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世界吗？ | 有一群年轻人在疫情中经历着世代摩擦

韩青在香港读书，每隔两周会给在内地的父母打一个电话报平安，他很想在30分钟内结束对话。但今年的2、3月份疫情期间，电话总是漫长又不愉快。

「我和我妈喊了三个小时，嗓子都哑掉了，我也觉得挺没意义的，后来彼此根本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就在比谁的音量高」。韩青觉得妈妈总在转移话题，说的话让他一次又一次地「想要炸开」。

回忆起他们最激烈的一次争吵，韩青还是很激动。此次争论源于他和爸爸讨论日趋严重的疫情，他觉得「世界完蛋了」，在旁边听着的妈妈突然抢过电话，说：

「你整天在这里骂有什么用？你也拯救不了世界！多去看点正能量的东西」

「我也没想有什么用、拯救什么人，我就是心情不好」

「你看那个方方，整天总骂，有什么好的？！」

「你看过方方日记吗？」

「没看过…」

「你都没看过，你在这里给我讲这些？！你怎么知道人家说的对不对？」

「我朋友圈有人转发的一篇文章说的」

「哇，你的朋友圈都是些什么朋友，我都没有办法想象…我看到那些平时不关注时事的同学对方方都是一个正面的意见。你的思想究竟在受一些什么样的人的影响？！」

「我真是理解不了！你看你交的都是些什么朋友，天天在自己的那个圈子里边互相散发负能量！」

……

「我们都没有挂电话，可能觉得这是一种认输的表现」，事后，韩青怨自己忍不住争吵，「浪费了时间还糟蹋了心情」。

「读这么多书都拿来干嘛了？」

疫情早期，许多年轻人从戴口罩和过年回家一事，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疫情资讯落根在家庭日常中带来的世代分歧。

首先是「戴口罩」，微博话题#说什么也不愿戴口罩的固执长辈#有上亿的阅读量和十几万的讨论度。例如「【不看后悔！】做这件事！积德积善！」，「震惊！！！300万中国父母不戴口罩！北大教授竟然这样说！！」等劝说长辈戴口罩的微信文章迅速获得「十万加」的阅读和「在看」。

1月中旬，大二学生Jota在微博和豆瓣刷到了武汉有肺炎的消息，又翻墙看到墙外媒体严阵以待的资讯，觉得事情很严重，赶紧在网上买口罩。以前是医务工作者的Jota妈妈看到寄到家的两大包口罩，说女儿杞人忧天、浪费钱，「读这么多书都拿来干嘛了？」。她觉得女儿看到的都是小道消息。

陈真真今年大四，一位家人在卫生厅工作的朋友告诉她最近不要去公共场合，赶快囤口罩，因为「有一个类似非典的流行病，但现在被压下来了」。她很信任这位朋友，又在微博和豆瓣上刷到了很多在武汉的博主或者家人是医护的「知情人士」用倒放的图片、字母缩写等「隐秘的」方式发布的疫情消息。于是，陈真真开始让爸妈戴口罩。

但最初，真真的爸爸认为网上那些信息来源「都很可疑」，觉得是「有些人想搞事」。因为真真爷爷今年生病了，当她说到希望春节不回老家了，父亲认为过年不回家看老人是「不孝」。陈真真说「万一路上被传染了，传给老人，这才算是你口中的孝顺吗？」，爸爸回她「神经病」，把真真急哭了，最后跟着父母回了老家。

1月18号，在北京读书的邓晓虹刷到了推特上自由亚洲电台等中文推主发布的疫情消息，考虑到机场人流量太大，又正是大爆发的时候，决定不回深圳过年了，她的父母觉得这些新闻都太阴谋论，又说「你一点亲情都没了」，「我就不信你坐一个飞机就能被感染」，直接威胁她说不回来就不给生活费了，她只好乖乖回家。

1月20日钟南山说病毒「人传人」，在此之后，中央、地方、官媒、自媒体开始铺天盖地地宣传疫情防护的资讯。

Jota的妈妈在朋友圈也刷到了医护朋友转发的疫情新闻，开始有底气地向朋友夸耀自己女儿「早就买了几百个口罩」。

听到官方消息后，陈真真的爸爸开始主动地戴口罩，承认自己老了，「没有年轻人接收信息的速度快」，帮着劝亲戚注意防护。陈真真的父亲曾是一名军人，她说父亲是一个非常认同胡锡进观点的环球时报忠实读者。

陈真真老家在河南农村，春节时，她挨家挨户地发口罩，但村民们笑话她是「小题大作」，奶奶也偷偷往外跑去串门，拜年的人络绎不绝。村长拿着大喇叭喊，封村了，人们开始意识到有疫情了。

随着武汉封城、加上媒体和各级政府的大力宣传和每日几千几千的新增确诊数字，围绕着「疫情是不是真的严重」衍生出的口罩和回家矛盾逐渐消解了。但进入长时间居家隔离的年轻人发现和围绕着疫情的家庭辩论才刚刚开始。

「你受到了什么偏激的思想影响？」

钟易是在港读书的大三内地生，父母都是湖北的医生。在2月初看到网友统计湖北红十字会资金和物资去向的统计表，发现大家捐的钱很多时候不明去向，又没给协和等一线重点医院足够的物资。当她气愤地觉得红十字会不作为，抱着分享信息的心情找爸妈讨论时，爸妈说「你不要总是看到政府做得不好的地方」，吵起来之后，又延伸到「你是不是在香港读书，受到了什么偏激的思想影响？」，到最后变成了「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喜欢批评别人，这不利于你以后参加工作、和人相处！」。

钟易说吵架之后他们谁也不说话，睡一晚起来，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她觉得父母都不是党员，这么「一味地维护政府」很匪夷所思。后来她想出了原因，她觉得是因为彼此获取信息的渠道与内容差别很大。她说妈妈看新闻一般都是百度搜索界面下自动推荐的信息，或是家庭群里「标题耸人听闻」的推送，于是她帮妈妈注册了微博，又替她关注了财新。

邓晓虹也做过主动向家人推荐自己觉得优质的媒体内容的事。她说自己的姥爷会很主动地问她对于一些新闻的看法，所以对姥爷「抱有一定的期望」，于是她把很认同的又觉得比较温和理智的剩余价值第51期播客：「瘟疫、语言和具体的人：与历史学家罗新的聊天」，转给了姥爷听。

姥爷认认真真地听完了一个多小时，当时也没和邓晓虹说什么。过了几天，她在房间里听到姥爷在和妈妈和外婆聊天，姥爷说这个播客「都是说党不好的，怎么能这个样子？」。

3月12日，中国卫健委宣布「中国本轮疫情的高峰已经过去」，官方认证的疫情「拐点」到来了，但是家里的摩擦却远没有结束。

因为钟易的表姐在北京工作，他们自然地聊起北京还不鼓励湖北人返京的事情，钟易来了一句「湖北人在国内就像二等公民一样」，爸爸立刻说「你不能这样讲话」，她接着说「可能北京那边领导命比较矜贵」，爸爸回「北京垮了的话，我们其他地方怎么办？」。

3月16日，人民日报发布《中国以外87182例，反超了！》的文章，邓晓虹的姥爷在餐桌上拿着手机看到了这个消息，又看到今日头条上看到美国疫情严重的新闻，于是说「人数反超了！」。在邓晓虹看来，姥爷是在幸灾乐祸，这句话让她觉得「刺耳」，于是和姥爷说「我们不应该希望任何一个人得病，这种话不是一个有人性的人应该说出来的」。

邓晓虹的父亲听到了非常生气，觉得她说话不尊重长辈，情绪激动的她和父亲开始争吵，姥爷在一旁劝架：「哎呀，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是我错了」。

邓晓虹觉得自己在家里孤立无援。自从疫情以来，家族群的聊天变成了新闻battle。邓晓虹发一个「火神山工人：我们为武汉付出过」的微信文章，下一条是妈妈转发来别的群里的消息「真相来了，2019年8月17日，美国特里克堡生物武器研究基地无故关闭……」。邓晓虹截图一个「孝感一幼儿在家中死亡，母亲被警方带走调查」的新闻，爸爸发来一个「中医完胜！0比113，中西医分组对比治疗……」的文章。邓晓虹发一个「浙大团队：手机 App无授权就能监听电话……」的文章，过了几个小时，爸爸转来一个「警惕移民！汉唐跌入黑暗底谷的教训！」。

这样的微信群对话终结在妈妈转来一段文字，说的是FBI实施将美国病源嫁祸于中国的秘密战略，又说WHO唐德赛「冒天下之大不为韪」说出「世界应当感谢中国」是事出有因的。邓晓虹彻底失望了，她回复说「感谢12月就训诫发哨人导致失去两周黄金时间？感谢WHO主席一开始拒绝提高疫情登记再次误导？」，一怒之下退出了家庭群，现在也没加回去。

病毒起源的问题也造成了Jota家庭关系的「擦伤」。Jota爸爸在政府工作，一天做完社区工作回家，午饭时复述同事说的新冠病毒是军运会时美国带来的观点，Jota说「没有科学定论就不要相信」，爸爸说「有人这样说就有道理」。Jota不知道要怎么回父亲。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在「新冠病毒危机与社交媒体的双向影响」一文中，如此写到：「久被诟病的回声室效应在疫情中也被不断放大」，处在信息茧房里的人还会预设批评，「以便在外界宣布其关于某个问题的立场之前就痛批该立场」，阴谋论变得很难去除。

我们决定不再聊了

邓晓虹说自己以前非常崇拜自己做知识服务工作的父亲，但上大学以来，一是受身边同学影响，二是能自由地上网，自朋友借给她VPN用，她开始有意识地翻墙，信息接受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与父亲的争论也变多了。

大一大二的时候，她想要就一些社会议题听听父亲的意见，例如性少数群体平权，结果父亲说这是「反人类」，她还提到杭州保姆纵火案，父亲和她说「你要相信国家是在变好的」。邓晓虹觉得父亲总是「站在一个执政者的角度解释这些事情的合理性」，她并没有预想到父亲是这个反应，「没有办法（和他）交流明白」，于是不再找父母聊。

根据尼尔森发布的疫情如何影响人们的媒体消费习惯的报告，内地民众在疫情期间变得更关注新闻内容。平时不怎么聊社会议题的Jota、或是在上一次分歧中决定不再聊政治的邓晓虹、陈真真发现渗入人们生活的疫情让他们「忍不住」和家人讨论相关新闻。然而在经历种种摩擦和尝试之后，他们觉得还是不聊好。

4月的一天，邓晓虹在房里学习，听到外公和父亲在外面聊疫情，越聊越嗨，「大概就是美国多坏，中国多么惨」，她想着已经发生过这么多次争吵，「只能选择闭麦了」。她说「人立场不同、观点不一样，但还是可以相处的」，走出去和家人达成了协议，决定在家里再也不聊政治相关的议题。

过不久，妈妈说起了要买精油，邓晓虹说草药的东西不靠谱，父亲立刻提到了莲花清瘟胶囊。试探了几句之后，她说彼此都意识到了不能继续下去，主动说「好的不聊了」，父亲也说「好的不聊了」，就不说了。

陈真真觉得经过疫情的事情，她感觉到自己和家人都意识到了成长背景和信息接收等原因带来的世代鸿沟，彼此的观点变得「不那么偏激」。她觉得父亲在听过自己的观点后，思考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真真说自己父亲虽然有些观点过于片面，她不认可，但是也「敬佩父亲这代人拥有的军人需要有的忠诚的精神」。

韩青还是挺较真的，他说他还会继续和父母聊政治议题。他总结起这段时间和父母的发生争论的原因，他说其一是疫情给生活带来的冲击。没有便利的生活设施和人际接触，这样脱离秩序的生活给他带来了病理性的影响，又浏览到许多令人难过的新闻，从政府信息不透明，到建筑工人和医护人员的遭遇、中国NGO的发展状况，让他觉得这是社会整个结构的问题，有种「被冲垮的感觉」。

他说自己的父母觉得疫情就和自然灾害差不多，「这个病毒也不是谁故意给他放出来的，谁都不想这样的」。他认为爸妈没看到这个事情政治化和社会化的一面，失去了沟通的基础。韩青之前就香港问题和父母沟通时，共识远比想象的要多，他认为是因为父母是「六四一代」，知道年轻人游行示威是怎么回事。

最后他说，沟通的不愉快是彼此接收的信息不一样导致的。根据调查，年龄越大，消费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比率更高，而传统媒体比起用户贡献内容的互联网来说，观点更为保守，也更容易被权力控制和审查。韩青觉得，人们形成关注兴趣的观念基础也很不一样，「一个人能获取到什么样的信息，其实很大一部分是自己有意寻找和筛选出来的」。

（文中出现的人名为化名）

这是一份中国内地与媒体发展课上的作业，最初企划的时候，雄心勃勃想要采访到不同类型的家庭，可能有自由一些的爸妈和比较信任政府的子女，也想听听家长和子女双方的说法。然而……由于时间、资源、同龄人都拒绝了帮忙联系父母采访的请求，所以没有办法呈现更多元的家庭变化。大概只能算是一些好看的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