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道德行动的谣言：通过中国的住房供给质疑地方政府

作为道德行动的谣言：通过中国的住房供给质疑地方政府

RUMOURS AS MORAL ACTION: CONTESTING THE LOCAL STATE THROUGH HOUSING IN CHINA

作者：夏洛特·布拉克曼（Charlotte Bruckermann，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

译者：陈*钢

来源：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2018), Vol. 38 (2): 188-203.

文中涉及的真实姓名全部隐去，部分内容经过删改。 

一则地震的谣言及其反响

「起床！起床！地震了！快点！」

歇斯底里的哭喊声中，我被猝然摇醒，中国华北城市公寓的昏黄灯光映入眼帘。睡眼惺忪的我奋力理解眼前的状况。

我朋友的母亲N惊恐地说：「要地震了，天呐，快把衣服穿上！」

朋友R和我坐在床上，四目相对，一脸茫然。R不解地问：「妈，你在说什么呀？你疯了吗？」

为了证明自己的理智，N继续喊道：「看你手机上的警报短信，地震要来了！所有人都起来！我们要到室外去！」

这是2010年2月21日的一个寒冷冬夜，R和我把睡觉的被子一扔，撩起衣服就跑进了可怕的寂静中，仓皇的气氛让人来不及细想眼前的情形。

我们穿好了衣服。N告诉我，一场地震将于凌晨时分袭击该地，所有人都要待在屋外，靠近逃生路线，时刻保持清醒。

我们试图安抚彼此——地震预测不可靠，但我们的恐慌持续发酵。N没法通过电视频道获得官方对事态发展的最新进展。当地的市政频道在夜间关闭，省级电视台也没有播放任何有关地震的消息。

官方对地震一事完全缄默，与现场的声音形成鲜明对比，未经批准的紧急警报网络回响在每个角落。警报声响起、扩音器轰鸣、鞭炮噼啪作响，汽车在鸣笛，人们将危机的预防掌控在自己手中，提醒着身边人去面对灾难的威胁。

邻居们在公寓和建筑物之间跑来跑去，亲朋好友电话打个不停，网上也充斥着这个话题。

我们最终看到，一些人被紧急状态所困，他们把值钱的东西都搬到街上，在零度以下的天气睡在路边，或者步行、开车到附近的乡下，逃离危险的城市环境——那里的公寓面临即将倒塌的威胁。

恐慌传遍山西省的整个南部。2009年至2010年间，我在这里做了16个月的田野调查。

黎明终于到来。报纸和电视上的报道试图解释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及其后歇斯底里的谣传。官方媒体最初表示，成千上万的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受到了谣言的影响。尔后，受影响的居民人数被修正为更实际的估数——上百万人。

号主注：关于此次地震谣言的信息可在网上找到。例如，据《城市晚报》报道：「2月21日凌晨，山西省太原、晋中、长治、晋城、吕梁、阳泉六地几十个县市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萎缩在寒风中等待地震的来临。5个小时后，大地平静如常，人们等来了公告。山西省政府公告3400余万山西人：地震系谣言。就这样，一则简洁的只有40余字的谣言，将山西人忽悠了一把。山西警方当日宣布着手抓捕造谣者。」

地震恐慌过后，人们对责任的叙述发生了变化，这表明人们对政府在紧急状况下关照人民的能力产生了不信任感。

近几十年来，房屋成为提供安全与稳定的空间，却嵌入到一个范围更大的国家掠夺和资本积累的领域。居民怀疑房地产开发商逃避监管，不提供负担得起和安全的住房，并破坏了地方政府保障住房的合法性。

居民们表达了这一令人不安的矛盾。他们散播谣言，表达对当地住房条件的担忧。居民们相互警告，认为与住房有关的道德期望都落空了。他们对更广泛的政治领域提出了挑战，这些政治领域曾经承诺通过规章制度实现秩序与和谐，如今却在实践中导致不平等和混乱。

这些谣言形成了一个公民互动的领域，这个领域应通过中国「民间」（字面意思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概念来理解，而不能完全通过自发的、个人化的代理或正式的体制结构来理解。

事实上，与住房风险相关的共同责任揭示出，保护自己的生命与保全他人的生活密不可分。居民不依靠当地媒体报道和地方政府，而是通过交流中人与人的信任、经验和常识来获得保证。 

山西居民将当地媒体视作国家宣传机器的延伸，是国家宣传机器在构建住房政策方面的发展代理人。不过，居民的恐惧也围绕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展开。那次自然灾害演变成一场灾难，夺走了成千上万同胞的生命。在挑战官方叙事的同时，居民维护他们的公民交流权，以及国家保障公民住房安全和充足的权利。

传播的谣言是一种「民间」人际空间的道德行动形式，类似于E.P.汤普森（E.P. Thompson）的「民众」（crowd）概念及「民众」作为一种道德经济的动员形式，这其中牵涉国家合法性如何保护公民的生命和生计不受市场的威胁。

国家和市场之间的住房供给史

地震引起的恐慌使市民对紧急情况之下和之后的当地政府感到失望。然而，这一事件之所以引起了居民的强烈共鸣，是因为人们长期以来形成了对于安全、充足住房的道德期望，而现在这种期望受到了挫败。

居民们的期望往往基于一种毛泽东式的逻辑，即通过劳动贡献换取国家分配的住房。然而，在「改革开放」时期，由国家资助的保障性住房体系逐渐瓦解，这样做便于将住房纳入市场竞争，达到资本积累的目的。

这种期望与当地居民的经验不符，导致了居民的焦虑和愤怒。在毛泽东时代，国有企业提供的住房是工人和地方政府之间建立社会契约的一部分。

在城市中，雇主通过「单位」控制居民的食物、住房、医疗和养老金的分配，涵盖了生活的大部分内容。「铁饭碗」就是指通过就业来提供社会保障。工作单位不仅为工人提供封闭式住宅小区公寓，而且带来了诸多便利设施，包括食堂、澡堂、儿童保育设施和保健诊所。

虽然「人民」至少名义上在社会主义早期通过国家拥有了住房，但在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或半私有化改革通过强行征用不动产改变了这一状况。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以过去社会骨干为基础构建起的中产阶级利用社会地位接触到更多国家资源，进一步巩固了自身优势，并建立起广泛的关系网络。工人特权受到侵蚀、不充分就业、「下岗」等等进一步加剧了一些人所谓的「干部资本主义」新时代的不平等。

 尽管中国的市场改革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但直到90年代，随着国家住房配额的减少，经济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城市住房市场才全面发展。随即，「商品房」在城市发展中获得了显著地位，并在1998年国家停止住房分配后达到顶峰。

 同时，政府官员和其他国家公职人员逐步将包括住房在内的公共资源私有化，以此作为社会流动性的一种手段。这些发展意味着住房的主要功能不再是「住」，而是通过房地产市场增值、收租和作为后续贷款的抵押品来创造财富。

 随着住房被纳入更广泛的不平等、不合理和剥削的框架内，个人信息对寻找、租赁和拥有足够的房产变得越来越重要。「改革开放」时期的住房不再受国家工作单位保护，成为了通过建设、管理和租赁来积累资本的一种商品。

 房地产中介和网上住房广告让拥有房产的居民随心所欲地买卖房产，除此之外的居民却难以在城市住房市场找到立足点。虽然房东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但房屋在维持最脆弱人群生计方面的重要作用微乎其微。

通过「腐败」的话语——对劣质商品房的恐惧以及获得国家保障性住房的不平等权利，居民们表达了对上述情况的担忧。

 陌生人世界里的民间行动

 中国经济的自由化不断扩大着交际范围，也导致公民的道德观念和信任感发生了变化。社交世界变得更加流动和开放，基于特殊关系的个人信任也得到了陌生人世界中部分社会信用机构的补充。

 在道德价值观转变的背景下，一种普遍的道德沦丧感和「人性本私」的修辞占领了高地。然而在山西，有一种反趋势的道德责任出现在普通公民和他人之间，这个「他人」既不是党内官员，也不是行业老板。

 在地震恐慌期间，人们有义务向其他人发出警告。也就是说，在极度焦虑的时期，草根阶层依靠一种长期的道德行为模式团结在一起。

山西居民看到了国家自身的制度集中化，同时也将正式的工作场所视为经济、社会关系合理秩序的一部分。但除此之外，仍有威胁存在。

 他们通过指责利己主义（「关系」）批判腐败的政客，并拿它和互惠的、无私的关系（「人情」）做对比。

然而，无论是自私的还是长期的关系，都没有把行动模式统一到同一个目标中，扩展到匿名的陌生人身上，并在地震的恐慌中动员起来。

 我认为，这些紧急状态下的交流，以及他们身处的更广泛的网络，是「民间」的一个缩影。它属于民间关系的领域，是非政府的，与正式的官僚渠道不同。

 山西的居民以民间为依托，以「老百姓的传统」为基础，由当地人和更广泛的社区组织共同提供援助和支持。尽管这一共同的公民责任领域可能看起来像是回到了「毛主义」的集体道德时期，甚至是一种「前社会主义」的亲属关系，但从已知关系延伸到陌生人世界的现象却不能减少人们居无定所的感觉。

 许多学者将中国社会描绘成一个「熟人社会」，或「邻里」、「家族」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陌生人对道德结构具有本质的威胁——尽管陌生人的形象在中国人的思想、文学和社会中占据了中心地位。

 尽管如此，社会理论家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关系是建立在特定的期望上的，而不是遵循单一的道德行为框架。这一期望延伸到公共领域，也眼延伸至公民社会或道德共同体。面对中国道德景观的静态图景，学者们指出了个人主义伦理的兴起和道德良知的转变。

 除了这些关于道德的争论之外，对「民间」领域的理解将我们带入一个空间——它不仅是物理空间，而且是一个庞大的技术与金融世界。信息不仅通过身体实现人际传播，还通过网络论坛获得了某种匿名性。

「民间」是一个相互牵连的领域，它形成的网络只有在地震恐慌的强烈反应下才开始行动起来，从而揭示出公民和国家应对住房领域紧急状况的方式。

 E.P. 汤普森对粮食等基本生活日用品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对住房的潜在而普遍的关注如何转变成大规模行动。汤普森追溯了供应链上的阻力节点。在这种情况下，获取重要资源的机会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带来了长期的焦虑，而大规模行动就从这种焦虑中爆发。

地震的谣言同样引发了反应。一个蓄势待发的民间网络将居民的焦虑感凝缩为行动。地震的恐惧让人们在社会的分裂中团结起来，因为他们面临着住房的崩溃和对国家的信任危机，这些都出于对经济和政治行为的妥善保护。

相比之下，对不安全的建筑、恶化的环境和难以负担的房价的更长远焦虑分散在各个家庭。房东和租客、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对抗，进一步分散了维护住房的共同利益。

因此，在地震发生后，国家干预和市场利益可以解除必要的团结，以防进一步采取行动。这些结果让住房成为资本积累的工具、有风险的投机手段和危险的腐败载体，并取代了原先「住」的功能。

标准的住房、低于标准的住房和理想的住房

由于山西省拥有相对完善的农村—城市景观，因此工作引起的人口流动性往往是地方性通勤，而非远距离移民。不同区位、不同地形带来不同等级的财富。采石场、水泥厂，乃至利润丰厚的煤矿或焦化厂都推动了特定乡镇或社区致富（「发财」）。

 （山西省）介休市有38万居民，按中国的标准算小城市。介休市是地级市的中心，周边的市镇散布在（太原）平原腹地，被群山环抱。

介休市有政府部门、酒店、银行、KTV、公园、公共澡堂、餐厅、医院、学校、购物中心、性消费场所、电影院，以及大面积商住区。尽管周边市镇居民登记的是城镇户口，但他们普遍为了工作、教育和婚姻的目的搬到山脚。

 大多数居民在不工作或不参加社交活动的时候，都将自己的家庭作为一个私人的社会群体。这是后毛泽东时代向内省与自我转向的一部分，通常发生于家庭内部。对家庭生活的理解引发了对和平、稳定的家庭的长久依赖。

家里有干净卫生的内部装饰——白色的瓷砖，抛光的地面、明亮的灯光，以及水龙头和马桶的管道。在山西的公寓里，淋浴是一种享受，很多居民也常去公共浴室洗澡。厨房通常包括用于烹饪和煮沸饮用水的煤气罐。尽管理想的住房包括孩子的独立卧室和吃饭、看电视、进行其它公共活动的客厅，但城市夫妻会囿于房间数量，和孩子共用卧室。

 拥有一个「家」是一项重要的投资，不仅体现在财务上，在家庭关系方面也是如此。房屋所有权是年轻人结婚的先决条件，也是跨代转移财富的关键工具。拥有房产的居民热切盼望房价上涨，并担心由于建筑质量低劣、住宅管理不足或缺乏吸引力而导致的贬值。

居民们要么在租房市场苦苦挣扎，要么为了给孩子买房砸锅卖铁。上涨的房价让他们感到焦虑。人们获得稳定的房屋所有权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租户和业主都对选址的重要性感到忧虑，因为选址是为了方便、舒适和安全，评估邻居的特征，甚至是人的品格（「素质」）。居委会和物管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

尽管许多年轻人喜欢住在城区，因为那里有更好的劳动机会和更丰富的生活方式，但大多数城市居民对国家对城市住房的保障持审慎态度。比如在山西，间歇性的电力供应导致频繁停电，缺水的供水系统让自来水断供，一些公寓楼里甚至没有淋浴设施。

更令人担忧的是，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没有承担起保证房地产安全开发的责任，尤其在保障建筑工地工人安全和建筑材料供应方面。

房屋的地基和墙壁是否由合格的混凝土筑造而成？人们对假冒伪劣建筑材料的担心产生了巨大的焦虑感。根据当地人的说法，在这座城市的一些低层建筑中，墙壁上的裂缝和破旧的房屋都是使用劣质建材的证明。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建筑物的墙壁和地板上的钢筋是否掺假？混凝土墙体是否被这样的钢筋网格加固？公寓大楼的绝缘材料也不被信任，因为用的可能是易燃或有毒物质（如石棉）。在建筑工地，工人或路人有时会遭遇致命的事故，比如我认识的一个人差点被工地滑到街面上的一块玻璃砸到。

与其依靠当地政府或贪婪的房地产开发商，居民们更倾向于依靠民间渠道来评估房屋是否安全，是否租得起、买得起。

获得安全、负担得起的住房的机会不均等

 为了阐明在当地住房条件下安稳立足将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有必要走进两套具体的公寓。第一套房子属于前国有工厂工人房东；第二套房子里住着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是城市里的受薪阶层，挣扎于房屋租赁市场。

 尽管各自情况存在明显差距，但两户家庭都对当地政府在住房问题上带来的挑战感到担忧。介休市的大部分城市住宅都是低层公寓楼，就像地震谣言传播时我住的那种楼。

 这些灰色的建筑高六层，是彼此环绕的小公寓，通常有玻璃阳台。单调的低层住宅单元容纳了倒闭工厂的前雇员。公家的公寓格局是两室一厅，外加一间厨房、一间厕所和阳台。

G先生认为，尽管当地的农民工来自附近的农村，但他们在城市里生活得「想当舒适」（「小康」）。

上世纪90年代初，一家国有工厂雇佣了这对为人父母的夫妇。尽管他们是农村背景，但国有企业为他们提供了台阶。他们省下足够的钱购买城市户口，这样儿子就可以去更高级的城市学校。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工厂的命运就变得很不幸了。为了弥补亏损，这家工厂把住房卖给了员工。这一私有化的过程让工人为他们已经居住的公寓支付费用，尽管工厂承诺在付全款之前保留房产。

一旦住房贷款偿还完毕，居民就获得了完整的所有权，包括出售公寓的权利。工人们最初对支付公寓费用的逻辑感到沮丧。尽管他们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将成为房东，但工人们还是批评之前效力的工厂没有保护好他们的住房，也批评地方政府在房产供应问题上渎职。

工厂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完成破产清算，工人们不得不买断工龄。这被视作对工人劳动贡献的终极侮辱。

该公司于1997年首次申请破产，强迫员工要么支付大约六个月的工资，成为新成立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要么失去工作。

上世纪90年代，股票期权是一种普遍的解决方案，它用来挽救陷入困境的工作单位。大多数工人认为，股权计划只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没收雇员资本的工具。

G家决定让妻子将留在新公司，丈夫则开了一家印刷厂——「下海」。回过头来看，G家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因为他们把创业与就业（和自有住房）作为一种家庭战略。该国有企业于2006年第二次申请破产，最终关门。

工人们尽管是股东，却只得到了吝啬的遣散费，甚至连基本生活费用都没法支付。当时，工厂的工人们甚至通过公共行动来反对这一决定，包括封锁当地的火车站。

尽管他们在家里很舒适，但是G氏夫妇担心街区缺乏维护，缺少安全保障。停在院子里的汽车被人纵火袭击，使人们对愈演愈烈的犯罪活动有了更深刻的印象，也对当地安保部门倍感失望。

大多数拥有私宅的居民将这一切归咎于企业和国家的漠不关心。然而，租住新建商品房的市民，往往会更加直言不讳地把住房问题归咎于腐败的地方政府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勾结。

虽然住房私有化让部分当地居民的住房拥有率上升，但那些因户口背景、缺乏关系而在早年间拿不到房产所有权的人，不得不以更高的成本在市场上租房或买房。

居民批评地方政府未能实施中央政府的住房政策，不能让商品房市场实现供需平衡。从理论上讲，政府支持的保障性住房应该留给需要政府支持的低收入家庭，但往往被有影响力、有关系的公民抽走。

例如，年轻的Z氏夫妇的经历揭示出低收入家庭保障性住房没有完成它的使命。

Z氏夫妇在这座城市最高的一座建筑里租了一套公寓，这座公寓建于21世纪初。尽管楼房相对较新，但他们仍对街区的持久性以及许多不熟识的邻居感到不安，因为「入侵者」很容易成为居民，从事犯罪活动。

 在地震的恐慌中，Z家丈夫回忆说，他非常害怕在黑暗中跑下几十层楼梯，害怕整晚都要和邻居待在大厅。

 Z氏夫妇说，他们正考虑搬到一个低层公寓去，以抑制崩溃和犯罪的风险。

 作为低收入家庭，这对年轻夫妇努力寻找安全而合理的住房。夫妻俩都是当地旅游业的服务人员。他们挣的钱足够支付基本的开支，却无力支付公寓的全部租金。

然而，他们没有资格获得城市的支持计划，因为张先生在附近的一个村子登记为「农村户口」，张女士则是邻近省份的城市户口——一个「外地人」没有资格获得地方政府补贴。

幸运的是，她的父母是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可以帮助支付部分租金，这让他们有机会住在高层的私密空间里，而不是挤在工作单位提供的简陋宿舍中。随着国家工作场所提供的职业愿景破灭，Z家的解决方案引出越来越严重的家庭支援与个人关系的依赖。

根据当地居民的说法，保障性住房正在建设，但很快就被干部和他们的亲戚抢走。他们的财富和影响力使他们可以跳过排队，改变分配规则。例如，有传闻说有人有多个户口，利用假名和「幽灵」身份，牺牲他人利益，骗取保障性住房计划。

尽管政府承诺提供安全的住房和可喜的城市建设，但山西的居民却对房屋供给的「腐败」表示担忧，这被形容为该地区根深蒂固的「干部资本主义」。「干部」与「老板」勾结，牺牲「老百姓」为代价，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财富差距因此越来越大。

居民们的具体关切表达了对一个与关键经济部门有着密切政治联系的新兴资本家阶层的敏锐意识。这些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动员广泛的社会网络，将公共资源（如住房）私有化，再通过国家资助的住房计划积累盈余。这些腐败的房地产开发商形成循环，通过多重方式出租、管理或监管住房发展，加强他们的特权地位。

工厂老板的剥削、对安全部门的不满、对国家住房补贴政策的否拒，这些都揭示了当地政府应该对工人生计负责的道德准则被侵蚀。为了确保安全、充足和买得起住房作为长期生计战略的一部分，山西居民转向民间，而不是官方媒体和政府机构，以获取可信的信息和可靠的支持。

灾难警告的流传

在国内，一度被认为是安全、稳定和相对隐私的地方，越来越多地成为充满风险、暧昧不明和政府信任感被侵蚀的公共领域。当然，安全的「避风港湾」在地震中成了危房、倒塌，这在任何地方都不足为奇。

尽管如此，地震的谣言在夜间传播的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地方政府和媒体的回应，揭示出一种「民间」人与人互动的形式，挑战了当地政府作为地方住房守护人的合法性。

地震谣言引起了对建筑和住房安全的强烈不信任感。山西居民通过个人关系寻求保护，而不是通过政府渠道。在随后的几天里，政府对夜间地震谣言的直接反应试图将个人公民与仁厚的国家联系起来。

起初，政府向该地区的所有居民发送短信，告知他们没有权力传播地震警报：「根据地震预警的相关规定，只有省级政府才能发布地震预警信息。」其他组织和个人无权这样做。

在一番声明过后，官方媒体试图转移对政府机构的恐慌。

最初的报道追踪了这一谣言，并应对可能发生的地震的需求。当地居民把一些自然迹象误解为地震正在逼近。在随后的报道中，中国政府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文章，否认这是政府演习的谣言。

警方对谣言源头展开了跟踪调查，发现「一群不怀好意的人故意在网络上传播虚假信息」。这种叙述手法试图在大众恐慌中免除地方政府的责任。

然而，人们对当地政府的反应，尤其是面对警报短信的疑虑，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增加了地方政府未能保护居民的罪责。一名当地居民甚至声称，整个情况都是政府一手操控的试验，目的是在紧急时刻，测试人们是否有能力在没有官方介入的情况下自我动员起来。

作为网迷，这名年轻人既精通互联网又对官方话语持怀疑态度。他还列举了几处可疑的证据，支持他的「阴谋论」假说。

就连总部设在北京的一家官方政府新闻机构的记者也认为，事件的转变可能暗示了一种掩饰。也就是说，之所以有这样的解释，是因为地方政府为了挽回败局，而这次谣言事件可能正是管理不善的结果。然而，阴谋论的背后是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因此这种「加害理论」的有效性难以追踪。

尽管如此，地震谣言发生数周后，阴谋论仍然力图将秘密和见不得人的东西公之于众。山西居民建立起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连续性，将这一经历历史化，从而揭开了国家保护住房道德期望的历史面纱。

与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相比，山西居民暗中指责当地政府没有保障居民的安全，同时又称赞国家政府是仁厚的救星。

在谈到「汶川大地震」时，大多数居民都认为这是一场自然灾害（「天灾」），但糟糕的建筑也是造成68000人死亡的原因。

一位年轻的居民把「汶川大地震」深刻地总结为一次「政治经济体制」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勾结和腐败将「灾难」变成了一场「悲剧」。他把话题转回到山西的事件上，愤世嫉俗地表示:「当地政府把这一事件称为地震谣言，但对老百姓来说就是一次地震警报。」

「天心」群雕：由四川美术学院和西安美术学院根据「汶川大地震」发生时原白鹿九年制义务学校师生为人物原型设计，现为下书院遗址公园，位于成都市白鹿镇。

地震谣言的传播依靠先进的通信技术，包括手机通话和短信、网上论坛和聊天工具，也有旧式手段作为补充，比如警报器、喇叭、扬声器和座机电话。

个体之间的私人交流和网络生活表明了社会信息的分布和变化，这一趋势拓宽了民间陌生人之间的联系。新的交流技术使更多私人空间内的人际交流成为可能，同时也提供了新的领域，扩大了民间的范围，成为超越国家公民之间的道德行为。

在全球化社交媒体的使用中，一些学者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信息披露称为「可扩展的社会性」。在已知的社会关系之外，社交媒体让用户关注网络爆料的个人后果，以及对匿名陌生人的潜在政治后果和道德后果。

在山西南部，有预谋的谣言形成了一种处理国家责任和政府合法性的民间方式，使公民不受房地产开发商和危险建筑的侵害。在绝望的时刻，除了微观的政治谋略之外，人们的集体道德也会被捆绑在一起，因为人们的活动被置于抽象的经济力量和想象的政治权威之间。

在对悲剧的反应中，「公共秘密」变得明确，公民要同国家和全球新自由主义制度的真相作斗争。山西省住房问题的不安和混乱显示出一种严重的担忧，即国家有能力履行道德义务，保护公民不受当地政府和经济开发商的恶劣影响。

结论：「民间」的道德经济学

中国人围绕住房的焦虑引发了社会理论中更广泛的「道德经济学」的争论，以及它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不安立场。

在卡尔·波兰尼的作品中，资本主义市场的掠夺性扩张使新的领域商品化（包括「虚拟商品」，即土地、劳动力和货币），也伴随着社会保障的「双重运动」。人们试图将经济活动重新纳入社会领域，从而保护那些最容易受到市场剥削的人。

 然而在山西南部，因市场放纵而起的社会保障并没有形成一个自发的过程。相反，国家作为资本积累的主要驱动力，允许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公民和官员通过私有化的方式征用住房。

这些剥削行为被一种人际行为的形式相互转化。这种行为可以被比较，但不等同于E.P.汤普森的「道德经济」概念。

汤普森认为18世纪英国的骚乱是「肚子里的叛乱」。这种观点有利于理解「民众」如何成功地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共识，来规范谷物和面包的价格。他们的行动依靠家长式的法律和国家的行动，并且颠覆了市场逻辑，通过将牟取暴利者作为「局外人」来压榨利润。同样地，山西居民以集体行动为基础，通过集体行动使谣言合法化，以抵制资本。

然而，与饥饿的暴乱者不同，山西居民努力想要获得政治当局的支持，以满足他们的道德要求。为什么会这样？

粮食和住房都是需求与供应脱钩的商品，这些商品却又是维持生计的基本必需品。但是，食物和住房在空间的分布和时间的紧迫性方面存在差异。

 在18世纪的英国，当人们在享用价格合理的食物时，就形成了一场地方性的斗争——在商品链（磨坊主、面包师或面包店老板）中存在着可定位的点，在那里，谷物和面包的分配受到干扰，大规模的争论和群众的行动正在发生。

 相比之下，山西省的房屋供应使家庭的生计陷入了焦虑和冲突。因此，对住房的不满情绪很少形成集中的、潜在的抵抗地点。地震发生的紧急时刻出乎意料地威胁到大多数居民的住房，从而形成了集体行动的潜力。至关重要的是，这种集体行动的团结力形成与人们和开发商不断的冲突中。

尽管如此，由于住房存量、住宅安全或公共住房补贴政策不容乐观，长期的抵抗仍然存在，这给个体家庭带来了负担。因此，个体家庭承担着不同类型的住房挑战及其风险，进而阻碍了有效的集体行动模式的形成。

基于这些条件，统治者不再觉得自己受制于穷人，而是受制于资本。因此，一个地方的精英阶层要感谢「剥夺积累财富」的逻辑，这样他们才不会受制于国家补偿和因市场扩张而起的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