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莉娜：關於生命療養院，以及人們如何被遺棄的故事》

不知道怎麼的，這本書對我而言一直有種無法完整表達的意義。

ㄧ.與此書的邂逅

還記得最初在網路上看到《卡塔莉娜》的介紹時，我腦海中出現了三個字：「樂生院」。雖然兩個故事的歷史條件與時空背景極為不同，但如果跳開學術語言而去單純的想像，就會發現兩者有一個再明顯不過的共通點：排除。對於「排除」、「廢墟」以及「遺棄」等概念始終無法逃開的我，便有了要好好讀這本書的使命感。在閱讀程沈澱許久後，偶然看到一篇此書的書評，彷彿又把我召回卡塔莉娜的故事中，就是在那時，對自己承諾要好好寫個書評。

二. 對人的排除如何可能？：國家、家庭以及藥物

但與其稱作書評，我寧可以稱其為對此書的敬意。前幾天聽到某一位學者說他是在用生命做研究，我想使此書作者 João Biehl必定也是如此。以醫療人類學為專業的Biehl，長期投入全球醫療與公共衛生議題，並深度投入巴西醫療與公衛制度改革。在寫作《卡塔莉娜》前，Biehl正在參與巴西愛滋病醫療研究計畫，意外透過在地人權運動者接觸到巴西阿雷格里港—對於此地我另一個理解是參與式預算的發源地—的「生命」（Vita）療養院」，此地是巴西為數眾多稱作如廢墟般的「老人院」之一，也是人權運動者口中的「人類垃圾場」，作者則把生命療養院以及類似醫療機構稱作「社會遺棄區」。這些散佈在巴西都會空間中的醫療機構，是巴西貧窮人口、中產/勞工階級以及從官方醫療機構被逐出的患者的「家」；然而，這個家產生的原因不是什麼神聖、溫暖的理由；恰恰相反，是新自由主義在巴西實作下的惡夢—新自由主義是當今很值得討論的概念，但因能力所及，這裡暫且以Bauman（2019）的人人對立、人人為自己以及子公司化等概念理解—國家在眾多場域進行去管制化/私有化之下，原先國家應當具有的功能瓦解，把公共的責任轉嫁到個體上。在卡塔莉娜的故事中，此場域即是醫療與公共衛生（當然，此場域與政治、經濟場域有關）。在此實作邏輯中，家庭成為國家醫療單位，藥物被國家當作有效益且普及的治理工具，免費發放藥物則成為核心措施，顯示了醫療服務的去中心化與治療個體化（p.43）。卡塔莉娜便被困在此看似給人更多自主性但實質進行排除工作的牢籠中。

  在上述過程中，家庭與藥物具有重要作用，且兩者緊密交織。在卡塔莉娜被家庭成員送到生命療養院的那一刻，便揭示卡塔莉娜對於家庭成員的意義，即永遠被拋棄的人。

一個井然有序的領域造就了卡塔莉娜的排除。這個領域明定誰屬於家庭、誰值得獲得醫療協助、誰賺錢，以及所謂『正常』可以被接受的種種程度階段—這些都是維繫一個家庭運作的關鍵。（p.315）

在卡塔莉娜後續的生命以及死亡後，家庭成員間並不存在一致的排斥態度，也因基因科學對於卡塔莉娜病狀的重新確認有所轉變，但對卡塔莉娜的存在/不存在已起了無法抹滅的效果，即便對卡塔莉娜而言，「家」始終是書寫的重要對象；然而，單就家庭成員的力量是無法維持對卡塔莉娜的拋棄狀態的，另一個同等重要甚或更重要的力量是藥物。作者以「社會性精神病」定義卡塔莉娜的狀態，此為本書核心的論點之一。這並不是旨在斷定卡塔莉娜的精神病是真實或虛構的，而是要說明：

...以全新模式被結合起來的親族關係、公共機構、精神醫療以及用藥方式，就算沒有讓人產生精神病，卻仍為他們的經驗賦予了特定的形貌及價值判斷，導致他們像是得了精神病，並藉此重新鑄造了互為主體性，也中介影響了背棄處境的發生。（p.147）

  透過不斷回收再利用工具性的精神藥物，不僅重新塑造了卡塔莉娜與家人的關係、家人的價值觀，重組了卡塔莉娜的生物體組成，更重要的是，確保被棄者處於被移除至現實外的處境。（p.147）在此狀態下，與正常邏輯相反，卡塔莉娜要不斷爭取拿藥、用藥以讓自己持續保持「正常」。我認為這是整個抹除/重造卡塔莉娜主體性機制中最為變態—請容許使用這個字眼—的地方，也讓我每次看到診所的處方藥，不經意就會想到卡塔莉娜的悲慘故事。

她的人生是當代家庭/醫療/政治結構的典型案例，這些結構皆如同法律依樣運作，而且就在我們每個人身邊...到了最後，卡塔莉娜成為一種失敗的藥，但仍矛盾地容許某些人的生命、情懷及價值觀以其他方式存續下去。（p.341）

在被作者問及得了哪種病時，卡塔莉娜的回答可以說是為社會性精神病以及自身的存在狀態做了最好的註腳：

我的病是時間的病...時間的病是沒有解藥的。（p.148）

三.卡塔莉娜如何重新確立自我：字典、寫作以及語言

  國家新型態的暴力、家庭成員的拋棄以及精神藥物等力量交織作用抹除了卡塔莉娜的主體性，把卡塔莉娜置入在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邊緣。在此狀態下，卡塔莉娜藉由書寫重新確立自身的主體性、建構真正屬於她的世界，至於什麼是主體性，Biehl對其進行初步的界定：

主體性無法被簡化為一個人對自己的認知，也不必然是對當權者的挑戰，反而是一種持續進行實驗的材料及工具，這些實驗可以是內心的、家族的、醫療的，也可以是政治的。主體性永遠帶有社會性，且包括了由一個人形成、可以在一個人之中尋獲，以及足以歸因於一個人的所有認同。（p.186）

卡塔莉娜藉由在字典上的書寫，彷彿創造了另一個世界，只有自己與自己的世界，此世界包含她的親人、醫療文件、債務以及不斷被提及的愛撫與慾望等，這裡已不存在真實還是虛構的問題，並不是因為界線本身模糊或是浮動，而是如Biehl在序言中引用法農對殖民統治者提問—「在現實中，我是誰？」—的答覆：「誰的現實？」在這裡，我們看到只屬於卡塔莉娜的現實，只要那個現實藉由字典顯現，卡塔莉娜的生命便能夠持續的延展。

雖然卡塔莉娜對自己及世界的認知被視為缺乏真實性，她卻在思考及書寫中，發現了一種自處方式，一種在難以忍受現狀中的自處方式。因此，主體性也包含有創造性，而那就是一個主體採用獨特象徵系統與世界建立關係，以理解生活經驗的可能。（p.186）

  在作者與卡塔莉娜相處的過程中，字典對兩者有著重大的意義。對於身為人類學家的作者而言，字典是此田野工作中的核心材料，讓作者得以進入卡塔莉娜的世界，雖然卡塔莉娜書寫是為了讓自己理解，但卡塔莉娜的字典經過作者的解碼並按照寫作時序重新展現於此書後，看似發散、凌亂、毫無邏輯性可言的文字似乎有了另一層的意義：卡塔莉娜、作者以及讀者藉由字典，創造了生命、紀錄並延續了生命以及閱讀了生命。

除了文字的書寫，語言同樣是互相理解的基礎。Biehl以聆聽者與報信者理解其與卡塔莉娜的關係，作爲聆聽者的作者，把信任與尊重放置在最根本的位置，了解卡塔莉娜的生活經驗與過去，「讓一片新的領土被開創出來」（p.286）。相對而言，卡塔莉娜作為報信者，面對社會性死亡與家庭成員區席的過程，作者認為卡塔莉娜「說出了真話，即便身處眾多症狀之中，她仍是清醒的。」(p.237)在這裡我們看到語言具有正面積極的能量，讓被棄者與作者能夠進入彼此的世界，卡塔莉娜了解作者作為一位研究者的角色，而作者也得以藉由語言理解卡塔莉娜被遺棄的存在狀態，我想這也是為什麼作者會以與卡塔莉娜「合作」來理解此書形成的原因。

四. 學術研究作為生命實踐

最後，我想談一下這個始終沒有明確答案的問題：學術的實踐如何可能？在導讀中，陳嘉新教授用「戰鬥人類學」界定此書的實踐性，及人類學者不再是以我族中心的觀點對他者進行評斷，而是實際投入並改變研究對象的處境。透過Biehl此書的出版，讓我們理解學術研究確實有實踐的可能。在Biehl與基因與醫療團隊的合作下，重新判定卡塔莉娜的病症，不是精神疾病而是家族遺傳疾病導致的共濟失調；不幸的是，卡塔莉娜沒有機會取得重新確認病症後應該擁有的醫療資源與權利保障，因為在那之前卡塔莉娜便因腸道出血而死亡。然而，卡塔莉娜的生命並因此結束，透過卡塔莉娜與Biehl的書寫，讓其生命得以存續：

身為卡塔莉娜的人類學家，我關注的是動態，也就是將這些想法與材料、生活經驗與感知，重新一起/彼此對抗著流動起來，好確保透過人類學的技藝，這個故事能夠未完待續，帶有開放性。（p.495）

此書描繪了一幅當代新自由主義在巴西運作、實踐的圖像，提醒我們新自由主義從來不是本質、恆定的，而是藉由各個場域的行動者實作共同構築其異質、動態的樣貌。在卡塔莉娜的生命故事中，巴西的政府官僚、地方議員、地方醫院/診所的醫療工作者、生命療養院的病患/志工/醫生以及卡塔莉娜的親戚家屬等，此些行動者的存在皆持續影響卡塔莉娜的處境；更重要的是，透過Biehl多重的視角，讓我們得以從卡塔莉娜的故事，看到巴西公共衛生、政治以及經濟體制的結構性問題，如何交互作用並且對一個個體的生命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我認為這是此書另一個極具意義的貢獻。

在理論化的工作上，Biehl也提出了具有高度創造性的概念：前人類。Biehl以前人類指涉卡塔莉娜的存在狀態，其構想在直覺上來自於卡塔莉娜常常以「前...」稱呼自身與其家庭成員，比如「前妻」；另一方面，Biehl以此概念與當今舉著「普遍性」大旗的人權想像對話：

人權論述一個主要的問題在於，先驗地斷言有一種無法化約的普遍人道（humanity），而此人道該為我們的互動及社會組織提供基礎。面對這樣的斷言，「前人類」幫助我將許多基於某種一般人性的說法視為相對而非絕對，也幫助我思考，我在生命療養院所發現的人類生活形式的偶然性和普及性（p.410）

  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提醒，在人權論述大行其道的現在，我們很容易預先設想人權應該有的模樣，這看似合理的邏輯其實蘊含了常被批評為「浪漫化他者」的陷阱，可能增加研究者與被研究對像的距離，進而使得研究者無法完整且細膩地捕捉被研究對象的生命經驗，以及其具有的能動性。

  最後的最後，我想藉由人類學的「重返」為此文作結。Biehl引用拉岡的概念，指出人類學研究跟科學不同的方在於人類學有「記憶」。此「記憶」正是學術研究—Biehl在文中指的是人類學，但我認為範圍應該更廣—的核心，因為我們的研究對象永遠在變化，因此作為學術工作者，無論採取什麼樣的理論視角、研究方法甚或歸屬的派別，必須永遠不忘重返現場的使命—即便不可能一直保有—如此才不愧對於自身，以及我們所關懷的生命。

  寫到這裡，突然想到一位朋友說他最喜歡的一句話是《一代宗師》的台詞，很適合當作此文的最後一幕：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作者：朱甌.畢尤
攝影：托本.埃斯可拉德
翻譯：葉佳怡
出版時間：2019
出版社：左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