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妈妈粥店和“门前三包“想开去

粥店门口”热烈祝贺美国疫情，祝小日本疫帆风顺长长久久”的大幅标牌成了国际议题。但是不知我们去餐馆吃饭的时候，有没有看见每个餐馆墙上纷纷挂着的“门前三包”政策。根据自己的记忆，这个政策是席卷全国的“扫黑除恶”行动之后发出的，而且也是全国普遍实行的（surprise surprise）。

往更大的层面说，类似的事件，出现远不止一次两次了——在中国，老百姓能在公共场所（包括网络）挂什么，摆什么，说什么，尤其是涉及政治的话题，有权力自己决定么。如果你想自己挂，能不通过街道、社区、城管部门的同意吗；如果街道、社区、城管这些公权力部门要求你挂，你拒绝的成本是什么？

如果人性是善与恶的集合，为什么店铺门口这样的民间，只出现了“恶”，而“善”的行为却只有马云捐口罩、政府对外捐医疗物资、医院和意大利共享信息。为什么店铺门口挂不出“日本加油”这样的“善”？如果店老板想挂，能获得公权力部门的同意吗？如果店老板获得的信息、生活的环境是“善”的，会有挂出“恶”言标语的想法吗？

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商人想在中国开一个上规模的餐饮连锁店。如果他不向公权力部门示好，没有体系内的靠山，没有对中共统治的认同，这个连锁店能开的起来吗，就算开起来了，能活的久吗？任何一个公权力部门，甚至是没什么实权的税务，甚至是有党支部的物业，都能分分钟结束你的商业生命——除非你妥协。

天朝的流行说法是，“你改变不了环境，所以只能适应环境”。另一个说法是，“我曾经想改变世界，最后却发现，世界改变了我”。还有一个说法是，“大家都知道”。听起来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所以记得一个小女孩的一句话，直接点明了这些话的含义：“如果你发现自己生活在粪坑里，是不是也要吃屎呢？”对的，在粪坑里，只有吃屎才能生存，大家都适应了，大家也都知道了。而这时，从粪坑外往里看——因为距离的原因只能看到大的——居然都是蛆。那，蛆也冤了，“我不吃屎，还能吃什么？？”到最后，因为没有对比，对自己吃的是什么，也就不知道了；因为时间长了，也习惯了，甚至觉得味道还不错。而那些想找点正常的饭吃的正常人，有的饿死了、有的坚持不住改食谱了、有的因坚持不懈而被消灭肉体了。

还是那个一如既往的死循环。

如今社会制度如此先进的北欧，还有着黑暗的中世纪。历史的前进，总归是向上的。民主制度终将到来，这个死循环必然会破，但怎么破呢。中国内部的关系可以很简化，那就是：中共<-->国民。中共病态的掌控着权力，而国民不愿反抗也反抗无门。根据经验，中共是不可能主动放权的，这是历史多次证明的事情；同时反抗者都被从肉体上消灭，这也被多次证明。那么推翻权力的力量从何而来，是“境外敌对势力”吗，nah。。。别人有别人的事。

再想一想，中共历史上有没有放权的时候？有，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就是一次被迫放权。为什么放权？大饥荒，大肃反，文革。

89后中共和国民有个约定：国民别管政治，政治别管国民——你们赚钱做生意有活路，只要红色江山仍归中共所有。而现在这个约定已被撕毁。反抗是有代价的，但不反抗也是有代价的。大饥荒，大肃反，文革中死了无数人，其中的大多数不是在反抗中站着死，却都是跪着死了。大规模的跪着死去，这才是中共建政以来，唯一可能出现的对权力构成实质威胁的事件：只有沉重的政治灾难，才能激起这个社会主动的政治反抗。于是我极度、非常不情愿的推理到一个结论，中国的政治转机，必须发生于再次一系列极大的社会灾难之后，而每个人都将因此经历生死考验——Brace for impact, for winter is coming. 这一理性推理得来的结论，在感性的内心结上了一个沉重扭曲的死结。

对于每个人，尤其是已经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人，我们面临一个选择。是的，我意识到这个选择的无比艰难，我也没有任何资格向任何人要求必须作出怎样的选择。但是，历史似乎已把我们推向了必须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