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仁多玛的诺乐，改变了藏区吗？| 郭婧雅专栏

2018年至2019年，我以独立写作者的身份走访了六个传统乡村，采访了五位积极介入地方的人。为了盘活乡村沉睡资源，他们分别做了不同面向的尝试和努力。

这些人不全是返乡创业者，去乡村也不是为了追求田园牧歌的生活，相反，他们在乡村的每一天，面对的都是具体又现实的问题。而那些挫败和挣扎，也让他们的故事更为立体。

在这之后，我也开始了自己深入乡村的旅程，不再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是直接参与到与乡村有关的议题中去，在近距离的观察和交谈中一点点建立对中国乡村现状的认识。

我意识到，关于人的实践为地方社区带来的影响，远非做一两次采访、写一两万字的文章就能完整呈现，改变是动态发生的，对一个地方来说，需要的是长期持续的关注和记录。

在这个专栏中，我将把时间拨回到2018年 ，从进入的第一个村子开始，陆续书写这几年走访乡村的观察和思考。我也会继续出发、在场、写作，希望为生活于乡村的人，为偏小地域的少数群体，记录下时代变迁作用于他们身上的痕迹。

文 | 郭婧雅

甘肃省合作市佐盖多玛乡的仁多玛村（Ritoma）位于青藏高原上的安多牧区。在这片海拔3200多米的辽阔的草场上散布着6000头牦牛和20000头羊，村里1500位居民都是牧民。

在从合作市通往仁多玛村的路上，路边立柱上“精准扶贫”的大标语无声地呐喊，向来往的人表述强烈的决心。在传统的力量相对强大的地方，比如一些少数民族村庄，摆脱贫困的生活很难，那意味着人们可能要离开熟悉的生活方式，转变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

2007年，来自美国、有着藏族血统的德青益西（Dechen Yeshi）在仁多玛创办了社会企业诺乐（Norlha），雇佣当地牧民手工织造以牦牛绒为面料的衣物，帮助当地脱贫，提供就业机会，草场因过度放牧造成的生态失衡也获得了改善。而作为诺乐的伴生物，现代生活方式对安多牧民的游牧传统也发起了挑战。

我在2016年和2018年各去过一趟仁多玛，和德青益西有过简短的交流。我观察着诺乐给仁多玛带来的改变，看它如何慢慢地渗透到当地牧民们的生活里。

高原

从合作市出发，先走一段县道，水泥路平整宽阔，在一个很容易错过的岔口向右开下一段土坡，那是往仁多玛村的路。仁多玛村坐落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东边约二十九公里，从合作市出发需四十分钟左右的车程。

这是我第二次到甘南。和两年前相比，合作市变化不大，街上的行人还是很少，空气中还是有一股煤烟味，早上八点还是买不到热早餐。高原的变化也不大——高原还能有什么新变化呢？草原在一侧铺开，黑色的牦牛和白色的山羊散落其间，山是绿的，草已经开始黄了。空气很凉，云层低沉。

9月底，天气预报说很快会下雪。

路正在修，要铺设水泥路面。两年前来这里时，这条路又长又窄，会车时要靠到路沿让一让。需要让一让的还有羊群，它们慢悠悠地从前方逆光而来，卷着尘土，牧羊人走在后面，漫不经心。

路修好后，就会有更多人来，也许也能鼓励更多人出去，但肯定不是赶着羊群或骑着马出去的，而会代之以一种更快的方式。

快，是中国需要的速度。在青藏高原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现代化建设的面貌在车窗外唰唰地向后退去，公路宽敞笔直，走到哪里都有手机网络信号，基础建设、学校、卫生保健，有些地区甚至能看到统一的住宅开发。

政府为牧民提供了新的安排，放弃牧群和土地，住到统一开发的新房子里去，每月可以领取一些补贴。政府对传统的游牧文化和生活方式不感兴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第一步，是按照他们对安居乐业的想象和一个统一的模式来捏塑藏区。但不需要放牧和劳作，很多牧民就无事可做，有些人不会汉语，找不到工作，只能成天在馆子里闲聊，打发时间。

当然，游牧生活非常辛苦，狼群会来袭击，会遭遇恶劣的天气灾害，传染性疾病会毁掉整个牧群。许多人也真的不想再继续当牧民了。他们有了手机，可以上网，知道外面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年轻的藏人也想进入新的时代，而不是留在游牧传统里。

一些会讲英语和流利的汉语的人找到了工作，道吉仁青（Dorjee Rinche）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他很幸运，因为受过教育，会说英语，他得到了一个在仁多玛村和德青一起工作的机会。这些人跃过了龙门，但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只能随波逐流，去附近县城的建筑工地上讨生计。这样的机会也不常有，没有零工可打，他们还是要回去放牧，或者，回到无所事事的生活里去。

在这条从佐盖曼玛乡通往仁多玛村的路上修路的工人，大多是妇女，戴着宽边帽和口罩，系着旧旧的围裙，戴着工作手套的手熟练地铲着水泥。

在藏族地区，男人放牧，女人则做除放牧外几乎所有的事情。“在夏季的几个月里，她们早上三点就得起床。她们的一天从挤牛奶开始，接着还要制奶油，晾晒奶酪，捡拾牛粪……”我曾在德青的一次演讲中听她描述过藏区妇女的生活，那是她2004年第一次到青藏高原时目睹的境况，十几年过去了，情况并未改变太多。我们一路经过高原上的许多村庄，在路边的青稞田里，弯腰劳作的身影多数还是女性，有些女人背上背着幼儿就来了。

在中国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这似乎是一种现象。女孩结束九年义务教育后，有的就不再继续念书，她们留在村里，早早地结婚，还很年轻就成为母亲，做家里和田里的所有事情，织布缝补。

2016年初，我曾在云南耿马县的芒国村遇到一个佤族女孩。女孩十七岁，在外地打工三年，先在湖南跳舞，但因为不能给家里挣很多钱，又去了广州，在一间手机配件加工厂工作。我见到她的那天，春节假期刚结束不久，她说辞职了，暂时不想找工作，在家休息。十天后，她在QQ上问我有没有时间去喝她的喜酒。她告诉我，男方是几天前才来家里提亲的。她言语间好像对这样的安排感到十分开心。

我非常惊讶，但还是向她道了喜，并告诉她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无法前去参加她的婚礼，我表示了遗憾。然而我的内心实际上经历了一场海啸。一个已经走出山区的年轻人，在看到更多的生活的可能后，回到村子，在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心智上来看都不适合结婚的年龄，成立了自己的家庭，这个选择本身让我一时难以理解。我很想知道是什么让她打了退堂鼓，是工作上面临的竞争压力，还是现代生活节奏太快，她适应不来？但我当时只是顾着大惊小怪，没有兴趣进一步了解她的故事。

这之后，我有机会采访了上海的一个服装品牌，它和云南的一个独龙族村落合作，将他们的民族服饰独龙毯进行再设计，由当地妇女手工织就后，销售给城里的人。品牌设计师也说起了相似的事。她去到当地的村子，看到那些拖家带口的妇女，问起她们的年龄，其实也就三十岁上下。“结婚很早很早，十几岁就结婚了，”她说，“看起来像已经上了年纪的人。”

这些农村背景的少数民族妇女，和城市里正在苏醒的女性自主意识毫无关系，她们遵循的仍是传统社会要求女性的那一套道德准则：服务自己的家庭，为之奉献一生。如果要突破生活困境，她们会跟随自己的丈夫去城里讨生活，但对一些少数民族来说，融入城市比耕田放牧更难。在藏区，妇女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在村子外很难找到工作，很多人也没想过到外面去，她们希望有更多时间和家人在一起，这意味着她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要在迁移和挤牛奶中度过，并把这样的生活一代一代传下去。

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她们既能留下来，又能过上一种比以前体面的生活。

甘南草原上的仁多玛有自己的答案。

诺乐

不管什么时候来，仁多玛总是非常安静，关掉汽车引擎，就只剩下风的声音。四处走动的人很少，一两个看起来像正要回家的人，背上背着干草，低着头从一排转经筒前走过，经轮随着他们的拨动依次慢慢地转动起来。一对母女带着一个幼童在不远处的山丘上吃午饭，她们面朝群山，群山起伏绵延，几乎要碰到压得低低的云层。

我站在山丘上，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孤独。天地无穷无尽，群山后面还是群山。继续往东走，三公里，五公里，沿路只有山、草原、牛羊，和一条冬天会结冰的小河，我以为会看到一些帐篷，但这些也没有。仁多玛像一个句号，其后都是空白页面。

这里的日子大概十分单调，景色、食物、生活内容，经年累月地重复，漫长而枯燥。一个人内心的使命感得有多强烈，才能说服自己留在青藏高原，留在这个广袤空寂的地方，空手创造。望着草原上的仁多玛，我无法抑制自己去想这个问题：

“是什么使你最终决定要为这个地方付出自己的一生？”

德青益西刚来到这片草原时还只有二十二岁，和大多数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对于未来感到不确定，但她心里有一种隐隐约约的盼望，她想要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

2005年，德青在夏河县的拉卜楞寺和依旦杰布（Yidam Kyap）相遇。依旦出身于甘南当地的藏民家庭，在草原上长大，遇到德青之前，曾游历过不少国家。我和依旦没有交谈过，对他的故事并不熟悉，只知道在那次相遇后，他们很快发展成男女朋友，随后，二人在仁多玛安家落户。

“一辈子留在这里”，这是德青为了做那件不一样的事情，向当地人许下的承诺。

2007年，德青在仁多玛创立了一间手工纺织工坊，采用牦牛绒纺织围巾。这是一个由牧民组成的工坊，经由他们手工制作的围巾获得了欧洲许多奢侈品品牌的垂青。随着2013年工坊将销售重心从定牌生产转移到国内零售，工坊的名字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听说——诺乐，在藏语里是“牦牛”的意思。

如今，德青年过四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那件不一样的事情她已经做到了。

2016年冬天，为了做一个中国传统手工织物的专题，我跑到海拔三千多米的仁多玛采访德青，接待我的是道吉仁青，他已经是诺乐的销售经理。我到的时候德青还在开会，道吉带我到生产部门等候，并为我端来一杯热咖啡——一杯速溶咖啡。

那是一间用木头搭成的屋子，后面一排有几个房间，中间是公共区域，面积很大，人很多。每个人手头都有事在忙，头在电脑后面埋得很低，气氛安静紧张。一个稀松平常的工作场面，和城市里的办公场景几乎没有两样。墙上贴着工作进度表，A4纸打印的文件摊放在桌上，样品整齐地挂在墙上的一排柜子里，员工们进进出出。唯一不同的，是电脑后面的藏族面孔，那些原本拿着鞭子赶牛羊的手，现在在键盘上敲打，绘制excel表格，制定生产指标。这样的画面我从来没有见过。我注意到墙上贴着的工作注意事项，是用藏文和英文打印在同一张纸上的。

和生产部门都是男性不同，技术部门的工人们大多数是妇女。她们穿着藏式服饰，熟练地操作着织布机、缝纫机，或是在增压床上滚动挤压毯子大小的毛毡。我把这个发现告诉道吉，他证实工坊内部的女性员工占了60%的比例。“男的基本上都在管理层。”他补充道。

我问他工坊目前有多少员工。“有一百二十多人，都是本地牧区的牧民。”他说。

“有员工辞职回去过放牧的生活吗？”我问道。我很好奇马背上的民族是否这么容易就被朝九晚五的生活驯服。

“有的。”道吉无意粉饰，肯定地回答道。据他说，2009年前后，牛羊的市场行情很好，价格涨了很多，不少员工认为放牧的收益更好，便辞职回去放牧。人员流动的情况一直到2014年才逐渐稳定。“我们给的工资很好，而且很稳定。”他说，“所以大家就适应了这样的工作环境和气氛。”

我很喜欢和道吉聊天，他身上有股书卷气，普通话略带一些口音，但说得十分流利，语气礼貌轻柔，人也总是笑眯眯的。2007年他加入诺乐，是最早的员工之一，参与了工坊这十年发展的全过程，也必然目睹了这个村子的变化。我问起了这个问题，关于变化的问题。

“第一个是因为这个院子里有很多本地人，影响到了整个村子，比如说这里有很多小店面，都是因为这个工厂而开设的。”他说，“这么小的村子就大概有十几个店面。”

这个答案，我从德青早前的演讲里已经获得过了。另一个变化，道吉提到了员工的个人卫生。工坊有一条制度，要求员工每周必须要洗澡。“现在已经不需要制度（要求）了，”道吉笑着说，“大家都习惯了，有时候想去洗澡还要排队。”

他没有再举别的例子。“这些都是影响。”他这样结束。在他看来，这两个变化足以回答我的问题。

那么，最初这里的牧民是怎么看待诺乐的呢？

“刚开始很多人不理解，“道吉回答，“觉得这个工作没有前途，所以很多人还辞职回去当牧民。他们不理解这种工作方式，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样生活的人。”

现在呢？他接着说道：“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大家看得到好处。”

我承认我曾把一种抽象的浪漫安放到游牧生活上，辽阔的草原和马背上的自由令人向往，但这只是因为我和这样的生活有距离。想象不需要负责任，生活其中却要付出代价。在条件艰苦的高原地区，这个代价就是贫穷。

对渴望摆脱贫困的游牧民来说，放牧或是工厂里的工作都只是谋生的手段。文化的维系是形而上的，人们很现实，论及生活方式的改变时，他们首先要看有没有好处，接着，他们要确定这是否能长久。

这也是为何最初没有人相信德青所声称的牦牛绒能带来改变的说法。他们不愿意相信，因为那是自己都不用的东西。牦牛绒，牧民称它作“库（Khullu）”，是牦牛身上最纤细的绒毛，生长在牦牛头颈附近。这层直径小于20微米、长度不超过4.5厘米的绒毛会在春季时自然脱落，由于过于纤细，只能用手一点一点采集。采集后的库，一公斤的市场价格只值人民币二十多元，经验告诉他们这是吃力不讨好的生意。经验不会有错。

桑吉东知（Dhunko）是德青父亲友人的儿子，和道吉不同，桑吉没有念过书，也不识字。虽然他的内心已被德青的殷切游说所打动，但他需要一个来自德青的等值交换。如果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分子意味着首先要放弃牧群——牧民唯一的财产，这种交换令桑吉感到很不安。要令牧民自愿放弃一切追随这场冒险，德青需要付出的不止于项目本身的投入。但桑吉没有明说，他只是默默观望，直到有一天，德青有意无意地透露了她和依旦的事，桑吉知道他等来了德青的等值交换——一个留在这里一辈子的承诺，于是下定决心离开家乡，和妻子一起随德青到柬埔寨和尼泊尔开始纺织学习。

在桑吉和妻子的带动下，牧民陆陆续续加入诺乐，其中就有道吉。现在，诺乐的员工每天从上午八点半工作到下午五点，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午休，每个月最低可以拿到两千多元的薪水。他们不再需要担心牧群安危或计较收成。道吉告诉我，周围想来工坊工作的人特别多，但他们没有办法提供这么多的岗位。

妇女是这个群体中受益最多的。诺乐公众号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女性员工的生活日常。她们会骑着摩托车来上班，在业余时间参加工坊组织的英语班，或是练习瑜伽、打篮球，冬天放长假时，她们与家人一起飞到拉萨朝圣。

“经济独立，让她们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一些妇女更在婚姻中获得更大的自由。”文章列举了几位员工的事例，其中有些人是单亲妈妈，稳定的工作让她们可以安心抚养小孩，甚至还可以负担父母双亲的生活。她们的双手从挤牛奶和捡牛粪中解放出来了，经过刻苦的技术培训后，这双手开始编织自己的新生活。

德青益西

我在生产部门遇见了德青。我上前介绍自己——经过两年的学习，我的英语已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她面前不再怯场——她礼貌地微笑，但从她的眼神里，我意识到她一点也想不起来我们在2016年的那次见面。

经常有其他地方的人来诺乐参观，也有许多记者陆续到这里来采访，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甚至认为——到今天仍然这样认为——我或许是这些千里迢迢跑来一窥究竟的人里头最蹩脚的。

我没有问出任何有新意的问题，从德青的应对中，我就能自己得出这个答案。我提出的那些问题，对她来说，只是向另一个面孔再复述一遍她已经重复了不知道几遍的自己的故事。我看着她，心里想，她会不会对这样的采访感到厌倦？她看上去确实有一些疲惫，她的两颊和下巴上都有一些小粉刺——那是高原干燥导致的过敏，但她显然也没有花很多心思在妆扮上。

是什么使你最终决定要为这个地方付出自己的一生？

两年前我带着这个问题来见她。当时她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我们之间隔着一张桌子。她的大女儿诺增（Norzin）调皮得像一只小猴子，屋内屋外跑进跑出，比现场的其他人还忙碌。后来我才知道她那天早上发现了三只新生不久的幼猫，她一只一只抱进来，抱在怀里给大家看，猫崽身上脏兮兮的，但她满不在乎。生产部经理桑吉也打断过一次采访，他手里拿着一份文档，过来请德青拿主意，他们用当地的藏语交谈。

德青身上有一半藏族血统，她的父亲就来自甘南高原，母亲金姆益西（Kim Yeshi）则是美国和希腊的混血。她在美国长大，大学毕业时，母亲让她回父亲的家乡看看。

搜集牦牛绒是母亲的主意，金姆有超过三十年在亚洲调研纺织品的经历，她认为牦牛绒在商业上有巨大的潜力，它的色泽和光洁度比起羊绒虽然稍显逊色，但同等重量下的牦牛绒制品比羊绒制品更结实，由于纤维的细密度更高，因而保暖性也更好。通过它，还能够实现藏区的可持续发展，她确信自己的判断。但德青觉得这件事很无趣，牦牛绒、纺织……这些词离她的生活很远，她感兴趣的是拍摄。金姆于是给她买了一台很好的相机，鼓励她去甘南藏区拍一部纪录片，作为交换，也同时帮忙搜集一些牦牛绒。

很难说清到底是什么让德青最终放弃了制作纪录片的念头，转而为建设一个牦牛绒纺织工坊而奔走。可能如她自己说的，是当地的贫穷冲击了她的内心，是牧民妇女的生活处境使她坐立难安，也可能是金姆引导她看到了过度放牧对环境的威胁，或是自己身上流着的藏人的血驱动了她——更有可能的是以上这些因素、以及我所不知道的其他因素的总和，德青将它简单地概括为“人生的意义（Sense of purpose）”。

“这是我父母亲对我的教育。”当我问她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的内心对“人生的意义”有所追求时，德青这样回答，“他们在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对我说，你必须找到人生的目标。我的朋友们在大学毕业时更倾向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我父母对我的教育正好相反，他们告诉我不要去过这样乏味的生活。他们说人生转瞬即逝，要找到意义所在。但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不明白人生的目标要如何寻找。当我来到这里，我意识到这个地方是我可以去改变的，我发现自己有能力去做些不一样的事情，那一刻，我发现了属于我的‘人生的意义’。

“在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我问过许多牧民他们是否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如果你不让他们继续放牧，那就必须有一个地方可以雇佣他们，他们可以从那里领到工资。所以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件你来这里做个一年两年，然后发现‘这太辛苦了，我坚持不下去’，于是就离开的事情。因为人们信任你，而你来这里是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所以我必须也同时准备改变我自己的生活。我要对自己做一个承诺，不能轻率地对待他们的人生，而是尽我所能去做这件事。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要一辈子留在这里。”

德青这一番话对我来说并不新鲜，在我采访之前和之后，她在不同的镜头前都曾以不同的方式讲述过，但即便如此，这一番话仍时不时在我心中回响。我有时也会想到一些想再次向德青提出的问题，譬如这一个：如果你不是在二十岁出头时来做这件事，而是在三十岁以后遇到这样的机会，你还有勇气开始吗？

无论对谁而言，这都不是一件能够轻易开始的事。去一个文化上完全陌生的地方生活，重新学习当地的语言，掌握新的技艺，培训一群不识字的员工，学习现代化企业的运营与管理，以及学会面对高高在上的奢侈品牌们的敷衍和冷遇。

德青承担了这一切。这是我对她另眼相看的原因。她东奔西跑搭建工坊，手把手培训员工使用纺织机，不厌其烦地指导他们制作样品表格，又一个人拎着一整箱样品一家一家地拜访客户。没有人意识到——甚至她自己也忽略了，她只是一个大学毕业三四年的年轻人，更多的人把她看作是现代版的堂吉诃德。

“在我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因为太年轻，很容易被别人的评价影响。我总感到沮丧，失去勇气，虽然我的父母一直鼓励我，但是当我把想法跟别人讲的时候，他们都认为我疯了，所有人都认为我肯定做个两三年就放弃了，没有人理解我。”德青说道。

她经历过的那些困顿孤独，我无法体会也难以想象。我当然也有感到困顿孤独的时候，但在她面对的大命题面前，我的困苦就像落进河流里的细雨，不值一提。她所做的事是开创性的，也正得益于年轻，她不知疲惫地披襟斩棘。当遇到现金流的问题时，就去寻找现金可以从哪里来，当遇到推广的问题时，就去让更多人知道自己，让他们找过来。

“2013年，因为我们被更多国内的媒体报道，人们来旅行时，就会过来这里参观、购买，这样就慢慢地开始了国内的零售业务。同样地，因为媒体的报道，一些设计师也过来寻求面料方面的合作。”

德青告诉我，2016年诺乐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和微店，转了一个身，面向全国市场。四年过去了，他们在一篇2019年年终总结的文章里提到，诺乐的市场销量一直保持稳定增长，产品通过电商销往了全球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完全摆脱了对品牌客户的依赖；这一年，诺乐云南香格里拉新店开张，在拉萨的八廓街也开设了另一家实体店，这是他们的第六家门店。有趣的是，诺乐的所有直营店都开设在藏区，这不是一个符合商业逻辑的做法，这样的刻意为之更像是在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生长于此，服务于此。

我一度认为，“改变”，是德青在这片土地上做出的所有努力的核心，但在我第二次来到甘南，来到仁多玛，我意识到德青所做的不是推翻旧秩序，这里并未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诺乐更像是原有的枝干上发出的新枝。它所做的，只是重新发现产自当地的廉价原材料的价值，重新赋予手工劳动以尊严，它为那些家里牛羊数量少的牧民、离了婚的妇女、还未出嫁的女儿提供了体面的工作机会。德青的努力，是在这一根新枝上，一点点重塑“人”的价值。

上午十点半的高原阳光从窗外照进来，一台织机后面探出一张二三岁小孩红扑扑的脸，见到陌生人进来，圆圆的脑袋随即又藏了回去。孩子的母亲正坐在织机前忙碌，机杼的运动带动经纬线穿梭摩擦，扬起轻飘飘的毛线屑。旁边的一台织机上，稀贵的白牦牛绒纺成的毛线穿在缯眼上，齐整分明，等待被织成围巾。

这里是诺乐的纺织车间，每个月有一千条左右的围巾在这里被生产出来。对于一个有五十多名工人的车间来说，这样的产量并不算太高。但一条围巾的生产工序细分起来达到十几道之多，从纺线到织布，全部手工操作，生产能力已达到饱和。这种情况下，“如果订单增加，就需要增加人手，但问题是，员工太多就很难控制出品质量，哪怕现在内部质检的时候，也经常发现有需要改善的地方。”道吉解释道。

当然可以用机器取代手工，实现更大规模的生产，只需要解决一个问题——更大的市场。但在诺乐，关于机器亦或手工的选择，不只是规模和产能的考量，这是一个价值命题。

在德青看来，与机器相比，手工最大的好处是具有灵活性，它允许产品的每个系列都能尝试新的变化，可以是工艺上的创新，可以是将牦牛绒与小部分丝或高山羊毛进行混纺，以实现更多面料效果和颜色变化。“和机器制造不同的是，我们不想做大量相同的东西，只想做特别的款式，每款十到二十件左右就行。”德青认为这能使诺乐的市场竞争力获得提升。

在诺乐的小程序商店里，一款本色牦牛绒围巾售价一千一百多元，而另一款真丝与牦牛绒混纺的围巾售价则将近六千元。“当你做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时，（产品）就会变得非常贵。”德青心里有数。但是，用最高的价格向牧民采购最好的牦牛绒，给工人支付合理的报酬，使用环保但昂贵的进口染料，对诺乐来说，这些都是必选项。

“外面专业的人觉得我们在运营方面还有很多欠缺。”道吉说道。我和他一起站在诺乐的仓库里，被整齐码放着的满满一仓库的货品包围。“有些事情在他们看来不适合更好的发展，但对本地区来说，它应该这样去做。我们品牌的理念就是以本地员工的利益为主。企业运营和员工利益之间的平衡，我们需要去找到。这很重要。”

为此，德青谨慎地对待投资者，把扩招的脚步放得很慢。她慎重地对待当地人的信任，没有偏离自己最初的理想。那篇2019年年终总结还提到，“诺乐是当地最大的就业机会提供者”，“共有132名员工在这里工作，110名是仁多玛村本地人，其中67%为女性”，单是2019年，工坊全年就支付了450万元人民币的工资和福利；另一方面，这些牧民到诺乐上班，“为草原减少了至少1250头大型牲畜食草量的负担”。

市场亦回报她以购买力和忠诚度皆高的客户。在小程序商店里，一款售价10440元的牧民手织围巾被打上“已售罄”的标记，这款围巾的商品详情里写道：由诺乐工匠手工编织15天而成。而在一款售价3780元的黑色牦牛绒圆领斗篷的商品评价里，有位顾客留言道：“四年前买过本真灰的斗篷，今年看见这个颜色毫不犹豫来一件，实物果真没让我失望，物超所值。”这位顾客给这款斗篷打上“很划算”的标签。

作为欧洲奢侈品牌曾经的合作伙伴，诺乐转型后，自然而然地也把自己定位为高端品牌。高昂的定价既来自成本和利润的博弈，也出于对自己价值的认识和自信。这份自信在诺乐的姐妹品牌“诺尔丹营地（Norden Camp）”上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013年，德青和依旦在位于夏河县的桑科草原上建造了诺尔丹营地，接待世界各地的朋友、客户和旅人。营地距离诺乐工坊将近三个小时车程，其所在的那片草原是当地牧民的冬牧场。当牧群在春夏之际转场到夏牧场后，构成营地的7间实木小屋和6顶手工编织的牦牛毛帐篷就在这片空置的草原上被重新搭建起来；而10月中旬一过，人类居住过的痕迹将再次随营地建筑被一起移除，草原被还原成最初的样子，如同牧群上一年来时那样。

为了尽一切可能降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营地内以芬兰式干土旱厕取代抽水马桶，住客如厕后要自己撒上一层干土覆盖排泄物，之后会有专人负责清理；房间内也不供应自来水，住客或者从水缸里舀水简单洗漱，或者步行到公共淋浴间洗澡。这些住宿上的不便一度在网上引起不少诟病，但营地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模式上的探索，还是让更多的人愿意为高价买单。

在订房平台上，诺尔丹营地的房费从一千多到六千多一晚不等，这个价格包含一间帐篷（或木屋）和一日三餐（各1份）。2023年3月初，道吉在朋友圈发出诺尔丹营地开放预订的消息，不到一个月，劳动节假期的营地房型已全部售罄。

道吉仁青

2018年再见到道吉，他的头发比两年前稀疏了许多，乱蓬蓬堆在头上，脸上还是熟悉的笑容，但皱纹也可见地多了。

“更忙啦，”他笑着说道，“特别多事情。每个季节都要有新的产品，要拍摄，拍摄还有各种不一样的——外景要拍，室内也要拍——然后挑照片，修图，再要写文案，再要上架，再要推广，然后还有售后……”他每说一项工作事务，就敲一下椅子扶手，给空气中那些无形的文字加上强调符号。

我们坐在工坊的展厅里，许多牦牛绒产品包围着我们。诺乐开始建设自有品牌后，产品线不可避免地丰富了起来，除了围巾和披肩，还增加了服饰系列和家居用品系列。

“以前我们主要做供货，只是一个工厂，通过邮件接订单，生产是最重要的。现在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做。其实继续给品牌供货会更轻松，但趋势改变了。虽然当时已经做到了最高端的客户——给爱马仕供货，但坦白说，我们产品本身的价值很高，大部分利润被那些品牌拿走了，所以，不如我们做自己的品牌。”道吉这样解释当时决策的转变。

无论如何，他们敏锐地跟上了时代脚步，很早就建立了电商平台，官网也针对国外买家开通了购物车功能，同时还在拉萨、甘南的夏河，以及云南的香格里拉开设了实体店，在北京上海等地也发展了代理商。以前直接面对客户的机会不多，只有当品牌过来考察时接待一下，转型零售后，就必须和客户建立一对一的联系。两年前，道吉为诺乐的国内买家组了一个微信群，统一发布产品和门店信息，回答问题。在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这个群已经有一百二十多名成员。

2018年初，道吉去了一趟美国，他参加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藏族创业者奖学金项目（该项目2019年后停办）。我问他去那里学了些什么。“其实也没学到什么。”他大笑起来，解释道：“（项目）主要针对初创企业的人，比如说，成立初期要怎么管理员工，怎么开始做推广，社交媒体怎么应用……主要讲这些，基本上都是我在诺乐已经经历过的。”

话虽如此，美国之行还是为他带来了生命中的许多新鲜的体验。他和其他十二位来自藏区的同学一起，在美国生活了四十几天，和他们一起过了他人生中第一个生日会，并在结束学业后，陆续打卡了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等地。

弗吉尼亚大学的藏族创业者奖学金项目，主要针对生活在中国藏区的藏族人，以教育培训的形式帮助他们提高创业能力。申请者必须具有企业背景或至少有创业计划。根据介绍，课程内容包括了如何撰写商业计划，如何提高管理技能，如何开发媒体营销战略，如何制作有效的预算等。

这个项目对藏族的年轻创业者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该大学承担了学员的往返机票和在读期间的食宿等所有费用。唯一真正有限制性的申请条件，是学员必须有较强的英文能力，因为持续六周的培训班将以全英文授课。即便这样，竞争仍然很激烈。“我连续申请了三年，第三年才通过。”道吉说。

道吉出生在拉卜楞寺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家里很穷，6岁的时候就学会了独自照料牛羊，长大一点后，他就去夏河县找工作。那是2002年，他16岁。因为没有上过学，大字不识，也不会说汉语，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只能到建筑工地去挖坑、搬石头，一天下来拿13元工资。为了多挣点钱，休息时间他就在工地附近捡废品，就这样在夏河过了有一年的时间，直到他发现学英文能赚到更多钱。

那时在藏区，学英文是一件很流行的事。2008年之前，涉外管理相对宽松，每年有很多外国人到藏区来。学会英语就可以当导游，赚外国人的钱，那将是可观的收入，生活也会更体面。当时他的一个室友正在学英文，他观察对方，觉得自己学起来也不会比他差，于是决定去学。英语培训班学费昂贵，高达每月53元，但他认为这笔投入是划算的，便央求家人同意他参加。

但这个培训班并没有把他直接带到外国人身边。六七个月后的一天，道吉在网吧上网时偶然间读到了关于吉美坚赞福利学校的报道。吉美坚赞福利学校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是一所僧俗合一的男校。这所学校特别之处，在于招生时，对失学、超龄的藏人一视同仁，一个班上的学生，年纪小的有十几岁，年纪大的甚至有四十多岁，而更重要的是，学校对录取的学生一律免除学杂费和住宿费。

或许是从小生活在寺院附近，结识不少僧侣，从他们的言行中感受到了知识的魅力，道吉隐约觉得，学习能令他成为和家人、邻居不一样的人。他打听到在夏河的一个亲戚正好认识在吉美坚赞学校念书的人，便辗转通过对方的引导，考进了学校。

一点文字都不懂的从一年级开始学，三年级就相当于初中，到六年级毕业的时候，就是中专的水平。道吉在那里念了三年书。2007年毕业前夕，一位来自仁多玛村的老师向他提起了诺乐，并介绍他和同学先巴东知（Jampa Dhundup）到诺乐去工作，后者后来成为了诺乐的采购经理。

“来的时候没有面试，来了就工作。”道吉说，“当时什么都没有，2007年的7月份，织布机才从尼泊尔空运过来。工人大概二十多个，是第一批参加培训的人，在那边搭帐篷，在帐篷里织布。我换了很多工作（岗位）。我也不知道一开始做了些什么，反正什么都做。最初要先做调查——这个村子有多少人口，多少牦牛数量等等——第一年就做了这些，第二年开始做库房管理，也管理过设计部门，也做过生产部的助理，2012年才开始做销售。

“刚来的时候对一切都很陌生，尤其是电脑手机。手机我是从2007年才开始用的，第一台是诺基亚。后来德青去国外，回来的时候给我们管理层的人每人带了一台htc，那个特别棒！现在我就用iPhone。

“我以前是个牧人，后来去了学校。学校的学习特别辛苦，竞争很激烈，很严格，不过生活得很开心。来了工坊后，觉得这里很自由，又能学到新的东西，还有工资可以拿。第一个月我拿了1200元的工资，在当地算特别好了。我拿这笔钱去买了很多衣服，国外的那个品牌，The North Face。以前我英文比较好嘛，在念书的时候遇到外国人我都会主动过去交谈，他们身上大多穿着这个牌子的衣服，我觉得他们穿的衣服啊鞋子啊很好看，就对这个牌子印象很好，希望自己有了钱也去买这个牌子的衣服，所以一有了工资就跑去买。那个时候这里还没有网购，我去合作市的店里买。它肯定是假的！但那个时候不知道。但是第二个月开始，我就不知道我的工资去哪里了，现在也是这样，工资一拿到手就消失了，都用完了，我也不知道用到哪里去了。”

从两顶临时搭建的军用帐篷，到今天占地面积三四千平方米、拥有一个展厅和不同生产车间的工坊，我问道吉，作为从始至终参与其中的员工，工坊是否发生过令他印象深刻的事，比如一些挑战或困难。他告诉我，他只是接受被安排的工作，没有考虑过太多问题。

“我一开始也不觉得会在这里待很长时间，走一步看一步，没有什么计划，但是后面越来越有信心，就这样待下来，待了十几年。”

“是什么给了你信心？”

“不太确定。就是一种每天都在工作的状态吧。”

工坊刚成立的那几年，员工就像沙滩上的沙子，牛羊市场行情一旦涨潮，他们就被这股潮水带走了。道吉说不出工坊曾经遇到过的难题，但事实上最大的难题已被他无意中透露出来了。如何让一群牧民相信这件事，愿意留下来，适应新的改变，这就是诺乐遇到过的最大的难题。

这个问题在道吉这里却消解了。他选择一直留在这里，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从16岁去夏河的那一刻起，就放弃了放牧。他心里向往的是现代化的生活，这份工作则为他提供了一条路径。不过，随后几年，他发现自己的想法发生了一些变化。

“当时我对比较现代化的生活感兴趣，”他说，“但是进入了诺乐之后，我觉得可以把自己最熟悉的、以前做牧民时的那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现代化的工作状态结合在一起，这让我觉得我可以留下来。”

两年前当我把采访德青的文章发表后，在不同场合都遇到有读者向我提出同一个问题：一个现代型的企业在一个传统的游牧村落里发展，带去了朝九晚五的现代化工作方式，改变了牧民的游牧生活，这种看似对传统带来破坏的改变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我当然把这个问题带给了道吉。我问他，如果他在现场，会如何回答这些读者的提问。

“第一，它没有改变原有的生活中最基本的那部分，“道吉说，”比如信仰、家庭生活，与亲戚间的情感往来，这些都没有改变，我们只是提供给他们一个新的经济来源，改变了他们的工作状态，但他们还是可以拥有自己家庭中最重要的部分，自己信仰中最重要的部分；然后我们也没有改变环境，他们可以在一个从小到大生活着的环境中，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又能挣到钱。”

诺乐并没有扭转当地的传统文化，相反地，它在人、家庭、信仰和社区之间建立了更牢固的纽带，这就是道吉这一番解释的核心。他没有提到牧民这个群体，或可说是身份的消失，似乎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问题，重要的是，诺乐的出现，让一部分牧民得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道吉再次用他那朴素的语气强调了这一点，他说：“尤其是生活品质的改变，诺乐最想做的就是这个，不是改变他们原有的东西。我们尽量让工坊的工作条件更好一点，比如提供暖气，减少工作危险，让员工可以很舒服地工作。”

2010年，道吉在仁多玛村成了家。他的妻子是当地人，从小放牧，后来家里人把牛羊卖了，没有了放牧的条件，便来诺乐工作。妻子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后来在一场意外中也去世了，那是2009年左右，她还有一个妹妹，但嫁到了另一个地方。“那个时候我们还没结婚，也没打算过这个，但是突然就她一个人了，我们就结婚了。”道吉说。

婚后，他们搬进了妻子的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当他提到没有买空调暖气，取暖还是靠生火时，我好奇地问他，员工们难道并没有因为收入提高就购买一些现代化的电器设备来改善生活吗。

“没有，那个成本很高。这里的夏天不是特别热，冬天比较冷，大家都还是自己生火。”

“你工作之外喜欢做些什么？”

“打篮球。”他脱口而出，“我们每年办两次篮球比赛。今年比较特别，今年有残疾人的比赛。其他时候就看看书，看看电影。现在我有女儿，上二年级，在当地念书，每天要监督她写作业，很辛苦，真的要花很长时间，每天起码两三个小时。这边小学的作业比较多，但好在去年开始减负了。”

“城里的小朋友都要上培训班，学奥数，学乐器，你会让你女儿也去参加培训班吗？”

“我们这边很放松，我个人不是特别在意这个，也不是很严格的家长，看她自己的天分吧。”他突然像想起了什么，接着说道：“我女儿说她长大了要做面包和蛋糕。她自己特别喜欢吃嘛，小时候还不知道面包蛋糕，她说她要做烧烤，后来她看到了蛋糕，觉得做蛋糕比做烧烤更高级一点。”说起自己的女儿，道吉笑得很开心，眼睛里闪着欣喜。

“你在她这个年纪想过自己要做什么吗？”

“没有没有，我那个时候在放牧，以为要放牧一辈子。”

我想起两年前我和道吉站在生产部门口聊着，他告诉我，以前大家向往的是去外面生活，但他现在有点变了。

“我现在很喜欢这个环境，这个牧区。我觉得我还可以当牧民——等年纪再大一点。”

他的语气诚恳，在我听来，并不像一时冲动的念头。虽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这个理想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但我很确定的是，牧民这个身份在这句话的语境里具有了另一种意义。它不再是具体的谋生之道，而是精神的象征。道吉就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最后又回到他出发的地方，这一次，他准备回归传统，自由自在，迎着草原的风策马扬鞭。

尾声

在我离开仁多玛的第二天，甘南高原下起了雪，那一刻我正在拉卜楞寺游览，年轻的僧侣们刚刚下课，光着脚在经堂门外穿鞋子，裹紧僧衣冲进风雪里。我想起道吉，他就在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长大，虽然没有受过国家义务教育，却永远保有学习的热情，那份热情引领他走得比很多人要远。他早就不再买The North Face了，我每次见到他，他都穿着旧旧的牦牛绒上衣，肩膀和袖子处起了毛球。他对于自己生长的这片牧区有了新的认识，与自己的身份也达成了和解。

我也想起了德青。十三年前，她在这里和依旦相遇，这场相遇改变了许多当地牧民的命运。德青最使我讶异的，是她小小的个头和她拥有的巨大力量之间的反差。虽然没有什么重要的问题想问她——事实上我也的确没有问出精彩的问题——我仍很高兴当时做出了去见她一面的决定。我唯一带去的那个问题，在见到德青后，心里就有了自己的答案。她说话时表情平静，眼神坚定，我相信我从中看到了天真。这就是我得到的答案。

雪一直在下，远处藏青色的山峰顶上已被白色覆盖。青藏高原上的雪会一直下到来年3月，最冷的时候，德青一家会飞回美国，假期结束后再回到仁多玛。她的孩子们管仁多玛叫做“家”，她们说标准的安多藏语，在村子里有自己从小到大的玩伴。

德青一家人在仁多玛的生活非常简单。夏天由于太阳直射时间不长，是一年里最舒服的季节，他们会在晚上出门散散步，或观看员工们组织的篮球比赛；周末的时候，他们会和朋友去诺尔丹营地。“营地在冬天会关闭，我们就会花更多时间在这里。”

我记起两年前初到诺乐采访那天，就是个晴朗无云的冬日。结束采访时，工坊正好响起铃声，上午的工作告一段落，员工们纷纷从房间里走出来，表情轻松愉快，有的人相互挽着手臂走着。他们的目标是工坊的食堂。

道吉邀请我和他们一起用餐，但不是在食堂和员工们一起，而是在那间木头屋子里。我当时正在暗自发愁要如何解决午饭问题，一听道吉这样说，便愉快地答应了。一个年轻的藏族男孩勤快地收拾出沙发前的大桌子，铺上几块塑料餐垫，摆好碗筷，接着端上来两大盆热气腾腾的面片汤。

一起用餐的是诺乐的几个经理们，桑吉也在其中。经理们都不太会说汉语，通过道吉翻译，我和他们简单地交流了几句。我介绍了自己和我带来的那套叫《盐巴》的杂志，听完介绍后，诺乐的会计赛绕杰（Serwo Kyap）说，他曾看过一部也叫做《盐巴》的电影。

“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我非常好奇地问他。

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笑着说道：“那是一部讲黑社会的电影。”

在场的人都被逗乐了。

我一连吃了两碗面片汤，身体顷刻暖和起来。两大盆食物很快分食完毕，刚才那个藏族男孩又过来收拾碗筷。休息片刻后，我向道吉告辞。不少男人站在门口抽烟闲聊，打发午休时间，女人们则坐在室外的椅子上说着悄悄话。午后高原的阳光照在他们身上，也照在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