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政治問題與香港抗爭
在台灣,因為國安法與反紅媒,再也沒有人提到什麼例外狀態了;因為韓粉的衝擊,再也沒人提到什麼眾聲喧嘩;因為香港警察罵人蟑螂,讓人突然發現政治裡非人化的效果,短期內講什麼中國賤畜的人也突然少了。
但這代表台灣社會就此長進了嗎?我沒看到認真的反省,只看到惡的地下莖依舊不斷增長。言論自由持續收緊:在國家公園舉鯨魚旗被裁罰、總統演講環團掛布條被闖辦公室、韓粉向媒體比中指最後付了數萬元和解金;反中情緒流向美國近代最爛的實景秀總統川普、任何召喚厭惡的語言依舊少不了非人與疾病的隱喻,而每篇這類發言底下總是滿滿的咯吱咯吱的笑聲。於是我知道這個社會並不曾認真看待自己的行為,也不曾認真想過這些政治的後果。若當著社會的面狗吠火車,最後也只是得到整車的人學你的狗叫聲,火車照開,該碾壓的一個也少不了。
我在意的不是大家嘻嘻哈哈學狗叫有多惹人厭,而是從未停止不曾反省的輾壓。
國際連帶的不可能性
要談香港。以往的社會總是同時會想到智利、想到蘇丹、想到玻利維亞、想到委內瑞拉、想到印度、想到羅興亞、想到維吾爾,運氣好的話還會有人想到中東、想到美國黑人、想到法國黃背心、想到巴勒斯坦、想到菲律賓。這種思緒的最高潮,肯定是在查理週刊事件後巴黎大遊行的同時,好多人同時想到北非的屠村事件,諷刺大家頭像國旗只懂得換法國。令人產生一點點希望,當然,良心總是不見得長久。
同樣地,我也不在意大家是不是健忘,甚至不是太在意什麼雙重標準之類,而是在面對考驗的關頭,多大的事會讓人放棄或忘卻久前看似與其站在同一邊的理念。
無論如何,如果你認為對其他國家更嚴重的侵犯人權事件,因為離台灣更為遙遠,或因為跟中國的集權政體較為無關,於是並沒有比香港警察惡行更值得注意,卻又對台灣這兩年對社運團體的警力打壓與濫捕不甚在意,我就知道你其實對人權侵犯不那麼認真,其實在意的更是那些維護台灣政權或維護中國政權的人們;如果你又說香港警察犯行的嚴重性是因為毫無追訴,但卻對台灣等國家的無追訴暴力不甚在意,甚至反而幫著中華民國政權脫罪,指控被打壓的人民,或其實懂得將受到追訴的暴行同樣納入批判,卻又把受司法追訴拿來當成為暴行解脫的藉口,那我也就知道你對國家暴力或司法追訴並不太認真,玩的只是擁護領袖的遊戲。
抗爭事件中的語言徵兆
香港的大規模抗爭事件走到今天,一路從當初的明確訴求,打到今天兩方都只聚焦在短期的象徵勝敗上,這很有可能是因為鎮壓與反擊的力道同時驟升,導致革命情感的刺激屏除其他政治目標,成為壓倒性的政治優先事項。從歷史看,這種情勢始終都對當權者或自命操縱者的野心家有利。尤其是在抗爭人群與警方(及雙方支持者)同時堅持「攬炒」的基層分工形式、卻拒絕「大台」/「司法體制」的統整指揮、將一切的惡都歸於對方、指控對方服膺中國/西方國家的絕對權威,導致自身屏棄一切關於手段的政治責任分擔,卻依舊利用「榮光」、「光復」、「革命」/「秩序」、「反暴力」甚至「反法西斯」等召喚詞彙來一再確認某種前意識型態的,事實上無以名之的共享道德指令時,結果便是一切可能的行為都同時具有存在的合法性,一切規範都不像兩方宣稱的持續實現,而這些規範的躁動與例外已經超越了邊緣地位,進入正典論述的核心,卻也同時切實違背了讓正典論述得以確立社會權威的基礎信度:針對強權進行公民/次等公民不服從的論述累積不知伊於胡底,以司法追訴作為殘補性機制,在最低限度上控制警察作為國家暴力表象工具之一的方案也遭徹底拋棄。
在這樣的情勢下,對我來說,由於從未動搖的現代國家體制裡,國家暴力與人民集結力量的權力位置對比依然懸殊,選擇抗爭人民一方予以支持的必要性也依然強烈,但我們仍然必須準備好迎接難以避免的社會與政治效果。從國家或人民集體權威選擇以最殘酷的方式進行歷史追訴,到任一方「獲勝」都有可能實現的類法西斯政體,問題從未走出幾千年來人類社會運作的雷區,而我們卻固執地稱之為新。另一方面,當近日的區議會選舉大致正常運作,結果又是非建制派大勝,原有體制很可能會在近期就恢復政治優先的地位,以承諾既有追訴制度與保證延續既有認同結構的方式,加強平息暴力衝突同時回歸「正常」生活的壓力。當然這也要看各方從現有的各種政治線索裡如何決定未來的選擇。我的意見是,如果體制開始自清,建立足夠的信度,就足以造成群眾間有意義的分裂。
因為,不管是否回歸既有體制,完全同意獨立調查暴力事件與進行雙普選,事實上對北京政府與香港群眾雙方都是最好的解決之道,唯一犧牲的只有既有港府體制的合法性,應能嚴重削弱港府體制的中間人效果,反而更能成就港人自願馴順統治的目標。這前提是北京政府還有意恢復對香港的有效管治,而無意將香港塑造成為民主自由造成治理失效的反模範轄區。但無論北京政府政策動力為何,對我來說,保持這種模糊性,以求保存將來進一步政治手段的自由度,很有可能就是北京政府至今只透過各機關喊話,凡發言必不忽略港府,且遲遲不肯將暴力機關介入表面化的原因之一。這裡面牽涉到兩個問題,一個是當下所謂「爭自由」與「左統」兩種擬意識形態的虛假爭執,另一個則是所謂外來勢力介入的偽命題。
虛偽的爭執與同質驅力
如果我們把「撐香港/挺民主」和「撐港警/挺中國」當成有效的分類方式,雖然懶惰且效度可疑,但確實可以迅速地把所有發言位置分成兩邊。基本上這種分法,講求的也就只是速度而已,很多時候並無批判的實益。例如《破土》的一篇文章把卡維波跟張小虹同時劃入左統-中國民族主義者,便不過是某種隸屬於台灣政治主旋律的反射性動作。當然,所謂「左統」陣營的論述生產,儘管不見得有重大的共通點,但顯然不缺嚴重的盲目與反射性嘲諷,甚至顯著無視於以所謂左派視角在香港介入的可能性,這些都是明確的問題——如果我們認為他們都服膺於某種當代左派集體的話——。又如被劃入同一陣營的法國學者布洛薩言論,雖然主要是責怪運動整體——如果有所謂整體的話——堅持進行過度政治二分與強化整體信仰而拒斥整體策略,但其文章很有可能只因為對抗爭運動沒幾句好話,並且強調所謂西方政治口號的虛無,便被直接劃為國家暴力與警察擴權開脫的論述者。但實際上,這篇文章卻是少數在「抵抗」「西方價值」等口號之後正式提出該如何想像、以及如何確保反省等問題的論述。相對於此,任意分邊的決斷反而顯得蒼白。而如果以傳統左派的立場出發,看到香港抗爭群眾把資本與階級批評劃歸北京敘事、不斷回歸集體信仰與政治神學、拿二元對立來抹消一切批評時,這些表面上看似挑釁的發言,背後的感受性驅力應該很容易理解。而事實上,我們還必須對雙邊採取一致的判斷標準,才得以看出這些被彼此一併圈劃的論述裡,有哪些透露出了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抹滅事實要求遺忘,以及掏空象徵進行去脈絡比對等等嚴重的論述缺失。
事實上,對論述的誤讀與回應時表現出來受集體召喚的影響,無論是正面「主張」或側面「反擊」的不同政治勢力,在驅力上根本極其相似,唯一能比較的只有各人自願回應的召喚內容在多大程度上受邏輯控制。在這點上,抗爭甚至革命的群眾本就不可能超越具有經驗的論述者;論述者也很難透過非政宣性的細究來達成普遍反省的目標。而香港抗暴事件的嚴酷情勢,更加深了這種智識無效化的動能。
相對而言,所謂「挺香港」的論述,可能更缺乏邏輯性,一方面可能因為支持者樣貌更複雜,另一方面則顯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香港警察暴力效果的影響。著落在抗爭群眾身上的「鎮暴」暴力,無論是超越體制預設的過度暴力、跨越體制紅線的過度執法等等,血腥的效果皆明顯可見。此時,在各方同溫層內廣傳的各種帶有「同仇敵愾」道德指令的訊息,無論真假,一方面確認了各行動者企圖加強宣傳效果的動力,另一方面則反映了反策略與口號信仰集中的效果。換上另一面的同溫層,則是各種警察(也是人)遭受暴力的畫面、(小部分)香港民眾拒斥黑衣人的影片,當然也有幾個支持建制民眾受暴的大事件與較不為人知的搗亂與包圍等小事件。雙方內部革命情感的構築,導致壓迫性建制/暴亂民眾的二元對立逐漸在兩邊建立,各自藉此抵銷或否定自身過度暴力的感受性決斷也逐漸成形。在這裡,如果基於不斷質疑國家暴力的立場,所謂建制派把警察執行國家暴力進行「鎮暴」的反噬效果(員警傷亡)當成感動緣由當然毫無道理,而所謂抗爭群眾期待暴力或非暴力公民抵抗,甚至攻擊體制邊緣成員的行為,能夠產生既有體制內完全無罪的效果(例如將阻止或逃避警方逮捕當成「拯救」)也一樣毫無道理可言。警方及體制「支持者」對政體秩序的想像單一扁平這點無須多論;但抗爭群眾對未來體制秩序的某些明顯期許,也不得不令人警醒。今天我們只有在偶然的機會下,才會看到某些從論述內部要求運動承認自身暴力效果,或從體制立場出發呼籲正視集體性格之惡的說法,證明了表面上的跨界難以發聲;而雙方屏棄邏輯的感受性壟斷,卻進一步加強了人們忽視政治存在的自我掏空行為。
簡單地說,如果你對黑衣人頭破血流感到不忍,卻認為那些質疑運動的民眾死傷大可忽略;或你對警察被群眾圍毆感到義憤填膺,卻眼見社會對眾多疑似秘密殺害事件進行調查的聲音毫無同感;那我就知道你對人權、生命甚至體制其實不是特別在意,而只是不斷要求吸食更多證明某方受到壓迫的訊息來達成自己的心理完形。
在地鬥爭原型的擴張與投射
關於這點,心理完形的驅力也展現在輿論裡的國際關係論述上。日前通過受到歡迎的「支持香港人權」等議案的美國國會,目前正在進行針對同受「抗中論述」歡迎的川普總統的彈劾程序。這個彈劾案的主要事實,是川普刻意將國會承諾援助烏克蘭抵抗俄國影響的資金扣住不發,藉以壓迫烏克蘭啟動干涉美國總統選舉的事件。考慮到最初烏克蘭的全國性鬥爭如何被政客與媒體當成聖物,日前又常被用來對比香港抗爭,以及今天美國各權力機關與民眾意見,如何將此視為全球體制中瑣碎事件的態度,事實上與港台美關係的歷史意義而言相當重要,卻很有可能只因為政治上不好使用而受到扭曲或完全噤聲。這顯示了國際關係的歷史現實,對港台社會而言並不是特別重要;重要的很有可能只是把這一切扁平化為信仰象徵的政治操作意義而已。
這裡面比較難以分類的效果,是北京官方與台灣輿論裡某種相當任意的連結,明確地將香港局勢當成鞏固權力或助選的口號。這裡關涉到的,則是同樣蒼白的「外力介入論」。北京政府當然不能免俗地聲稱香港抗爭是西方國家或帝國意識形態在背後策動;支持香港抗爭的台灣輿論則直接認為香港人的苦難表示與中國沾上邊的都有問題,因此總統大選只能投給一個候選人。
尤其在美國英國歐陸等政界都公開表示中國必須直接對香港警察暴力事件負起處理責任的今天,特別適合提起美國執政當局在世界各地以正規軍力製造大批死傷、拋棄弱小盟友、承認各壓迫政權如以色列屯墾區合法化、沙烏地阿拉伯參與葉門內戰等等,當然還有不斷地企圖直接以資本或軍警介入中南美洲各國的問題;在國內,川普大砍社福教育警消預算、加碼軍事花費、立法箝制社運與媒體、容許大規模囚禁並虐待移民和少數族群、迫使國家預算購買自己名下產業的服務、在政府安插大量無能的親信乃至於直系親屬,甚至連對自己保守派選民的政見都極少實現。但這些都已經說到不知如何再說。重點是美國的保證基本上已自我證實無可信靠,近年幾屆政權手下血跡斑斑,無論站在哪個立場,都是跟容許過度執法與監控、大規模逮捕監禁並虐待政治犯、直接製造民族集中營、持續企圖以軍勢與訊息戰擴張領土並取得區域霸權的中國紀錄同樣惡劣的國際勢力。
當然美國由歷史累積下來的民主與三權分立體制,實現程度比滿紙幻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來得充足許多。但這些實現依舊無法解決大規模回歸極端保守主義的當代現象,無能預防已經由許多學術與政治分析指出的軍工業複合體與政商寡頭統治體制,也從未能遏止這個國家實際造成的世界性苦難。我們還沒講到同時深切浸染中美兩國,嚴重遏制歐洲各國政治行動的資本主義問題。這些都不是貧弱的民主/極權或獨/統/左/右排列組合等等分類方式可以促使人認真觀察到的現實。事實上,如果你談到國際關係,卻不願離開這種荒謬的分類方式,乃至於只願意指出敵方有多邪惡的話,我就知道你其實對實際的苦難不太在意,而是跟你的敵人一樣甘為政客叫囂的馬前卒,或者只是希望自己的政治待在某個便利舒適圈裡而已。
為惡的正常性例外法則
所以為什麼說外力介入是個假議題?感覺起來,強調外力介入不是最能達成人民内聚、達成政治理念的方式之一嗎?
先不提在實際經驗上,強調外力介入達成的最大效果始終都是指定內部敵人。上述問題的回應大致如下:因為各國政府體制裡,明擺著設立了無數介入他國政治、進行情報活動、臥底探查、秘密綁架審訊、擬定資訊、資本與軍事等干涉綱要的官方組織。除非出現某種全球性的軍工政體普遍瀆職或內部抗爭,否則「外力介入」的存在,自始就不可能是個秘密,唯一讓它具有秘密屬性的可能性,只在於人民的刻意遺忘。另一方面,「外力介入」的形式,從來就不限於以直接指令進行操控或收買,更有可能是趁勢煽動、順勢抑制,較複雜的則可能是利用感受性壟斷的現實,刻意削弱或強化具有特定親近性群眾採取政治行動的意願。如之前較為知名的,美國在軍力涉入之外,利用媒體與情報戰干涉中南美洲政體、俄羅斯在美國大選期間的社群媒體訊息戰、劍橋分析公司在千里達及多巴哥的政治行為操作,當然還有中國對台灣的正反訊息轟炸等等。如果藉由穩定的分析判準與政治價值加以分析,這些都是具有鞏固政治論述場域體質潛力的範例。但與其直視遺忘與操弄等手段,當代的政治勢力選擇的卻是指責敵方刻意遺忘或蓄意受控制,卻要求我方不得保留記憶,乃至於堅稱己方的個體思考與集體政治完全獨立不受任何操作影響。於是我們可以知道,當代政治勢力並不在意外力影響,只是把外力介入當成某種傳單標題。其實只要看當代台灣政治論述多半拿些全民共享的特質當成專屬於敵方「民粹」或「反智」的證據就可理解。
另一方面,所謂「虛假」或「偽」議題,從來就不等於「無效」或「無意義」。當代政治的扭曲,讓許多指責「偽議題」與反對其意見的人,都自願畏縮在這個毫無根據的「偽」=「無意義」框架裡。事實上,如果毫無政治效果,虛假議題不但沒有宣稱的需要,更無反對的價值。在這個「假新聞」論述蔚為風潮的時代,人們還是願意接受這種扭曲,或許證明了眾人並不如自己宣稱那樣重視真假,而甚至願意扭曲「假」的意義,只為了構建己方的政治資本。
說到底,所幸中國當局不像各政治先進國家一般,已經讓想像力實質掌權。否則一手激發強烈的政治二元對立,另一手順勢從中操控群眾政治行動,達成人民對實質政治效果的遺忘,同時在被遺忘的政治裡取得對自己有利的效果,正是當代菁英政治論述的拿手好戲。而政治對立裡的感受性固結與壟斷,則正是製造對集體主義或國家主義持續效忠的主旋律,實質消解社會力量的不二法門。以此而論,香港抗爭在反送中時期展現出對體制的不信任固然令人期待,但在區議會反/非建制派大勝後,民眾與體制的相互關係如何變化,或者明白的說,哪種體制可以攫取「自由」或「民主」的詮釋權,進而「還原」馴順社會的「正常」運作,則有待觀察各行動者往後如何估量互動。至於期待不同的政治價值或符號能取得主導地位的想法,有鑒於主動罷工、政治審議、充實口號內涵、提出體制想像等等政治行動,在這段期間內都不曾取得較正面的效果,短期內可能不需對此太過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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