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墓碑》，被遗忘的饥荒

《墓碑》这本书是对大饥荒的忠实记录。它把遇难者三千万的统计数据，化为具体饥不择食、身不由己、无所不用其极、无路可逃、无人生还。这显然不是工作一天以后的读物，但是适合休假休得骨头轻的时候寻找一些厚重感。

杨老师作为新华社高级记者，利用了自己身处体制内的优势，在数十年的工作之余夹带私货，收集史料。作为有党性的人，西方要给他颁奖，他自然是不去的。不过什么时候，中国能给他颁个奖？

以前我惊讶民众那么愿意忍耐，现在我明白很多逆来顺受都是机关枪架出来的。在三年困难时期，不仅书记可以开小灶众人皆瘦我独肥，生产队长可以作威作福，食堂掌勺的都掌握生杀大权，看到顺眼的打汤时候沉一点，不顺眼的就勺子划一下水。古城公社一名干部说：“我就靠食堂的一把勺子一杆秤，想叫谁死谁就得死，想叫谁活谁就能活。”

杨老师是个好记者，好作家。他的书里有翔实的数据，第一手的口述资料，也引用阿玛蒂亚森的著名论断 — — 饥荒从来不是因为本身缺少食物，而是缺少得到食物的权利。以下均出自原书，事实说话最响亮。

武店公社山王大队代表李金明说：“1959 年我们收 35000 斤粮食，叫征购 58000 斤，结果我们交 33000 斤，社员只吃 2000 斤。

在 800 多页、120 多万字的《凤阳县志》中，留下了凤阳历史上很多光辉的篇章，而对 1959－1961 年那场空前劫难只含糊地记下以下文字：1960 年 2 月 15 日全县采集代食品 906.8798 万斤，其中有薯根、鸡爪菜、茅草根、掐不齐等。

武店、曹店等地反映人吃人的事件多起。××棋说：“有一天晚上我开会回来，看到唐永丁家劈人骨头，放在锅里煮，吃人肉，唐永丁自己端一瓢在门口吃，他说，我已经吃掉几个了。现在庄上的孩子都喊唐永丁是毛猴子。”

还有《小偷家族》的现实演绎。

有的家庭死人不报，继续到食堂领饭，有的死人无法抬埋，留在家中。大杨公社许洼生产队，1960 年 3 月有一农妇将其死去的丈夫和女儿用被子盖在床上 5 天，多领两人 5 天的稀饭，使她和另一个孩子没有饿死。

1962年夏，劉對毛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吃人肉：这个严重问题是由少到多，到 1960年4 月达到顶峰。有时路上死人被人埋后，一夜就不见尸体了。有些地方，农民家里死了人，为了防止被人 扒吃，就守坟多夜，待尸体腐烂发臭为止。有的吃人家的死人，有的吃自家的死人；人肉有吃熟的， 也有吃生的；有吃死尸的，也有杀吃活人的；有吃自己搞来的，也有从市场上买来的（多为熟肉）。 在城郊、集镇、村头摆摊卖的熟猪肉中，有不少是人肉冒充的。在吃人肉的人当中，约有 40％引起 腹泻而死亡；另一些人常吃人肉而没出事主要是吃瘦弃肥、肉菜混吃、少食多餐、腌咸常吃等。

刘主席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今天的历史书对这段历史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记录。

因为是人，所以无论在何种境遇，都可以发挥创造力。苦涩的笑好过苦涩的不笑。俄罗斯有苏联笑话，我们有食堂顺口溜。

十九里公社薛菜园大队小陈庄生产队长程中德曾编过顺口溜：“食堂食堂，经常没粮，小孩没吃，饿得叫娘。”

当时农村流传民谣：“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说假话”；“夺高产，放卫星，饿死的社员填满坑”； “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

委婉语是政治的恒久色彩。当时不能说人饿死，而要说发病。肿病治不好，干部问医生缺哪一味药，医生说粮食，被拉出去批斗。《凤阳县志》中记载：1960 年 2 月 15 日据统计，1959 年和 1960 年，全县农村外流人口 11196 人，占农村原有 335698 人的 3.3％，发病人口 102994 人，占农村人口的 30.7％，有孤老 1580 人，孤儿 2280 人。1960 年 粮食产量 9507 万斤，比 1957 年的 22760 万斤减少了 13253 万斤。

高产卫星展现了少见的想象力，动刑整人则是充满创造力。1960 年 11 月，县委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少数干部任意体罚群众，捆绑吊打，尅扣伙食，罚跪、 罚冻、罚晒太阳。有的私设监牢、小劳改队。有的还采取用石头砸手指、钢针扎手、剪剪耳朵、火棍烫鼻梁、针缝嘴巴等等令人发指的刑罚。” 更残忍的比比皆是，这里就不粘贴了。

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治国的方法，宣传的口径，还在用军事动员那一套。县委负责人在大会报告中对食堂特别强调：“人民公社的食堂为什么会被一风吹掉？主要是对敌人打击得不狠。有人认为食堂一片黑暗，有人在动摇军心。”

语言也随着现实被扭曲。辩论的意思不是双方据理力争，而是一方给另外一方下定论戴帽子，“辩论他”，从不及物动词变成了及物动词。真是不由分说。

还有一些魔幻现实的说法。“要粮不要人，要社会主义不要人。” 遗毒依然留在这个社会的肌体里。好的国家是一个平台，次一点的国家是一些动议。直到今天，我们的国家还是动议多于平台，我们建设文明城市，说普通话，振兴中华民族，维护统一，打造一带一路，不鼓励大家各做各的中国梦。

一种说法是，三年自然灾害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三千万。是的，我们自己比我们的敌人可以更残忍。今天，经济学家已经推进了灾害评估这方面的讨论，有研究关注了波多黎各飓风过境的实际损失和实际遇难人数，认为遇难者不仅包括因飓风水灾直接伤害离世的那些人，还包括间接受到影响的人们。由于飓风来到，造成水电供应中断，急救服务受阻等各种原因导致的非正常死亡相对于平日的增加，都可以归因于飓风。

所以在讨论大饥荒后果时，计算非正常死亡也还不够。缺少营养，过度劳累，饥饿造成偷窃和对偷窃的惩罚，照顾者的离世和虚弱，都间接导致了更多的更多的非正常死亡，幸存者也必然付出了身心健康的代价。对政府的信心崩塌，公民社会的瓦解，人伦的丧失，损失也难以衡量。

九个指头平天下的并不只有格林，还有毛。他喜欢说，好的方面是九个指头，不好的是一个指头。当然以后，变成了功七过三。讲得感觉江山社稷像是一块牛肉，你说几分就是几分，所以血要多少有多少。我们对自己的近代历史是极其不尊重的，别人的过错我们咬牙切齿，自己的罪过拼命想要忘记。

人总是会去赋予一些意义去自我安慰，像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艰难探索，交了学费云云。

但是这么多先人同胞遇难了，这么多残酷和不幸发生了，就这么把他们忘记了，好像不对。

“作为县志，不敢记录这个县发生的空前悲剧，本身就是悲剧”。作为一个历史意识强烈的民族，作为一个不允许手机游戏对历史人物进行再创作的国家，严肃的历史著作即使写了出来了，也少有人愿意或者能够阅读，是一个更大的悲剧。现在终于不说三年自然灾害，改叫三年困难时期，也算是有进步。可是很多时候，这个国家还是在让说真话的人闭嘴，而不是让犯过错的人负责。

我们要阅读这本书。这本书题为墓碑，一个原因是作者了解写这本书的危险。越多人能够读到这本书并且知道作者的名字，他冒的风险花的心血就有了回报，他也会更加安全。杨老师名继绳，绳也许意为”继承”，也许意为衡量、纠正的。有人觉得这本书是对党的恶毒攻击，我觉得他是党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