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民：严歌苓《陆犯焉识》书评（26）：逃荒的河南饥民们、苦难的河南人民

  在兰州和西安之间的火车小站，陆焉识看到了四五十个河南口音的、饥荒时逃荒的饥民，被一个收容站干部像赶牲口一样驱赶，驱赶他们回河南原籍。从西安到上海的火车上，他又看到河南的饥民抢夺被尿洇湿的饼干。河南女性饥民还把这饼干送到同样嗷嗷待哺的孩子嘴里。

   《陆犯焉识》中对于河南人的描写只有这寥寥几段。但这却记录和展示了那个时代上千万河南人的境遇。1950-1990年代，河南的贫穷在全世界都算“领先”，尤其1960年代，大饥荒饿死数百万河南人，其他幸存者也是衣衫褴褛、麻木不仁的苟活。许多河南人在七分人祸、三分天灾的重压下，离开那地狭人稠、被强制征粮、水旱灾害频发的家乡，去西北、东北、南方求活路。

   1942年的河南，在抗日战争中的河南人，就为躲避水旱灾害、蝗虫、疫病、战乱、饥荒，上演了向西的大逃亡。仅仅不到二十年，1959-1961年，又一场更大的饥荒，这时村口多了民兵驻扎，逃荒都成了被禁止、有杀头之罪的事。户籍制度的建立和军事化的控制，让人们无法反抗又不能逃离，困在那一亩三分地里。许多河南农民只能在村里挨饿等死，连野草树皮都被刮除净尽，甚至杀死自己的儿女、吃人肉充饥。即便如此，许多人还是在饥饿与疫病中死亡。这样地狱里才有的景象，就发生在河南的人间。

  但人们求生的欲望是强烈的，即便再强固的利维坦，都不能完全禁制。许多河南人仍然向四方流散，往陕西和西北的相对最多。相对于河南，陕西的人口密度较小、灾荒少一些。每当河南人遇到灾荒和战乱，多数逃荒者都会向陕西方向涌去。这和山东人“闯关东（去东北）”讨生活、山西人“走西口（去长城以外）”避祸难、两广和福建人“下南洋”谋出路一样，成为河南人的一种习惯、绝处逃生的本能。

   而再往西，广袤的大西北，有了更多生存可能。虽然当时的西北也在饥荒，许多流放到那里的劳改犯、“右派”饿死，大名鼎鼎的“夹边沟”就是例子。但在河南连草根树皮都被吃光的情况下，西北的草原似乎给人更多生存的希望。在正常年月，肥沃的中原可以承载几亿人口，人们扎堆聚居、繁衍生息。而西北高原草场，就不宜人居。但饥荒来临、粮食被强征，肥沃的土地不再能供养亿万人口，大西北的广阔草场和原生态土壤，总有些开发的潜力。

    于是，许多河南人向西一路逃荒要饭，许多人饿死、病死、冻死在路途中。也有一些河南人成功到了大西北，有些死在那里，也有很多人确实找到了充饥的“食物（大多数都是野草野果之类，牛羊和马这些动物，大多数饥民是没有机会捕获的）”活下来了，甚至少数河南人定居在了甘肃、新疆等地。但“为人民服务”的红色政权，不允许人民玷污国家的形象，不允许饥民们威胁到政治安全和统治稳定。抓捕、收容、遣返，和饥民们的逃亡几乎同步进行着。

    所谓“收容”，听起来有些温馨，实则充满暴力，就是把那些为求生而离开家乡逃荒要饭、打工糊口的人，抓起来、痛打若干次、关在猪圈狗窝般肮脏房屋里，最终将他们遣返原籍。军警、干部、民兵，对这些只是为求生而离开家乡的人们拳打脚踢、污言秽语。而饥民们在此前各种政治运动、强制征粮、禁止逃荒的暴力镇压下，早就没了尊严和反抗能力。在逃荒路上被打被虐，已是麻木的状态。所以一个干部就可以指挥几十个饥民上返回家乡的列车。饥民们也知道，不服从、反抗将有严重的后果。（这种所谓“收容”制度，到了21世纪初才废止，前面拘禁过累计几千万人，充满着底层老百姓的血泪）

  但当他们有获得食品的机会、没有特别严重的被迫害后果时，这些人的求生欲就会猛烈的爆发，并将一切尊严抛开。陆焉识目睹的火车上一个乘客打开饼干、饼干却被儿童的尿洇湿后，一群河南饥民拼命去抢夺那盒饼干。在饥饿面前，人的尊严和廉耻，不仅不再重要，甚至成了累赘。

   对于河南饥民的行为，没有人有资格去耻笑。正是人祸加天灾的毒害，统治集团的强夺、上层阶级的欺骗，让中华文明发祥地淳朴善良的人们，不得不舍弃一切尊严而求活，为吃的上饭背井离乡，去吃草根树皮，把尿液里的饼干和苹果当成珍馐。

  河南人民的苦难，并没有在毛时代完结后终止。1980年至21世纪初，大多数河南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中，农民尤其受苦。很多农民在繁重的苛捐杂税中煎熬，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在异乡血汗工厂打拼、受尽欺凌。而分布在河南周边的、与河南颇有渊源的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湖北省等省份的几亿人民，大多数也生活在相似的不公与苦难中。

   直到2005年中国政府取消“农业税”，以及经济继续起飞，河南农民才逐渐走出贫困。一亿河南人开始有了些尊严与权利。但从政府官吏到乡村恶霸，种种人权侵害仍然广泛存在于这块土地上，一亿河南人在中国和世界上也没有自主的话语权。河南人民仍然生活在被压迫和不公不义中。而周边几个省份人民的境况也大同小异。

   这是不应该的。河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全国各地大多数人的祖籍地，汉族和中华民族的源泉就在这里。没有河南，就没有中华，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河南人也是中国“世界工厂”中最重要的劳动力提供者。全世界的繁荣与民生产品，都有河南人的血汗。河南人不应该是没有尊严的，不应该总是逃荒要饭、出卖苦力生存，而应该堂堂正正的做人、不再穷忙劳苦至死，要有尊严的生活，要能够有闲暇的、自由的享受人生。

   但河南人的诉求，并没有人去伸张；河南人的史诗，并没有人去书写。一亿河南人仍然在浑浑噩噩中。虽有河南的作家有所着墨，但那距“史诗”还差得远。严歌苓女士《陆犯焉识》中描写河南人的这一瞥，虽颇为简略，但已难能可贵。河南人的历史与命运，还有待更多人去关注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