女盡投兵，釋疑已悟杯弓影，感逝猶聞玉笛聲，又是一年春盡日，墓門何處弔先生？

刺桐花發，其色如血。台北城中，處處殷紅。這是何其鮮明的意象！

日治時代，違逆台灣總督府，不過關九十天，又可以讀書，又可以寫詩。國民黨來了之後，白色恐怖，槍決管訓，那還有這樣「便宜」的政治黑牢呢？

李敖說，監獄裡不給他讀書，他便要求讀蔣公嘉言錄，結果找出種種自相矛盾之說，日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國民黨官方說法打的滿地找牙。柏楊說，沒有紙可以寫東西，連衛生紙都用上了，積此苦力竟成其《柏楊版資治通鑑》。只可憐雷震獄中心血，寫就日記一部，竟被獄方一把火給燒了！

相比之下，「一獄成名太簡單」，幾乎變成是一句大時代的預言與詩讖。當黑暗來臨，煩君雞黍為安排的友人，連弔唁也無門，再也沒有簡單的黑獄了。

讀書再多，終不能敵時代的殘酷。或者，時代這麼殘酷，那就只好繼續讀書吧！

未了平生讀書債，竟當作如是觀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