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某城市女性性工作者访谈草稿(第一次访谈)
时间:2021年12月x日
地点:西部某城市
我并不知道这篇记录要怎么写。我可能应当读更多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著作,还有新闻著作,因为在打字的时候实在不知道我应该如何开始。开始做这方面的努力我所具有的条件:1.我所在的NGO主要服务对象之一是女性性工作者(以后我都称姐姐);2.这是我一直以来想要接触以及深入了解的群体;3.我是女性;4.我的社科背景让我有机会从较为专业的角度思考问题。访谈所谈的内容:1.女性性工作者直接接触的公权力机关;2.疫情的影响;3.女性性工作者的家庭4.成本支出
我所具备条件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是我所在的NGO。它的服务对象现在很重要一部分是女性性工作者,资金充足的时候,隔几周就会发保险套和润滑剂给女性性工作者,每隔几个月会提供体检一次,平时还有一些防艾宣传活动。资金的来源现在主要是政府拨款支持项目运作。但是这本就是一个比较灰色的地带,政府机构也不会经常拨款,造成了有项目拨款支持的时候体检、发放物料的频率就多,没有拨款的时候,就捉襟见肘地过下去。这里的政府项目拨款更恰当和准确的描述应当是政府服务采购经费,它出资向相关公益组织购买服务。不使用/无法使用国外捐助的原因是2016年《慈善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的通过,让自2013年起就逐渐收缩的NGO更加雪上加霜,举步维艰。而对女性性工作者的支持和服务因其处于灰色地带社会也基本没有。熟悉公益机构的朋友会了解中国公益机构的生存现状。(但因为有的问题我也不熟悉,关于境外资助的。后续要再确认)
参见《中国模式会是各种民间社会组织募资效仿的榜样吗?》《草根NGO海外资助面临枯竭的危险》
我所在的公益组织做这方面的支持也有些年头了,我的主任把一直做这方面工作的大C姐介绍给我,让大C姐带我去熟悉。主任说和小C姐,用微信沟通的话,尽量发语音。每年的年末是我比较忙的时候,12月x日正好我一阶段基本结束,我急忙联系了大C姐,迫不及待想要开始我的外展。大C姐很友善地答应了约我在她家所在的小区门口见。12月10日,好想说秋高气爽,因为天气实在太好了,满地金黄的落叶,衬着蔚蓝的天空,我在约定的小区门口见到了大C姐。初次见面,我隔了她还有一个身位的距离,她就夸我乖巧,对于一个年近三十的女性,被夸乖巧,感到百感交集。接着身体朝向左侧,对我道“左边有一家”,又带着我继续向小区大门外右侧街道转去“这里有好几家,我们一家一家去。”如数家珍。
我第一次做外展活动,我不知道我要问什么。来之前我机构伙伴和我说我要填写外展记录,然后外展活动应该有一个主题,比如上一次来他们来做外展,就是调查疫情对姐姐们生意的影响。我在电话里告诉伙伴,我没有主题,我不知道我要问什么,我所抱有的想法就是先去熟悉了解,和姐姐们聊聊天。(距离外展已经10天了,我的记忆已经开始淡去,我需要加速完成这些文字记录。)
大C姐带着我从小区门口出来右转没走几步就进了一家店。我没抬头看店名和标识,只觉得是家按摩店。店里非常干净,白色的长条按摩椅三四张。其中一张按摩仪上半坐半躺了一位姐姐,她盖着白色的毯子,我看不清她的五官,但她皮肤特别白皙。还有一位姐姐看到我和大C姐走进店,从门店的里间走出来。整个门店只有她们两位,没有客人。大C姐介绍我说:“我是我们机构做法律服务方面咨询的同事,如果有法律问题可以咨询我。”我傻傻地,不知道介绍自己,有点手足无措。也不知道要问什么,不过我心态就是来聊天的,索性坐着。
从里间走出来的姐姐看我面嫩,就问我几几年的,还在上大学吧。我说了我只是看着很小,其实不小了。报了出生的年份给姐姐。这位姐姐,就暂时叫Z姐吧。Z姐立马热情了一些,说:我女儿和你一样大。我有点惊讶,因为Z姐看上去很年轻,也就四十来岁的样子。大概是因为年纪相仿,Z姐看我就是个小孩子,说话也放开了很多。但也奠定了我在这家店聊天的基调,小孩子。我坐在离店门口近的皮肤很白皙的姐姐(W姐)的旁边。
姐姐们问我有没有对象,说我这个年纪可以找一个男朋友了。我问那Z姐的和我同龄的女儿有没有结婚啦?Z姐回:还没结婚,她还在念书。我在想,我这个年纪大部分都是念博士的,念完博士的。我问是在念什么专业。Z姐回答:她读医,在XX大学。(中国内地蛮好的大学)。如果说我没有任何刻板印象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有点惊讶。Z姐边和我说话边打理着衣服上的毛球。我开始和W姐聊天。原来W姐也有一个儿子,她说:我儿子好大了。Z姐长得好看,皮肤白白,一开始我觉得她不想和我说话,不想搭理我。她说她儿子马上就大学毕业了。“这个家伙不想考研,不找女朋友,急死我了。”然后她就打开了话匣子。我说怎么弟弟不找女朋友。W姐说:“这家伙抠得很。说谈恋爱要花钱,他自己赚钱的时候再找。”接着说:“我说你谈女朋友,妈妈给你多加钱。但是他就是不谈。这家伙有钱,他喜欢吃,再贵他都要去,要他谈恋爱就是不去。”然后给我讲她儿子初高中早恋的故事:“那个女生又矮又黑,他个子又有点高,我是真的不能接受。他把小姑娘领来我家,我给其他人拿牛奶喝,就是不给小姑娘拿,我儿子就自己拿牛奶给小姑娘”说着语气飞扬起来了,“他那个校服,背上写了小姑娘的名字,我就把它丢掉了。给他钱重新买,一两百一套,让他买。”旁边Z姐插话:“找到喜欢的小姑娘就会舍得给她花钱了。”我在笑。W姐说:“有很多小姑娘喜欢他的,人家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也挺愿意和他在一起,但是他不要,说我找老婆就是要找过日子的。”我问什么是过日子的,W姐说:“就是他说不要找天天做家务的,不要她做事,但是在家就行了,不用她工作。”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意思。W姐又说起了她儿子另外的趣事:“他小时候我们在外地工作,把他留在老家给爷爷奶奶带。六七岁了不会走路。”我开始大笑。“他爷爷宠他,天天抱着,走一段就喊走不动,‘爷爷你抱我嘛’,他爷爷就抱着他。长得又胖还不会走路。让他走一小段路他就走不动了。我说不行。我就不工作了,回家一年。让他自己走路去上学。两公里的,我就跟在他后面,我也不让他发现我。后来他就会走路了,也不胖了。到现在每年过节回家,他还包饺子给我吃。”说起儿子W姐止不住:“我回去的时候,家里有地,我就去雇人去翻地,然后我自己也去翻。他看着我去,他也去,觉得很辛苦,他就和我说妈妈我来做,雇人贵。”还和我说给她儿子在念大学的时候就买了房,他当时大一大二,暑假回家就自己装房子,“他的房子都是他自己装修的。”语气里不无自豪。
我到这时才想到Z姐提起高学历的女儿,也是非常自豪的。我想这就是我的田野吧。我已经获得了我想知道的内容。Z姐有两个女儿,她给我们看照片,大女儿在隔壁省结婚了,生了非常可爱的宝宝,大女儿也长得很清秀,家庭幸福。“我没去参加她婚礼。”Z姐说,我们问为什么。原来是Z姐不同意女儿嫁人嫁得那么远。又说到觉得我可以找个男朋友,于是我问“那和我同龄的美眉有男朋友吗?”Z姐说,有的,今年刚领了证,但是还没办婚宴。我说:“那就是结婚了呀!”Z姐否定我,“还没办婚宴,他们学这个都这样,怕人跑了先领证。”我说那挺好的。我又问:“那姐姐你觉得结婚是办婚宴呢还是领证呢?”Z姐想了想:“还是领证就算结婚。”我觉得在大陆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不同地域的人,对什么是结婚认识不一样。有的人觉得领证就是结婚了,更神圣。有人觉得办婚宴广而告之才能算结婚。后来Z姐接了个电话就走了。留下W姐。
W姐说开心了和我说了很多我没想获得的资讯。
她指着店里的摄像头说:“呐,这些摄像头,警察说必须装。每个八千块。然后里面的房间,每个房间都有摄像头,对着客人的脸。自从装了摄像头,客人就更少了。他们不像被拍到。”从我进店到此刻,一个客人都没有。“里面这些摄像头也要几百块。外面这一个,以后每年还要交一千块给派出所。”W姐告知我,这些摄像头都通过我前面的路由器和派出所连接。但她们自己也可以在手机上随时查看监控。而路由器、网络也必须是派出所指定的,别家的他们说不行。每年180块。我在算,八千、三百六、一百八,店里还没有客人。。。。。。“只要我店里进了客人,便衣就来了,进来晃。”她说“装监控是应该的。”不装监控不让她们开店。“前段时间,有客人把里面的监控摄像头碰歪了,派出所的来,把我的店封了一个月。”想了想她反问似的说:“这是应该的吗?不是我故意的,第一次发生监控摄像头稍微歪了一点,他们就把我的店封一个月。不应该是第一次口头警告,第二三次再封店吗?还一封一个月。在我的店门上贴了大封条,别人不知道的以为我店里发生什么大事了。实际上就是监控摄像头歪了。”言语中很无奈。接着说“有一天来了个男客人,正在做按摩,盖着毯子,警察就伸手进去摸客人的下体,看有没有硬。”那个生意就没了,客人被吓到了,我们也被吓到了。Z姐说:“就是当时不懂法律,不然可以去告他们的,谁可以这么随便摸人下体。”我在一旁想,理论上确实是可以的,但肯定会不了了之,无能为力,甚至无妄之灾。我问那现在客人少,她们每天什么时候上班下班。W姐笑着说:“想几点上班就几点上班,反正没有人。”那几点下班呢我问。“之前12点,现在八九点不到十点就关了。”我问为什么。“派出所这个月初说,必须晚上十点关店。”我又问:“那是这条街所有的店都必须十点关吗,还是只是你们按摩店。”W姐说只是她们“其他的想开到几点就几点。”这其实是警察越权了。他们没有资格和权力去规定商铺营业时间。包括对店铺开出一个月封店的行政处罚,我问是否有行政处罚告知书,W姐说有的。但她说不清告知书的名字。而且内部规定可以作为处罚的依据么?我又问这个店铺租金多少,W姐告诉我四千五。我觉得好贵,在西部城市一个临街铺面一个月四千五确实是高价。我想去里面参观一下。W姐说我随便看。于是我参观顺道去上洗手间。整个房子是一个套房的感觉,没有二层,里间也是按摩床。非常干净,卫生间也非常干净。大C姐催我下一家店,于是我们和W姐道别。这是我花时间最多的店,也是获得资讯最多的店。走在去下一间按摩店的时候,大C姐低声和我说Z姐接了个电话其实是去接待客人了。真正的性服务不是在按摩店,而是在她们的家里。按摩店在严管之下,都是正规生意。
W姐说的一系列问题。警察是否有资格和权力去规定商铺营业时间。警察是否可以对店铺开出一个月封店的行政处罚。我问是否有行政处罚告知书,W姐说有的。但她说不清告知书的名字。而且公安部门内部规定可以作为处罚的依据么?合规又合法的尺度是什么。还有八千的摄像头,淘宝几百块有类似的,只能指定;每年的网费要指定运营商;除了最开始一次性支付的八千,还要在往后的年份里每年再出一千给警察。我没细问到这笔钱交给谁,但我问这笔钱是什么名义,W姐说不清,在此后我问的店里,证实W姐所言非虚,但也说不清一千是什么。
其他按摩店我的收获就没有那么多了,时间也晚了。我反复询问着W姐给我的信息是否正确。摄像头、工作时间。但得到的回复又和我想的不同。派出所确实规定按摩店必须十点关门,但由于只有W姐她们店被狠狠处罚,其他店都是通知十点关店的那几天十点关店,后面又慢慢开得晚了,十一二点才关门。八九点下班吃完饭散步才来做按摩,十点关店其实对按摩店来说又是一种打击。
或许是没有再以孩子作为打开话匣的中介,此后我的聊天不大顺利。没有那么多收获。剩余的店,有的生意好一些,在我们进去的时候有客人,有的没有客人,姐姐们在绣花和发呆。有一个店的店主听说我可以做离婚咨询、家庭暴力(大C姐如此宣传)拿出手机里的结婚证照片,让我看一看。店主姐姐说她新认识了一个男的在交往,把离婚证给我看,告诉我他确实离婚了。“你帮我看看离婚证是不是真的,我担心他骗我。”
还有一个店的店主在忧心她买的房子。和大C姐在聊在哪买房子好,她房子能不能按期交。孩子上学怎么办。她长得真好看,身材也好。巴掌脸,高鼻梁,皮肤白白。三十多岁像二十多岁。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我也问了疫情的影响。2020年关了三个月又开门了。影响真的大是2021年,和我说下半年,七夕之后生意每况愈下。我问她们为什么。她们说客人钱难赚,不来了。我很好奇为什么不是2020年,为什么是今年下半年。按摩店旁边的花店小姐姐说七夕她扎的花篮都少了。“有没有想过转行?”我去的最后一家按摩店的姐姐说“考虑过,但是也要有合适的呀,能做什么呢?”一天赚六十块钱她也还坚持做。而W姐的按摩店人最多的时候有5人,现在店里只有她们两人。
大C姐在这条路上和这些姐姐们打交道有十多年了。按摩店的姐姐很信任她。大C姐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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