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左实践总结5: 浅论网左的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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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中间派
（2）论“血统论”
后记
本文完成于2022年12月16日统一战线无非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这是一种自古就有的战略战术，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就是统一战线的一种绝妙运用。但统一战线不是教条，这是一个很空泛的词语，在不同的情况下，团结谁、打击谁应当视情况而作出相应的变化，否则就会犯左倾或右倾错误。在今天的左圈中，网左们也同样面对着这样的问题，我在此章中对我观察到的其中两个现象进行批判和思考，并没有对网左的统一战线作全面的分析，所以是“浅论”。
（1）论中间派
本文完成于2022年12月15日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
上面这段论述虽然描述的是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是对中间派的特点的描述在今天依然值得借鉴。我认为其实“中间派”是一个很不准确的词，应该叫做“摇摆派”，因为“中间派”从来没有保持过真正的中立，他们时而偏向一边，时而偏向另一边，从没保持在正中间过。
所以说其实没有真正的中间派。当你邀请那些“中间派”们参与革命运动（即便是在网络上），他们便想：“晶哥那么厉害，网左组织得这么烂，必定是办不起来的。”总是说：“等等再看看！”，但是他们因为自身也受着体制的压迫，并不总是和特色站在一边，所以他们看网左骂特色骂得凶狠的时候，或者看特色又变得更烂了的新闻的时候，也要附和着骂上两句。
对于中间派，有的可以团结，有的不行，有的在特定情况下才能团结，不可一概而论。这是因为不管中间派怎么摇摆，他们总归是要更多地往特定的一方摇的。比如一些高级写字楼公司的白领，他们虽然有时受了上司的气，也在办公室外骂两句，但是他们的待遇高、工作稳定，不用吃了这顿愁下顿，也不必顶着烈日干重活还担心工资拖欠，所以叫他们去造老板的反的时候，他们就要想想这个月工资还没拿到手，说：“你们先去，我等等就来！”，他们是中产阶层的右翼。再比如内卷大省的学生，他们虽然不用担心衣食，并且很多都想通过高考当人上人，但每日非人般的虐待榨干了他们的精气神，还要饱受来自学校和家长的批斗，长期睡不好、吃不好，人人心里都憋着火气，全凭“好大学就是好人生”这根胡萝卜吊在前面往前走，若是在他们面前戳破了高考神话、叫他们造学校的反，他们便会成为最激进的分子，他们是小知识分子中的左翼。
左圈中有些人喜欢把具有非马列毛的左派立场的中间派统称为“安托西修”，并把他们看作是马列毛主义的对立面。事实上，这四者情况各不相同，把这四者统一“打倒”或怎么处理是犯了主观主义错误。
安那其主义者，又称无政府主义者，它在当代中国的主要信奉者还是以小知识分子为主。他们痛恨被别人管着，要求绝对的自由。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十分羡慕他们所认为的“古时候”那种田园牧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他们不喜欢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组织在他们头上“发号施令”，但是他们更不喜欢资产阶级老爷们把他们当奴才使唤，所以在革命低潮、反动力量十分强大时，我们应当团结他们，与他们搞内斗、整天互骂是不可取的、浪费时间的。
托洛茨基主义者，或者叫托派，据我目前了解托派并没有什么中心思想，他们可能就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大部分时候是以“斯派”、“毛派”的反对者的面目出现的。据我个人了解，他们主要是对斯大林式的集权体制极为厌恶，并且对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有种切格瓦拉式的浪漫憧憬。在中国，托派也主要以小知识分子为主，他们几乎反对关于斯和毛的一切，但也同样对特色的统治有极大的厌恶，我们应该团结他们，在夺取政权前我们与他们几乎没什么矛盾，“斯派”们不要整天浪费时间和他们在网上斗嘴。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在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的西马。因为中国政府对学术界的高度渗透和监控，中国大学里的西马学者至于有多少是真马、有多少是“指鹿为马”，这个大家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判断。对于那些“西鹿”当然是要警惕，事实上可以把他们理解为“修”。在左圈中的西马大部分都是自封的，并且常常和自封的“苏马”（事实上我至今不知道苏马是什么）们见面就掐。左圈中的西马和那些欧洲的大学教授不一样，“西马”对于他们来说更多地像是一种身份认同，而不是学术研究方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特别爱用哲学术语，不管他们本人是否理解这些术语，这事实上是一种很幼稚的行为，我在《进群即同志-天山上下来的王明》一篇中就批判过这种行为。除了这个特点外，据我个人观察，剩下的左圈西马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根本不懂、也没怎么学习过、学习过也不怎么理解的“装逼西马”，据我个人观察，这类人主要以初高中生为主，他们是“喜马拉雅山上下来的王明”，你一见他们便能立刻察觉一种高高在上的气息扑面而来。他们是拿哲学术语当成了一种装逼的工具，这种人不用多理会，事实上他们还处在一种过家家的幼稚阶段，思想还没成型，是否要团结他们还很难下定论，即便是团结了也不一定会起正面效果，只要保证不把他们推到敌人那边去就行，也可以试着引导他们一些。另一种则是自己学习过、能理解部分的“辩经西马”，这种人以大学生为主，而且不少人的家庭都是中产往上，甚至有资本家家庭的。听名字就知道，他们的特点就是喜欢在网络上辩经，这几乎是他们在网上唯一的活动。据我个人观察，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对谈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有种偏执的排斥，似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是水火不容的，我见过最激进的一个还喊出过“只要你了解了德国哲学史，你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这种口号。这一类人对自己的学术派别也有种偏执，且不说他们和所谓的“苏马”打得你死我活，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在和别人辩经时，别人的观点和他们从自己支持的那一派的书本上学到的经文有一点偏差，他们就会感到“被冒犯”，于是辩经就无穷无尽了。对于这一类人，我在《建群即建党-网络左群最好的归宿》一篇中引用过这么一段话：
一些读过几本经典著作的网络上的马列毛主义学者类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愿意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不愿意和工人阶级融为一体，整天泡在网上，忙碌于网络上看谁辩得过谁，而不看这些争辩是否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性，因而他们最多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工人运动催化剂的作用，这些人是无产阶级的落后分子。
这段话就很好地描述了“辩经西马”。他们在网络上每日与人辩经，倒也是促进了他们和别人理论水平和交流技巧的进步，但对于无产阶级运动整体而言基本上什么也没做，他们更像是沉迷于自己的小世界中，待在象牙塔上迟迟不肯下来，如果放到实践中很容易闹出纸上谈兵的囧事。我个人认为他们是中间派里偏右的。他们要团结吗？还是要的，但需要一定的技巧和原则，这一类人不应该进入最核心的领导层，他们可以参与理论工作，但不应该去指导实践。
修正主义者，在欧美语境下也可以是社会民主主义（和其衍生的主义）者。但在中国，由于没有多党选举的制度，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几乎不（以社会实体）存在，而“修正主义”在中国的左圈语境下，更多指的是保皇派、改良派一类。这一类人以已经工作了的成年人和初高中及以下的学生为最多。对于成年人保皇派，基本上没有团结他们的必要，因为他们选择保皇那必然是有切身利益相关，也许他们就正在受体制的恩惠，只是有些许不满希望变得“更好”，我们可以在革命高潮时团结他们来“痛打落水狗”，但在革命低潮时团结他们的话，很难保证他们不会反过来捅你一刀，因为一般来讲，保皇派在皇帝被砍头前是不会放弃保他的，而且这种保皇派极有可能变质成右派，魏玛德国的艾伯特政府就是个例子。对于学生保皇派，除去个别特别固执的，他们大部分都是因为学校和社会的宣传对特色依然抱有幻想，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的不了解让他们没法去全面、客观地分析社会现状，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学生网左都是从保皇派过来的，我本人之前也当过一段时间保皇派。所以说，对于学生保皇派是一定要团结的，而且要对他们进行引导和教育，争取把他们从中间派拉到无产阶级革命派这边，把他们当敌人打击是绝对错误的。
统一战线不是说你敞开胸怀让谁都进来，而是有原则和方法的。要明确的一点是，中间派决不可进入核心组织，这实际上是很多网络左群忽视的一点。中间派因为其立场和思维方式的问题，他们可以和我们团结在同一战线，但绝不可以参与到我方组织的内部建设中，更不能指挥我们的行动。你比如说，这个中间派有自己自成一体的哲学思路和立场，他可能就会在一些组织政策上按自己的理想形式来，而不是依据客观实际情况而定。如果把这些中间派对我们组织的参与度比作一个同心圆，我们的组织是最内一圈，那么往外挨着的一圈应该是学生保皇派，然后是安、托、西，然后最外面是修。
统一战线的形式多种多样，具体是像第一次国共合作那样互相参与进对方组织、互相学习，还是像第二次国共合作那样各自独立互不统属，只是打击共同的敌人站在一起，这需要领导者视具体情况、作出最合适的判断。
（2）论“血统论”
本文完成于2022年12月16日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出现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公开喊出了以血统划分好人坏人的口号。[1]
8月12日，已故前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工业大学三系文革小组组长谭力夫和刘京联合写了一张题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实行。8月20日，谭力夫在一次辩论这副对联的大会上大肆鼓吹这种观点，使他在全国扬名。[1]
这副对联、谭力夫的讲话、以及他和刘京的大字报在中国掀起一股公开讲究家庭出身的风气。以高干子弟为首的学生红卫兵自称“红五类”，即来自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农民家庭。他们的对立面就是“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和右派分子及其子女。谭力夫又加上资本家和走资派，变成“黑七类”。当时，“黑五类”的子女被称为“狗崽子”，不准戴毛泽东的像章，不准唱毛泽东的语录歌，也不准参加红卫兵。[1]
不过指出这里荒唐的遇罗克却在那个年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文革”爆发后，遇罗克与几个同仁自办发行《中学文革报》，他在该报上连续发表了以《出身论》为代表的多篇争取自由和人权的檄文，并风靡海内外。[2]
《出身论》是遇罗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部作品。该书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批判了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并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血统论。作者遇罗克在1966年发表文章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2]
血统论是荒唐的这一点事实上非常正确，我们都知道思想和立场是没法靠基因遗传的。家长是资本家，孩子就一定也是资本家，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唯心主义的，它没有坚实的唯物主义逻辑来支撑。事实上，血统论就是当权的老红卫兵（红五类子女）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而弄出来压迫当时已经是受压迫阶层的“黑五类”子女的。
但是在今天的左圈出现的“反血统论”思潮的思路正确，但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教条。当今社会的现实情况和文革时期不一样。许多人根本没搞懂血统论出现的机制和条件，凭自己臆想理解，搞出许多本本主义。
遇罗克同志就说得很好：“它（对联）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3]”也就是说，在当时血统论不成立的最主要条件，就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其社会上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占社会主流，并无时无刻地影响社会上的每一个公民。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早已被摧毁，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已经占主流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官僚资本主义国家，其社会上的主流思想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并从出生开始就无时无刻地影响社会上的每一个公民。现在私有制早已卷土重来，“子承父业”的社会基础是有的，这与当年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主导的社会不同。
但是在左圈不知从何时起，形成了一种风气，那就是当一个人说这个人是资本家的孩子，不能把他完全当同志看待，就要给这个人扣上“血统论”的帽子。这实际上和文革老红卫兵大扣帽子的行为没啥区别。在这种风气下，甚至形成了一种政治正确，把左圈里的资产阶级子女当成弱势少数群体一般保护起来，要是你通过攻击他们的出身来质疑他们的思想，你就要被打成“血统论”。
这些政治正确者一定要拿恩格斯当挡箭牌：“难道恩格斯不是资产阶级家庭出来的吗？”但恩格斯是个特例，世界上根本没有那么多恩格斯。有些人喜欢自比恩格斯实在是太狂妄了。中国近代史学家吕思勉曾经说过：“世上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阶级利益的阶级”，连不算资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里，都充斥着资产阶级的思想，难道大资本家的子女背叛自己的阶级就这么简单？把刀尖对着自己本来就是一件难过登天的事，不是说把这句话写在QQ签名上就能做到的。
要知道，恩格斯背叛自己的阶级开始于背叛自己的家庭，他与自己父亲的冲突极严重。恩格斯出生于德国巴门一个繁荣的商业家族，具有强烈的宗教精神，而对学习的轻视（甚至不允许恩格斯完成他的学业）使得它似乎不是培育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沃土[4]。但恩格斯童年时代有很长时间是在他的外祖父家中度过的，他的外祖父是一个十分重视人文教育的知识分子，喜欢给小时候的恩格斯讲古希腊英雄神话，对恩格斯影响很大。这种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和决心做英雄人物的理想固化为恩格斯进一步成长、发展、提高自己的内在因素和动力，也促使他对父亲和家族的影响的叛逆心理逐步加强[5]。恩格斯对文学的热爱和他父亲对他经商的要求的矛盾极大地激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最后他父亲强迫他中学中途辍学被迫经商[5]。出于各种原因，恩格斯排斥、甚至痛恨资本家的工作和生活，之后中年时的一段时间的经商经历事实上让他痛苦不堪。
在青年时代，亲眼目睹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状况对恩格斯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恩格斯家庭周围都有许多工厂企业，他在上下学时就能直接接触到这些工人。1839年恩格斯19岁时写了一篇公开发表的著名的政论性文章《乌培河谷的来信》[5]。文章以极其鲜明的笔调展示了乌培河谷地区乌烟瘴气的社会风貌，描述了虔诚派教士的迷信活动和他们的专横、贪婪、伪善和愚蠢的嘴脸，同时以大量的笔墨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乌培河谷地区工人的悲惨苦难生活。[5]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现象，经常使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编织的美好谎言产生了质疑。这种感性经历无疑导致恩格斯最终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并为寻求一条无产阶级解放的正确道路的深层次的重要原因。同时说明他已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开始站在革命民主主义和工人的立场上投身到反对剥削制度的斗争中去。[5]
恩格斯青年时代的欧洲，是一个左翼思想和运动蓬勃发展的大陆。从英格兰到俄罗斯、从蒲鲁东到费尔巴哈，整个欧洲每一天都浸泡在不断迭新的左派思想中，恩格斯不可能不受影响。恩格斯在来到柏林后，迅速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一群想运用黑格尔的思想特别是辩证法和否定性的思想对当时的宗教和政治进行批判的年轻知识分子的团体[4]。1842年，恩格斯在科隆与他一直投稿的《莱茵报》的编辑之一莫泽斯·赫斯见面，赫斯是第一个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宣讲共产主义的，这对恩格斯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4]。之后恩格斯来到英国曼彻斯特，亲眼看到了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状况，并会德国写下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这期间，他与父亲的矛盾愈发严重，并最终导致他决定离开德国[4]。
欧洲工人阶级风起云涌的运动也对恩格斯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31年法国爆发里昂工人起义，1842年英国爆发宪章运动，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1848年欧洲革命等等无产阶级运动，无疑让恩格斯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
而真正让恩格斯思想转变的，是他自觉投身到了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中[5]。如果没有亲身参与实践，恩格斯很可能最多变成一个西马教授那样被资产阶级老爷豢养在大学里的宠物。在曼彻斯特期间，恩格斯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被剥削阶级生活、工作、斗争全方位的调查研究。在这段时间内，他边调查边写文章，发表在公开刊物报纸上[5]。后面又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并在伦敦加入正义者联盟，而后在1848年为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充当记者[4]。1849年莱茵省和南德意志爆发了激烈的民众起义，恩格斯用军事才能为起义者效力[4]。正是因为青年时的恩格斯广泛且深入地参与到工人运动当中，他才能将自己的立场彻底转变到工人阶级这边，这不是简单地凭借学习理论就能做到的。
所以事实上“恩格斯”的诞生条件是及其苛刻的，和恩格斯在同一个屋檐下长大的他的亲妹妹、弟弟就自始至终都不赞同恩格斯所走的背叛其家庭的道路。在童年时代受到不同于主流的教育、对家长的叛逆、亲身接触工人阶级的生活、经历工人运动、接触并学习最新的革命思想、遇到导师和同志、主动投入工人运动实践中，这些造就恩格斯思想转变的事件有一定必然性，但也有极大的偶然性。
在当今的中国，“恩格斯”是否有诞生的可能呢？还是有的，但真没有多大。首先并没有那么多人敢于背叛自己的家庭，因为父母控制着孩子的经济命脉，父母对孩子事实上是独裁的，而且父母的思想对孩子灌输是从小就开始的，背叛家庭意味着背叛自己以前的信仰和现在衣食无忧的美好生活，试问多少“十指不沾阳春水”的资产阶级小孩能够忍受那种艰苦的革命生活？然后富家小孩也很难有像恩格斯那样对知识的渴求，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我见过不少富家子弟，比起学习他们更喜欢打游戏、动漫一类的娱乐活动，这也怪不得他们，因为在当今社会，学习就是赚钱的工具，他们既然不用赚钱，自然也没必要学习。还有现在的中国其实阶级隔离是挺严重的，富人基本上看不到那些工人的生活，现在工人的生活区里富人区可远着呢，富人也不会把自己的孩子带到穷人居住区去。
然后最难的是，现在的中国的工人运动只能说刚冒出了一丢丢火星子，工人运动零零星星，而且没有起到多大的社会影响，富人的小孩大概率也就当成是“恶意讨薪”之类；至于左翼思想，看看网左目前的状态，很难说思想有什么进步，基本上还在重新开始搬运马列毛思想的阶段，那些富人小孩到了网上可能更多地是摆着居高临下的架子，像“天山上下来的王明”一样嘲讽网左们。要说遇到革命导师和同志，富人有富人的圈子，和穷人的圈子基本不相交，富人的圈子里有马列毛主义者？我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你要说那种大学马原教授或者党员应该还是有的，但他们大多也都是为特色辩护的“鹿克思主义者”，真正的、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人我认为基本不可能会有。
至于主动投入工人运动实践中，这个基本上就属于最高难度了。对于资产阶级的小孩来说，他们理解的投入实践可能也就是整天在网上辩经，然后看点高级哲学书之类。要说去参加现实中的工人运动，他们就得想想，家里的资产还要不要了？家族的人脉和地位还要不要了？现在衣食无忧的生活还要不要了？要是真去参加，这些东西可都要不了了！
一无所有的人最无所畏惧，这话是很有道理的。无产者一无所有，所以他除了造反没得选；资产者锦衣玉食，去造反要放弃的太多太多，成本太高，而且还一直有后路。
2020年的时候，左圈中有一个挺出名的人，月华，可能不少读者都听说过他。这个人一开始经常在QQ空间里更新一些马列毛的帖子，后来不知道怎么和一个叫“泉州马克思主义学会”（简称泉马）的组织发生了矛盾，每天更新一些攻击泉马的内容，类似于“泉马是一帮初中生想要炸掉三峡大坝”之类，然后他被泉马扒出来家里是金融资本家，当时我记得帖子下面一大群月华的粉丝拿恩格斯为他辩护。然后后来泉马被光明联盟端掉了，他好像也参与了，这是我单方面从一个我在外网认识的光明联盟成员那里看到的，不确定，但至少是被光明联盟利用了。结果在那之后，月华的帖子逐渐地越来越少发马列毛主义的内容，甚至有一次公开宣称自己支持自由主义，然后就越来越变成了一个新自由主义者。然后好像在年末的时候，月华突然宣布他去荷兰留学了，之后就石沉大海再没音信了，不知道当初那些为他辩护的人怎么想。月华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恩格斯”的例证。
我还见过一个也是金融资本家家庭的左人，这个人虽然说是左人，但实际上就是我在《论中间派》一篇中提到的“辩经西马”，此人态度十分跋扈，和谁讲话都是一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高高在上的姿态，哲学术语乱飞就不提了，还一反唯物主义群众史观，说什么“我建议我们用术语来聊天”“大规模发动群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要期待革命发生只能让所有群众变成哲学家”之类的可以说是精英主义的言论，十分看不起毛。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此人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但是他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地位让他无法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他只能说是一个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政治正确的“反血统论”其实只是血统论的另一个极端。现在左圈中的这种风气事实上已经陷入了政治正确的漩涡，甚至有的搞成了饭圈思想，就比如月华的粉丝们就真的和饭圈一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挺自己的“爱豆”，这是绝对不可取的。
左圈中主要还是以学生等小知识分子为主，对于学生思想的分析可以参见我之前写的《建群即建党-网络左群最好的归宿》一篇。小知识分子是脱产阶级，他们无法直接和社会建立物质联系，所以他们的立场极大概率和自己的家庭同步，而思想也极容易受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而这三者无一不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机器。资本家出身的人的立场是否改变，要看他的物质基础是否改变，也就是他是否真的愿意放弃自己这辈子的优渥生活、放弃自己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投入到穷人的运动中去。
但总的来说，辨别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同志，还是要“重在表现”。遇罗克同志的《出身论》里有这样一段话：
出身和成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有一段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甲（是个学生）：“你甚么出身？”乙：“你呢？”甲：“我红五类，我爸爸是工人。”乙：“那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这就是说，不管这个人出自于什么家庭，哪怕他家在全世界开厂子，只要他的立场在工人阶级一边，他就是同志；哪怕他祖上三代都是工人，他要是立场站在资产阶级一边，那他就是敌人。但是我还是要再说一下，《出身论》发表于毛时代，当时的社会和学校影响和今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在资产阶级法权被根除前，社会上每个人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即便是正宗的工人也可能为了金钱利益就叛变自己的阶级，更何况在资产阶级法权根深蒂固的当今社会呢？
为了防止有二极管抬我杠，我在这里总结一下，这篇文章不是为了给血统论正名，本文章的立场是反对血统论的。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反对当今左圈存在的一种，把所有资本家家庭出身的网左都当成新一代恩格斯的这种类似于政治正确的风气。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对于一个人的成分判断，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3]《出身论》遇罗克
[4]《恩格斯传》戴维·麦克莱伦
后记
历时四个月，我终于完成了这篇总字数高达五万两千多字的《网左实践总结》，这是我目前写过字数最多、耗时最长的一篇文章了。不过我最终还是完成了它，在这里我得夸夸我自己。希望这篇《网左实践总结》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也尽量从“网左”往“线下左”发展，后面争取写个《线下实践总结》。
“马丁零”这个名字其实是我随便想出来的，因为我本人胃不好，所以我就取了胃药“吗丁啉”的谐音。我其实还是挺喜欢这个名字的，因为是真的接地气啊，听着就一种干事儿的人的感觉，还有个“零丁洋里叹零丁”的寓意，雅俗共赏了属于是。
然后这近三年的网左经历实在是让我见识到了什么叫“小资产阶级的多样性”，遇见了不少让我感到失望的人，但也是有真正的同志的。最后以鲁迅先生的一段话作为结尾吧：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鲁迅《华盖集·导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