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天下2》的「莊惠媽」遇見的「耶 L」是怎樣煉成的？

《打天下2》中由萬斯敏飾演的「莊惠媽」是一個丈夫患上癌症的妻子，近日，一段她面對教會中的「耶 L」對她丈夫患癌置評的片段在網上瘋傳，側面反映她演繹的情景令不少人都有共鳴 。本文想處理兩個相關的議題：究竟是什麼令平日滿口「神愛世人」的基督徒，變成在痛苦的人傷口上灑鹽的「耶 L」呢？而面對苦難的意義詮釋，教會群體的神學思考怎樣才能避免「耶 L化」呢？

當苦難變成問題：只見樹木不見「人」

以我從小在香港華人教會長大的經驗，苦難通常都以一種需要被解決的「問題」的姿態出現：因此，面對痛苦和不幸的條件反射反應就是將之「禱告交上」，祈求來自「天父爸爸」的超自然力量能施以奇蹟，令苦難不再。

背後隱藏著的除了是一種「約伯三友」式的「反面成功神學」外（成功就是神的祝福；苦難就是神的咒詛/審判），更是一種將一切分類切割為「正常/健康/理性」vs 「反常/有病/瘋狂」的工具理性，和令我們無法和後者共存的思考模式。在這個框架下，苦難和痛苦變成一種需要解決的問題（anomaly），連帶受苦的人也變成這問題的一部分，是我們雖然透過各種方法（aka 工具），包括超自然的方法（aka 神蹟），去解決的一部分。

苦難也會以另一個姿態成為部分教徒的「問題」：這些教徒對某種絕對和「惟一理性」(universal reason)（註一）特別執著，十分強調我們的信仰有（甚至必須有）一個理性基礎，他們因此傾向以一種本體神論（ontotheological）的方式去理解和言說上帝，並往往同時輕放甚至輕忽三一上帝和其經世活動（或至少不認為上帝的經世活動對我們認識上帝的議題上有絕對的知識論優先性 (epistemological priority)）。三位一體和曾經道成肉身的上帝於是成貶抑至這個密不透風的信仰「系統」（註二）中不可或缺，甚至必須以一種帶宗教熱誠去守護的「上帝概念」，一個尼采先知式地宣告必被我們殺掉和死亡的「上帝（概念）」。

對這樣的「惟一理性信徒」而言，苦難是在挑戰他們完整的「理性系統」中「上帝概念」扮演的角色：維護/繫宇宙完整性全能全知的愛的上帝，怎麼能容許苦難發生呢？苦難於是變成一個神/哲學上需要用思考去疏理和拆解的難題問題。再次，受苦者變成「問題」的一環，甚至是攔阻系統建構的絆腳石，必須盡快掃除處理。

兩種思考模式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它們都忽視在痛苦漩渦中央的那個有血有肉的人：這些在痛苦困難中掙扎的人，要不變成一個個需要被（神蹟）解決的問題 (anomaly)，就是變成我們理性思考辯論神學問題中的其中一環概念和困難。在這氛圍下，我們不但缺乏和受苦的人同行的空間，不但對他們的情感和需要麻木（不仁），或許我們根本連和他們同行的念頭都沒有轉過：我們關心的只是如何去解決一個個「問題」，或維護我們信仰系統的完整性。我們只見困難的「樹木」（英諺將困難喻為「樹林」（out of the woods）），卻看不見其中掙扎的「人」。

苦難意義的詮釋學：信仰個人化的單打獨鬥 vs 「耶 L 式詮釋」的二次傷害

正如二戰集中營生還者 Viktor Frankl 指出，在苦難中追尋意義本是人之常情。但問題是，這樣的意義的尋找和詮釋是專屬於受苦者的事，還是教會群體也有神學思考的空間呢？換言之，怎樣的「苦難詮釋學」(hermaneutics) 才能避免墮入福音派太常墮入的信仰個人化（和將受苦者撇下單打獨鬥）的危險，又避免催生群體滋生「莊惠媽」遇見的那種「耶 L 式」詮釋呢？

聖經對這個問題的見證頗堪細味：首先，聖經的確對一些大環境或牽涉整個神的子民群體的苦難會有所探討和提出看法：最好的例子當然是「申典歷史」對猶太人亡國被擄尋找原因：因為他們犯罪得罪神，因此被逐離應許之地，但神的慈愛和憐憫終會在猶太人悔改後令「餘民」「回歸」。

但與此同時，關於個人層面的苦難，除了是上帝明言降下的災禍和懲罰外，聖經中出於旁人的推測往往都是「捉錯用神」：約伯三友的自以為是亂說一通，和約翰福音九章的門徒自作聰明地問「是誰犯罪令這人天生瞎眼」，都是不少人立刻能想到的例子。

這似乎是對作為旁觀者的教會群體一個很好的提醒：盲目猜測苦難的原因或目的，可能十居其九都是猜錯。若是如此，或許我們實在無須在「惟一理性分析」的招牌下去扮演上帝，假設我們能對所有苦難「問題」 用我們的「惟一理性」分析透徹。在詮釋和理解苦難這個問題上，置身其中者往往有連他們自己也不能言說的「情格性/無可言宣知識」（personal/tacit knowledge），是我們不應忽略，也不是旁觀者的信仰框架和惟一理性能突破甚至凌駕的 。他們的思考和詮釋，應該在思考苦難的意義這個問題上有優先的位置 (a privileged position)。

當然，這並不推論出教會群體就不應有任何關於苦難的神學思考，因為正如《打天下2》的劇情指出，神學思考怠惰的後果，只是令壞鬼神學叢生，結果並不是給予受苦者一個優先的位置去進行他們願意進行的思考，反而是要他們承受一堆傷口加鹽的噪音 。

因此，倘若教會真的要做到「給予」受苦者優先的詮釋位置，教會群體首先有責任辨認和斥責將苦難視為問題（anomaly）和「惟一理性」對神學思考的毒害，包括直斥如約伯三友和約九章中門徒的壞鬼神學（「你受苦就當然是因為你犯罪」、「上帝要你受苦是因為要令你變得更好」），其次，也應該和願意和開始有這樣思考的受苦者在這樣的尋索上同行，包括一起認真在純正信仰上思考 。

換言之，和部分喜歡「二元論式二揀一」和動輒斥責人「前後矛盾」的人不同，對我來說，段落開首問題的答案是「兩者皆然」(a bit of both)：教會在苦難的神學上的思考的空間，和置身痛苦漩渦者的詮釋，兩者並不存在對立關係 。相反，兩者的關係一方面就像對一段實際文字的詮釋（受苦者），和詮釋學 (hermeneutics)上宏觀和框架性的思考(教會），兩者相輔相成，另一方面，教會對苦難（正確）的神學思考，也能成為作為群體一部分的受苦者的支持和同行（而非審判）下，令他們更有裝備在信仰上思考自身的苦難 。

這是我眼中突破個人和群體二元對立的「苦難詮釋學」，既避免墮入福音派太常墮入的信仰個人化和將受苦者撇下單打獨鬥的危險，又避免催生群體滋生「莊惠媽」遇見的那種「耶 L 式」詮釋。

結語：約伯記最美的風景

每當我們討論約伯記，焦點往往都放在約伯痛苦之深，或他和三友（後來加入以利戶）的辯論。但其實在一切之前，約伯記第二章有一幅雖然無聲但卻美麗的圖畫：約伯三個朋友聽到他的災禍，就從老遠趕來，一語不發地和他一起坐在地上，陪伴他七日七夜。在這圖畫中，約伯是一個遍體鱗傷家破人亡但仍然有血有肉的人，是以利法、比勒達和瑣法的朋友，而不是一個必須被解決的問題。

或許這也是教會群體面對受苦的人最需要的第一反應。

延伸閱讀：《「如果我的病醫不好，你會接受我嗎？」》

註一：Contrary to 部分「哲學」思潮的堅持，理性其實從不單一和放諸四海皆準 (universal)，信仰也不一定需要有這種「惟一理性」的參與。我曾思考究竟 universal reason 應被譯作「單一」還是「惟一」理性，最後選擇後者，強調其將一切統攝 (totalising) 的特質。

註二：這個和系統神學的系統可謂風馬牛不相及。

註三：Michael Polanyi 的知識論概念，名句是 “We know more than we can tell” ：這對習慣於 propositional knowledge 的者應該又是另一個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