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消失的母亲

“二十四，扫尘日，小年起，除夕止。腊月二十七，宰鸡赶大集。腊月二十八，打糕蒸馍贴花花。大年三十，祭祖贴门神，爆竹声中一岁除。”小年过后，我们习惯用农历计算日子。民谣里的春节事记紧锣密鼓地流传了上千年，这是一份独属于母亲的时刻表，每位母亲都在单枪匹马地与之搏斗。

窗明几净，茶几上摆着永远吃不完的瓜子水果，餐桌上总有佳肴，茶水从未放凉。春节，我们所拥有的是如此之多，知会的是如此之少。酒足饭饱后，我们享受着节日强烈的情感体验，看不见满溢出垃圾桶的瓜皮纸屑，浸泡在碗池里浮着油星的成堆碗筷，看不见温馨之外家务劳动的徒劳琐碎，永无止境，也忘记了始终忙碌的母亲。

这是两位母亲和两个女儿的故事。庞杂、肮脏又隐蔽的家务劳动勾连出一种现实，透视出的家庭内部结构分工和失衡的性别权力结构里，藏着一代代女性共同的命运。

一、两个母亲的春节一天

淑荣第一次喊痛，是在大年三十的下午4点。

把客厅的茶几和沙发擦净，台面上的东西规置整齐后，正蹲下擦电视柜时，淑荣感觉足根发胀，跟腱处传来一阵细细密密针扎般的疼痛感。淑荣嘀咕了一声，“脚后跟怎么这么疼。”声音很快淹没在吵闹的电视机和麻将声中。没有人察觉。

用脚掌承力，忍着疼痛擦完客厅和厨房之间的隔断置物架，淑荣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年夜饭。年夜饭姊妹两家人也要来，“清蒸鱼，红烧肉是必须要有的。嫁到南方的侄女喜欢喝玉米排骨汤，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得给她煲个汤喝。侄子不吃香菜，上菜前得挑掉。儿子一辈爱吃重油重辣的菜，孙辈小孩要吃软烂的辅食，还要给男人们拌几个清爽点的下酒菜。”淑荣在脑中回忆了一遍菜单，拟定炒菜的顺序，开始切菜备菜，逐渐忘了脚下的疼痛。

第二次没有忍住说出痛时，是吃过年夜饭后的晚上8点半。

春节联欢晚会开场的歌舞表演正热闹，淑荣洗完碗后小心翼翼地避开家人看电视的视线，拿着拖把拖地。右手腕一拉一推，配合着的左手向下用力。俯身时，她觉得自己脊椎僵硬发麻，稍稍弯曲，疼痛就顺着骨头一直蔓延到耳朵，电视机里的歌声开始夹杂着耳鸣。蔓延到眼球，眼前白色的地砖上浅金色的细纹开始盘绕起来。淑荣挺直腰背，头晕目眩。

“我腰疼得不行。”淑荣说。孩子们关切地问，“姨怎么啦？”淑荣弯腰，一边用纸巾把拖出的头发和脏尘包好，一边说，“没事儿，等下休息一下就行。”

淑荣当然知道原因。这天凌晨5点半，她起床开始剁饺子馅。牛肉是前一天解冻好的，用料理机绞肉馅肉汁和营养会流失，是年夜饭要吃的饺子，她决定亲自用刀剁肉末。去筋膜，腌制，调馅儿。7点半，淑荣开始包饺子。包了大概150个饺子后，把孩子们叫起来吃早饭。洗碗收拾干净，又要准备午饭。下午亲戚们就来了，必须把家再打扫一遍，不能让人看了笑话。

这一天，淑荣几乎没有坐下休息一刻。第一个相声表演结束后，她扶着腰回屋躺下，后腰背的痛感依旧没有消失。2021年的春晚，淑荣没有观看更多。

与淑荣一样需要为全家人准备饭菜的，还有如芬。

潮汕地区，正月初二是出嫁的女儿回娘家的日子。自1995年嫁人后，26年来，初二这天，如芬没有一次回过自己的娘家。身为长子的媳妇，如芬需要呆在夫家迎接返亲的小姑子们。她在厨房和天井间来回忙碌的声响，是夫家四个姐妹闲谈声和笑声的背景音。

从在自家不用干什么活的小女儿，到作为大儿媳为24口人准备饭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年初一，如芬需要提前准备好第二天要用到的所有食材。初二早上8点前，带着大包小包东西，如芬一个人会先赶到揭阳市丈夫老家所在的农村。

潮汕人对食材要求高，摆在如芬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处理公公专门为过年养的活鸭。

帮忙杀鸭，是这天男人们会帮如芬做的唯一一件事。先用冷水浸湿鸭毛，再烧一大锅热水，烧到水面起鱼星子后把鸭浸在滚烫的热水里。然后开始拔鸭毛，热水太烫，鸭毛不易拔脱，如芬蹲在铁锅旁，一拔就是一个小时。

洗菜准备饭菜的间隙，小姑子们会带着家人陆陆续续地到来。马蹄糖、束砂、瓜丁这些茶点如芬早就提前摆好，每来一家人，如芬要拿出洗净的茶杯，为亲戚们倒上煮好的茶。孩子们爱玩“鱼虾蟹”游戏，棋牌骰子如芬也要备好。

初二是款待女儿们的节日，小姑子们会在新年烫个新发型，穿着黑色过膝长靴，光鲜亮丽的回家。相比之下，如芬显得朴素，但见亲戚们总不能太寒酸，如芬也会稍微打扮，涂个口红，穿上平时不穿的小短靴。

蹬着小短靴干活不方便，如芬从厕所提一大桶水，歪斜着身子哗啦啦地把水倒在天井角落的大铝盆子里。烧热水麻烦，被别人看见了还要说矫情。在冰水里，如芬蹲着洗完所有的菜，再起身垫着脚尖避开水渍，把菜端去厨房。

这顿饭，如芬要准备至少4个小时。饭后洗碗，又要收拾两个小时。经过多年，如芬已很少会因委屈落泪。印象中，在大年初二流泪是2019年。如芬的母亲很早去世了，父亲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每年初二，他都会搬个凳子坐在门口，等着女儿们回家。2019年，日头升起又西斜，邻居们的后辈们吵闹着来了又离开，父亲始终像他脚下的影子一样沉默。那天，父亲没有等回任何一个女儿。

二、节日里的隐痛：身体劳动，认知劳动和情感劳动

结婚的头一年，母亲频繁地来淑荣的小家庭看她。起初淑荣觉得纳闷，好端端的，妈为什么老来看我呢。后来听母亲讲，淑荣才知道，公公一家有家暴的前科。气愤时，公公会随手抄起身边的物什打婆婆，有时是椅子，有时是擀面杖，有时就只是拳头。

母亲来看她，是看她有没有挨打。

淑荣也曾庆幸过，自己嫁了个不会打老婆的男人。但度过20多年的婚姻生活，成为妻子，又成为母亲后，淑荣才知道，并不是只有显性的暴力和伤害，会令女人感受到性别的压力和痛苦。

压力藏在自己春节期间要擦拭干净的每一块玻璃，用冷水洗的每一棵蔬菜，扫过拖过的地，和每一顿自己需要准备的饭里。家务劳动是如此单调乏味、支离破碎，在一遍一遍重复相同动作的快节奏中，淑荣感到厌倦，沮丧。

由于“家庭”被严格划分为私有领域，任何形式的家务劳动都不会被计入到社会生产中。这样一来，即便家务劳动也是生产性劳动，它所创造的价值注定是不可见的，被贬低的。就像没有人理解淑荣身体的疼痛一样，初二的聚会，没有一个人会对如芬说一句辛苦。

今年春节相较往年温暖，小姑子们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喝茶吹水。如芬就在一旁的角落来来回回地穿梭在厕所、天井、和厨房之间。如同一个被隐身的人。太阳的阴影分开界限分明的两个世界。一边干燥暖烘，笑声不断；一边湿水横流，安静阴冷。大姑子想去帮忙，被小姑子劝住，“她一个人做就好啦，我们继续聊。”

丈夫有时也会想帮忙，但当着亲戚的面，一个大男人帮老婆干活面子上总有些挂不住。他支使着女儿帮如芬洗菜，婆婆又把她拉回来，“你要陪弟弟妹妹们玩游戏呀！”

亲戚们上桌吃饭，如芬站在一旁负责上菜。上完最后一道菜，饭局已到尾声，亲戚们招呼着如芬挤一挤坐下。如芬找来蒙尘的塑料凳子，擦拭干净后坐在人群外围，在离自己最近的菜里夹一大筷子，扒拉着米饭。白切鸭有一点绒毛没有煺净，如芬听到公公嫌弃地高声说，“连个鸭毛都弄不干净。”

见如芬只吃一道菜，孩子们问，“舅妈怎么不吃？”如芬通常会回答，“没事儿没事儿，我等下吃。”婆婆也会迎合着，“她胃口不好，不爱吃东西啦。”“她不吃，是因为她不想吃。”大人们心知肚明但自我欺骗，孩子们信以为真。同一种心安理得中，如芬始终离饭菜很远，潦草地吃着手上的这碗白饭。

除了烹饪、清洁，购物这一类的身体劳动，作为家务劳动的统筹者和指挥者，如芬和淑荣都需要付出大量的认知劳动和情感劳动。这种负担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比春节时更重。

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认知劳动是一种性别现象，预测需求，确定满足需求的选择，做出决定并监控进度，女性在整体上需要作出更多甚至全部的认知工作。

这些劳动相比于实际的付出，更难以被看见。春节祭祖时的规矩，买肉要去哪里买最新鲜便宜，给孩子们包多少红包，买什么样的新衣，正月里不同日子的宜忌……这些中绝大部分，都要家庭中的女性来完成。

至于情感劳动，也是压在女性肩上的重担。美国社会学家亚莉·霍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在她1983年的著作《被管理的心脏》中提出“情感劳动”一词，其定义是在工作中为了迎合别人而抑制自我情感的一种劳动形式。Arlie 说，“情感劳动是需要支付报酬的工作，诸如为度过一个完美的圣诞假期女性要面对的压力，处理琐事的焦虑，就是一种情感劳动。”

国外女性要面临的圣诞节焦虑，在中国，变成女性们的春节焦虑。每年年末，小年一过，淑荣心里开始积团着说不出的紧张和恐慌。“怎么能不害怕过年呢，一到那会儿，女人的家务活永远也做不完。”淑荣说。

委屈、愤怒、焦躁，无论压力有多大，这些情绪在春节时都不被允许。淑荣一遍一遍回想着春节时的那些快乐记忆，“孩子们都回来了，大家都穿着崭新的衣服，谁都乐呵，谁都没有烦恼。”这些快乐回忆鼓舞着淑荣，鼓舞着如芬，鼓舞着所有的母亲，把自己的需求坚定地放在一旁。家务工作是女性与自己订立的秘密合同，隐蔽在每一扇屋门之后。她们必须为所有人期待中的美好新年负责，哪怕牺牲的是她们自己。

三、以爱为名的劳动——职业女性与家庭主妇的共同困境

随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未被市场化而剩余的家庭内劳动，被称为“家务劳动”。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上野千鹤子写道：问题的核心在于劳动的分割——有收入的工作和无收入的工作，以及其对应的男女的性别分工。家务是“无收入的工作”，这意味着它是不被正当剥削的“无偿劳动”。而从这种“无偿劳动”中获利的是市场，以及市场中的男性。

这种被剥夺感，淑荣有很深的体会。36岁时，淑荣进入新的领域开始创业。随着工作的日益繁忙，淑荣发现，丈夫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工作，而自己除了本职工作，在家庭领域内面临的家务并没有因此减少。不管多忙，淑荣都尽量在中午回家给读书的两个孩子准备午饭。晚上等孩子回家后，还要准备夜宵。孩子们的衣食住行，家庭内的生活开支，都是淑荣一个人负责。

“他没有缴过一次电费水费，没有给家里买过一卷卫生纸或者一桶洗衣液。”淑荣说。

今年春节，在学校任职的丈夫早早放假，开始了自己的假期。他选择与朋友一同去东北自驾游，直到年根才返回家乡。面对家里打扫的压力，淑荣第一次请了家政阿姨。

家政阿姨们一个下午就把家里里里外外擦得干干净净。为此，淑荣支付的费用是400元。“她们干活的时候有说有笑地聊着天，刚开始我很吃惊，怎么干活能这么耐心细致，还这么快乐呢。后来我明白了。这是人家的工作，人家挣着钱呢。结束后，我赞叹她们打扫得那么干净，她们也很有成就感。”淑荣说起自己，语气颓然下去，“我也有工作，可在家里干活是我的附加劳动，没有工资的。”

这是一个全球现象。在双职工家庭中，即使夫妻双方在有酬工作方面是对等的，但女性对家庭主妇一角所负有传统职责的认同程度并不低，女性仍然是那个被驯化的爱操持家务的个体。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20年发布的最新全球报告，男女就业率差距在过去27年里缩小了2%；然而另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这些职业女性当中的绝大多数依然未能免除家务劳动的重担。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英国女性平均比男性多做60%的无偿劳动。2018年一项澳大利亚的研究显示，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仍然不均。女性平均每周比男性多做7小时家务劳动。亚莉·霍希尔德说，“女性经济独立看似预示着性别平等的曙光，但在家庭中，职业女性仍然要在第二轮班中继续从事家务劳动，在事业和家庭之间辗转腾挪。因此，女性不仅更容易在职场中遇到“玻璃天花板”，也因为休息时间的压缩而比男性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

有经济能力的淑荣尚且可以选择市场上的有偿性劳动为自己分担。身为农村家庭主妇的如芬，必须独立承担全部的家务。

做家庭主妇的前几年，家庭琐事上，丈夫全权听自己的，这种话语权带来一种领域内的权力感。如芬很满意，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感到自豪。

但渐渐地，终日被整理床铺，接送照料孩子，去超市购买日常用品淹没后，如芬逐渐失落，被不满足感折磨。春节时，丈夫在家一波一波地招待朋友。打完牌后男人们要喝酒，丈夫走到厨房大声唤如芬，“快收拾下准备下酒菜啊！”饭局终于结束，看着喝得烂醉的丈夫，如芬大声咒骂着，发泄着自己的情绪，把铝盘砸在地上摔得叮咣响。

事后，如芬又要帮丈夫清理，把他抬上床。即使发火时留心着避开瓷碗，那些摔在地上的碗筷，终究还是要自己捡起收好。“全部的生活就是这样了吗？”夜晚，如芬躺在鼾声如雷的丈夫身旁，又一次失去睡眠。

贬低家务劳动，使之碎屑化，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此普遍和根深蒂固，以至于这种观念在不经意间以某种形式灌输给家庭主妇。“就是个家庭主妇，活还干不好。”这是如芬每个春节都会听到的话。家庭主妇，这个温馨的神话，如芬早已亲手将它戳破。

但另一方面，家务劳动也总会被冠以“神圣”之名以得到救赎。淑荣提到爱，提到孩子们的理解和丈夫偶尔流露出的赞扬和感激。“我爱我的孩子们呀，他们学习和工作已经很累了，春节时好不容易能休息。那些活我干就好。”淑荣说。

不可避免地，如芬也早已把“家务劳动执掌者”这个角色内化。“要老公和孩子们干点活，他们也收拾不干净，干不麻利，还是得我自己来。”如芬补充道，“而且都是一家人。”有时叫丈夫洗碗，他就只是洗碗，碗池旁和桌上的污渍，摆在餐桌上的剩菜，厨房里有味道厨余垃圾，仍原封不动的摆着。多数情况下，如芬把丈夫刷过一遍的碗又重新刷一遍。想着，算了算了，心甘情愿地重复着以爱为名的无偿劳动。

四、进入家务链条的女儿们：反叛者和积极承担者

在天津参加工作，租住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后，淑荣25岁的女儿一扬发现，自己在做家务时总是不自觉地模仿母亲，模仿母亲有关家务劳动的标准和例行常规的内容。

“我妈会蹲在地上擦卧室的地板，注意是用手擦，不是用拖把拖，所以地板上一根头发也没有。每次洗完碗，我妈会把抽油烟机和灶台上的油点都一并处理干净，这样厨房才不会累积那么难擦的油污。”一扬跟舍友这么讲，语气充满骄傲。

春节时，一扬在家里也积极地承担着家务，擦地板，收拾床铺，洗碗。初三亲戚们来家里，母亲做饭，一扬负责善后洗碗。16个盘子，21个碗，洗碗碗后按形状大小摞好放进碗柜。用清洁球沾洗洁精擦一遍抽油烟机和灶台，再用干净的湿抹布擦两遍，最后是擦桌子，把厨房的地拖一遍。一套流程下来，一扬用了近50分钟。

过年吃晚餐时，母亲一定是最后一个上桌的。桌上杯盘狼藉，看大伙吃得不错菜都快光盘了，母亲又起身炒了一个菜。上完最后一个菜，母亲疲惫地缩在角落，恹恹地喝着米汤，却还提起语调问亲戚们，“够吃吗？不够咱们再切块牛肉吧！”

看着母亲和推杯换盏的哥哥们，一扬心里堵气，口无遮拦地问，“怎么都是妈妈做饭，怎么都是妈妈们最后一个上桌？”这样的情绪不值得被认真对待，一位哥哥端着酒杯，“这你就不懂了吧，做饭的人闻着香味就饱啦。”大家哄堂而笑，母亲面色尴尬地朝一扬使眼色，暗示她不要多说。

16个盘子，21个碗，一扬数着，边洗边忍住眼里泛起的蒙蒙泪水。厨房就这么小的一点地方，母亲在这儿付出了又将要付出多少时间呢。如果没有她，这快一个小时内，母亲的腰痛和脚痛该怎么办呢。

这些问题，一扬无法回答。同样进入厨房，进入家务劳动这个链条，为此感到伤痛和困惑的，还有蕊蕊。

蕊蕊很小就能感受到自己的和哥哥的不同。当自己踩着凳子在灶台前有模有样的做菜时，哥哥已经会学着父亲说，“厨房是女生的地方，我可不能进去。”长大后，每年春节，蕊蕊和母亲一起做饭时，会要求哥哥去小卖部买块抹布，多买几双筷子。奶奶拦住她，“叔伯都在呢，让你哥和大人聊天。你去吧。”

那句话带来的伤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蕊蕊从此抗拒厨房。即使看着母亲辛苦，她也只是在一旁做些端茶倒水，擦拭整理的工作，再也不会踏入厨房。

一扬和蕊蕊面临的，或许是全体年轻女孩的困境。成长到20岁，30岁时，年轻女性很容易进入到链条之中，厨房里便多了她们这一代女性的身影。这是一种独属于女性的传承：厨房里缺少劳动力时，桌子坐不下所有人时，上一代女性和下一代女性会主动进入厨房，会主动起身让其他人先吃。男人酒醉后，她们要负责开车把自己的父亲，哥哥，弟弟们安全地送回家。

这种代际的性别观会无意识地渗透到女性的意识里。很自然地，女孩们会进入厨房，成长为自己的母亲。这是女孩的社会化：从童年时期直接的家务劳动操练，到以母亲为榜样，对其行为进行普遍地模仿，在自己的家务劳动方式中不断地提到母亲的家务劳动行为。女儿养成的态度无论是像一扬，对母亲家务劳动和标准进行持续模仿，还是像蕊蕊，对母亲家务标准的直接背离。这两者，都属于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2021年的春节，一扬发现，这种家务链条的形成远早于女性在“成为家庭主妇”之前。根源可以追溯到更幼小的童年时期——女孩被教育要将女性气质与家庭生活等同起来，并且女性的身份也围绕着家庭主妇这一形象来被塑造。

新年时要给比自己更小的一辈孩子准备礼物，大家不约而同地给男孩子们准备玩具枪，给女孩子们的礼物，则是芭比娃娃，或者是家用玩具：迷你洗衣机、炊具、簸箕和拖把的组合。

看着小侄女头戴着公主皇冠，认真地摆弄把迷你汉堡和迷你蛋糕摆放在玩具锅盘内时，一扬想：长大后，她会从真正的洗衣机、炊具、簸箕和拖把那里获得快乐吗？她在练习册里看到诸如“爸爸去出差，妈妈为我们准备丰盛的晚餐”这样的句子时，会感到怀疑吗？在看到电视机里洗衣粉，酱油的广告主角都是女性时，她会感到困惑吗？被自己长辈们强调美丽，听话，懂事，兄弟们却被称赞勇敢，聪明，将来一定会改变世界时，她会欣喜地接受这种不同的祝福吗？

一扬没有再想下去，这种性别分化的教育和规训仍在继续，而一扬没有答案。她们是淑荣，是如芬，是爱娣，凤华，彩英，她们是母亲。她是一扬，是蕊蕊，是丹妮，娜娜，是女儿。还有更小的芷妤，梓涵，她们还是小小的女孩。多么芬芳美好的春节，往后会是一个更加可爱的春天。下午4点钟，她坐在沙发上，阳光照亮她手上的斑点，照亮她因为洗太多东西而发皱的皮肤。她放空地盯着一片植物的绿叶，像是走了很远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