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被捕:台湾政治恶斗的根深蒂固和第三势力泡沫化的魔咒

王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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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哲被捕:台湾政治恶斗的根深蒂固和第三势力泡沫化的魔咒

  8月30日,台湾民众党主席、前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在接受台北地检署讯问后,被当庭逮捕。作为台湾“第三势力”的代表、新兴的“白营”领袖,柯文哲的被捕引发了台湾政治和社会的震荡、岛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


  柯文哲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涉及“金华城容积率案”和“政治献金申报不实”这两件弊案。台湾司法检察机构指控柯文哲及其同僚涉嫌腐败、滥用职权谋利。虽然柯文哲等人矢口否认指控、坚称清白,但司法机构仍搜查了民众党总部和柯文哲等人私宅,并将之逮捕。


   柯文哲被捕后,执政的民进党及支持者普遍支持司法机构的决定,还有一些绿营人士欢欣庆祝。而柯所属的民众党则坚持认为柯文哲清白,并抗议“司法不公”和“政治迫害”。第二大党国民党则持谨慎的旁观态度。


   而在7月26日,前民众党籍的新竹市长高虹安,被以贪污罪判处7年4个月有期徒刑。高虹安被判决犯罪后退党之前,是唯一一位民众党籍现任县市长。


   柯文哲及其民众党的同僚之所以被捕,确实与其涉嫌腐败和滥权、涉嫌官商勾结谋取私利有关。台湾司法机构确实有权对其进行调查,而对其逮捕符合法定程序,也无可厚非。无论任何政治人物,触犯法律都应该受到调查和处罚。


   但柯文哲及其同僚被捕,也并非简单的触犯法律的问题,而是台湾数十年政治恶斗的体现和延续,是台湾不良政治生态的又一次表现。


   自1980年代后期台湾逐渐实现民主化后,一方面台湾的民主政治迅速发展、民权得以伸张,政治氛围和社会风气从较为单一和压抑,变得多元和活跃;另一方面,也开启了不同党派和政治派系之间长期的对立和残酷的斗争,以及官员与地方势力勾结、充满腐败和暴力的“黑金政治”的泛滥。


   最典型的对立和斗争,即是1990年代以来,以中间偏右、大中华主义、较代表中产精英及保守派的国民党为首的“蓝营”,与中间偏左、台湾本土主义、较代表中下层及弱势族群和革新派的民进党为首的“绿营”,长久进行的“蓝绿恶斗”。双方在大多数议题上都持尖锐对立的态势,且往往以“凡是对手支持的就反对,凡是对手反对的就支持”方式,决定各种争议政策的立场和实践。


    这种斗争也体现在对对方政治人物的攻讦上。例如前总统陈水扁腐败入狱事件、前高雄市长韩国瑜被罢免事件,虽然当事人本身确有问题乃至确认犯罪,但事件台前幕后也都有蓝绿阵营及阵营内部政治斗争的成分。台湾的司法和制度,也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而从台湾“立法院”长期存在的暴力现象,到对立双方媒体对对方的攻击,都能体现“蓝绿恶斗”的存在和严重性。这样的恶斗无处不在,且根深蒂固、难以好转。


   不少台湾人厌恶“蓝绿恶斗”,一些政治人物就利用这样的民心,组成独立于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新党派,形成“第三势力”。“第三势力”一开始会获取不少厌恶“蓝绿恶斗”及国、民两党的台湾人支持。但“第三势力”跻身主流政治后,也都会暴露出与国、民二党类似的弊病,也不免陷入政治恶斗之中。而且相对于国、民两党,台湾“第三势力”的发展更为坎坷,也往往面临更大挑战和国、民两党的共同打压。


   台湾“第三势力”最早的一波,是1994年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新党”。新党(当时全称是“新国民党连线”)以反对李登辉的台独路线、制衡国民党和民进党、给台湾带来新气象为号召,一度与国、民两党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但后来大多数支持者回归国民党,少部分流向民进党,新党迅速萎缩。


   而之后,2000年宋楚瑜创办的“亲民党”也重复了新党的悲剧。而倾向绿营的“台联党”和“时代力量”,也没有逃脱被民进党吸收支持者、如今几乎销声匿迹的结果。


   而在2019年成立的“台湾民众党”及其支持者组成的“白营”,今日同样面临瓦解和销声匿迹的危机。与亲民党高度依赖宋楚瑜个人影响力类似,民众党也高度依赖柯文哲的个人影响和魅力。除柯文哲外,民众党并没有足够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其他人。而如今柯文哲被捕,民众党可谓群龙无首。如果柯文哲不能无罪开释,可以说即宣告了民众党“僵尸化”的结局。


   台湾“第三势力”“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既有制度设计原因,也有国、民两党刻意打压因素。台湾的政治体制高度效仿美国,如总统拥有巨大权力而议会权力较小,大多数议会议员由小选区一一决出,都利于时常执政且在基层根深蒂固的国、民两党,而不利于支持者分散的“第三势力”政党。


   而国民党和民进党也在刻意打压“第三势力”。对利于两党制的政治制度的维护,本身就是打压的方式之一。另外,两党也会利用优厚的资源,来挤压人力物力财力都不及其的中小党派。虽然国、民两党也会拉拢“第三势力”以对抗对方,但最终结局往往都是“第三势力”溶于国、民两党,而非第三党更加坐大。


   柯文哲纠合各行业专业精英为主的人士,创立“台湾民众党”以“务实、科学、理性”为纲领,试图突破传统蓝绿垄断政治的藩篱,几年来颇有亮点和斩获。笔者个人也对其务实和理性政策较为赞赏。但近期系列弊案打击下,民众党恐将迅速由盛转衰。虽然民众党一度吸引近三成台湾人支持,柯文哲也曾高票当选了台湾首府台北市长,但终究缺乏牢靠的政治根基和基层桩脚,政治斗争经验也不足,遇到今日境况看似意料之外,但也是情理之中。


  2024年大选,民进党的赖清德击败了国民党的侯友宜和民众党的柯文哲,风头正盛。而此时柯文哲弊案发作,恐非偶然。相对于国民党,民进党更加具有排斥异己势力的特性。另外,柯文哲弊案中,也有国民党籍的应晓薇等涉案。民进党显然想趁此机会,打击在野的国、众两党,稳固自身优势,实现“一党独大”。


   所以,本次柯文哲牵涉弊案被查、被捕,固然有其个人不检乃至涉嫌犯罪的原因,也是民进党政府刻意打压、选择性执法所致。官员和商人存在关联并不奇怪,而是否是“官商勾结”、“滥用职权”、“不当得利”,存在很大模糊空间。


   如官员涉嫌利用权力“关说(作为官员为他人说情、疏通)”,是否涉嫌违法犯罪,就颇有争议。如前国民党籍“立法院长”王金平、前民进党国会总召集人柯建铭,均涉“关说”,却都未受法律处罚,即是“关说”未必违法犯罪的前例。柯文哲与一些商人谈话,即便涉及利益,也未必比“关说”还要严重。


   另外,对于一个在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轻易施以拘捕和判刑等重罚,是否合适很值得商榷。对重要政治人物也予以处罚,确实可以体现“人人平等”原则、震慑官员不敢自恃权势而犯罪。但这样的人物往往必然涉及复杂的利益纠葛,其人又对政治和国家人民影响重大,若与一般公务员及平民那样对待,则其很易涉案,且侦讯与判决中难免存在政治动机。这样的人物频繁被拘传甚至判刑,未必利于国家和大众,也会导致政坛动荡不安、政治斗争加剧、社会撕裂。


   台湾各党派恶斗的政治环境是不良的。一个多元社会免不了冲突斗争,但冲突过度显然也并非好事。政治需要竞争,也需要和谐稳定。


   本次柯文哲被捕,让民众党的形象大损,不少支持者已公开声明转投绿营。即便未来柯文哲无罪开释(笔者认为这个概率是较小的),民众党也将元气大伤,无法逃脱“第三势力”兴勃亡忽、泡沫破裂的魔咒。而台湾不同阵营间的对立、利用司法来行党同伐异之实的政治斗争,也将继续在明处和暗处发生。

(图片源自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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