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的诱惑为何难以抵制？

内容来自于米哈伊•瓦伊达所著《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的整理：

一、法西斯主义独裁——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

法西斯主义独裁的显著特征是发源于群众运动，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其需要依靠这种运动获得支持。发挥这种独裁的权力功能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政客，而是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独裁是那些权力由政党或其领导层行使，与已经发展为一种运动的冲锋队组织紧密联合的政权。

在夺取政权之前，这种运动致力于有计划地攻击工人阶级组织；其实力在这些斗争的过程中得到增强，达到了无需与传统统治阶层实际联盟便可接管国家机器的地步。一旦这一运动对掌控国家机器稳操胜券，尽管试图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夺取政权仍将成为一种革命性的改造。

这种制度的建立要求一个从一开始就要在国家内采取一种反对“特殊”利益的立场，同时抨击财阀政治、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改良主义运动的正当性，并且放弃共产主义社会改造的目标。由于剔除了所有的传统政党和组织，他只能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家一体化的外观。

将自己直接敌对的意识形态视为最纯粹的对特殊性的诉求，即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是所有明确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共同特征。马尔库塞认为每一种真正自由的意识形态根本的和独特的意图是要为不同的特殊利益创造一种理性的统一，例如改良的马克思主义通过把工人阶级视为一种独立的和特殊的社会力量而对此作出了阐释，并且他寻求建立利益统一的类型，在这种类型的统一中这一特殊阶级的利益将和其他利益一起得到满足。

但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意味着对特殊性彻底的否定，意味着每一种特殊性都要从属于总体的、天然有机的整体——国家，因此这种非理性的总体性与自由主义理性的特殊性构成了直接的对立。

总体性的这种非理性一直以来都补充着资产阶级思维单面的、扩张过度的合理性，这种理性主义根植于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合理性，而随着阶级对抗的加剧和古典资本主义的危机，资产阶级思维的非理性方面必然会崭露头角。最初在资产阶级的思维里，非理性的总体性观点似乎表现为总体性公然从属于某些优选精英的利益和立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方面首次引入了一种变化，在一个既定的民族-种族的总体性框架内，所有的特殊性似乎都被否定和克服了。

马尔库塞认为，法西斯主义的目标就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但这个社会是以现存阶级社会为基础并身处其格局之中的。法西斯主义不是对现存阶级社会的基础与格局的否定，没有否定私有财产的原则，因此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他反对自由主义并因此代表了一种虚幻的对特殊性的超越，因此他的本性是小资产阶级。

多为农民背景且被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并没有丧失其生存的基础，但是他感受到了日益增强的资本集中的威胁，也受到了无产阶级有组织的经济斗争的威胁，因此他们不是为了现存社会的根本变革，而是为了收复自己在其中的“传统”位置而斗争。法西斯主义保证了小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允诺给他们一个可实现的未来：维护作为总体性的本民族国家的利益来对抗其他国家和种族。

由于资产阶级的每一种类型的意识形态的出发点都是人的个体性，而当这一前提条件之一是直接离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反对所有其他利益的那些市民社会中的自私自利的人时，当另一前提条件是财产时，把他们联结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因此他们是不可能转变成“人的解放”这一意识形态的，也无法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人的解放”的目标。这种“人的解放”在政治解放的形式之下把人设定为脱离自身现实的类存在物，在孤立的、政治的领域中自私自利的物质存在，制造了一种矛盾，这种矛盾只能通过使人的类生活变成纯粹精神的，通过使它从属于人的现实的、物质特殊性的方式获得解决。

政治解放意味着人作为一种类存在物的精神要求，尽管这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世界制度内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然而法西斯主意试图把实际的-物质的平等（体现在反对非生产的、犹太的资本）与完全否定政治平等连接起来，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中才有可能的人的类生活的仅有的精神的实现，放弃了特殊的人的解放形式，放弃了人的解放在精神上的假设。

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运动的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试图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内解决其最基本的矛盾，在发展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想要通过彻底实现资产阶级原则的方式终结矛盾，徒劳的要求实现人的本质；在已确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只是主张他们自私自利的利益，否定人的类本质，并在法西斯主义阶段公然否定那些资产阶级自身已经详细阐释的价值。

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是现存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只有国家主义（国家的提升，甚至不惜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存在为代价）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能够使得法西斯主义避免这两方面发生冲突。

法西斯主义必须为了专门满足自己的人民的特殊的利益而不惜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侵略性导致了对资产阶级所保护的那些价值的否定。而首先就是对平等观念的否定，优等种族的观念是在既定国家中消除阶级冲突的手段，还要公然宣称人种的不平等，反对生活在基本相同的经济文化水平上并且生活在相同社会制度内的那些人。法西斯主义的残暴来自于那些感到他们的生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到威胁的阶层，或者来自于那些沦落至社会边缘的人，他们的运动和意识形态就是不惜任何代价竭力在既定的制度内摆脱社会矛盾。

因此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无以复加的表达（last word），是揭露其内在矛盾最残酷的可能性。它的残酷归因于一个事，他把为了生活、为了赤裸的生存而斗争的阶层中所有的禁忌都打破了，它们本身也是资产阶级发展的结果。

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首先在于各种特殊群体可以自由地处理自身利益的表达这一事实，其次在于这些特殊群体的斗争和特殊利益间的冲突将产生一个最适合总体性利益的社会制度这一信念。资产阶级民主似乎只符合资产阶级上层组成的权力精英成员，以及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无法满足中产阶级，因此小资产阶级逐渐走向破产，并怀着愤恨的愤怒转而反对工人阶级。

葛兰西认为法西斯主义利用和组织小资产阶级的无责任感，以及他的怯懦和愚蠢，小资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发挥其组织力量在缓解资本主义危机的冲击中取得成功而对其产生了仇恨。因此小资产阶级转而反对民主，但是很明显继续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保留私有财产的原则，暗含着对所有种类的民主和自由的否定。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否定就是对资产阶级实现自己自由理想的否定，导向了对资产阶级自由理想本身的明确否定，因此法西斯主义是实际上废除自由理念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把这个社会真实的实践抬高到原则的位置，在资产阶级社会，自由只是作为一种假设而存在，但是要否定这种假设则意味着要宣布放弃一个人类的自由有可能实现的世界。

废除自由的理想使得个体与其群体的完全同一，自己的人格绝对屈从于共同体的利益和权力，对于视自我牺牲为理所当然的元首的无条件服从，所有这一切预设了一种显然与资产阶级社会正常个体相冲突的性格类型。

威廉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认为，典型的性格特征有以下五种特征，（1）对自我的非批判关系，（2）对自我的非批判关系带入到偶然给定的特殊群体的非批判关系，（3）将社会划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两个部分，在所有层面上认同内群体，并且无论何时只要内群体目标的实现因某些原因而受到阻碍，就会把责任推到外群体的身上并且转而竭尽全力的反对他们，（4）以过去为定向的保守倾向，毫无保留接受自己成长岁月的“最初的”“理想化的”生活状况，（5）把自己的生活和行动的所有责任转移到绝对权威上，但对于弱势的一方，又把自己视为绝对的权威。

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正是这些特征的理想化形态作为基础，笃信的法西斯主义分子是自我牺牲的，因此即使当暴力的铁腕权力攻击他最亲近的内群体甚至攻击他本人的时候，他也不会反对他，这是因为内群体的等级制度不是一种价值的等级制度。

相反，权威主义性格没有自己的价值等级，他总是自动地认同其偶然给定的群体的价值等级，并且只有通过他的特殊的群体他才能与人类发生联系，因此如果这些群体彼此陷入冲突，他就支持更强大更有力的群体的价值等级，因为对所有内群体的抛弃将意味着放弃自身作为人的存在并被逐出人类共同体，即自身的泯灭。

权威主义性格总是在可能性框架下用最残忍的方式反对弱者并以此维护自己内群体的利益，因此残忍不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性格特征，而必须是社会可容许的。权威主义人格类型是资产阶级社会中间阶层主要的特征及其增强的机制，生成的工厂就是小资产阶级家庭，被给定的家庭结构确保了它从根本上符合那些保证既定社会秩序得以运行的客观要求。这种保守主义并不意味着永远的默从，而是当中间阶层动员反对一种局面时，他们并不试图变革社会环境，而是责问应该为这局面负责的人，如果需要的话就消灭它们。

被强化的性格可能通过突然增强的不安全感和一个事实得到解释，即大多数群众已经无需继续从事生产，变成失去社会地位的人。法西斯主义不仅为保守主义的反叛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还提供了一个组织结构。

运动本身的性质不是由政党而是由武装的组织形式决定的，政党的工作是使运动能够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补充性地利用议会策略，因此也为自己获得一种重要的保守派基础。小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任何形式的改变，因此不可能有任何纲领，他的纲领仅仅是一种否定：否定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要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

葛兰西认为法西斯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为小资产阶级创建了适合自己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就是战场上的军队，党卫军成为了国家法西斯党的支柱。冲锋队战术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军队和武装的作战部队与运动的意识形态及其参与者的性格都是相符合的，当遇到身体上的威胁和危险时，作战组织很明显是最合适的组织形式。加入这些组织的个体立刻就感受到有一种权威可以依靠，并且他们可以不再承担个人责任，这种组织形式带给他们一种安全感、稳定感并且使他们可以不用承担任何个人责任的情况下转而攻击所有那些他们感到威胁其生存的人。

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冲锋队负责发现具有威胁性的社会阶层，首当其冲的就是工人阶级，当小资产阶级运动实行侵略性扩张的纲领时，它代表的自身利益与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是一致的，但这与法西斯主义政权的本质有关而不是运动的本质。由于法西斯主义运动缺乏实际的纲领，因此策略对于纲领来说具有有限性，法西斯主义唯一真正的目的就是夺取政权，而它唯一能为这种权利做的就是不断的保卫它。

赫尔曼赫勒认为，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自我毁灭和缺乏任何稳定或具体价值内涵的有组织的行动主义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提供了普通的、趋同的根源，任何一种价值共同体的分解必然导向民主的危机。然而他的分析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把价值的共同体的存在或幻灭理解为一种自发过程，并将法西斯主义问题解释为这种内在精神的动态过程在政治组织层面上的投射。

并且共产国际也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唯一适合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政治形势，认为资本主义摆脱危机不存在一条民主的出路，将法西斯主义运动和独裁的存在看作是危机的一种象征。这两种观点都把法西斯主义视为解决危机的方案，暂时不能延迟资本主义瓦解却能为其进一步发展确保合适的框架的一种政治制度。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危机并没有最终证明资本主义的不可行性，只是证明了自由模式的不可行性。新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其特征是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制度的运行，为了消除威胁性或已经存在的危机，而长久地指导经济，因此罗斯福新政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都是本国内消除世界危机的伟大尝试。

二、法西斯主义和波拿巴主义

马克思认为对一个政权的实际状态和特点的理论检验必须建立在分析该政权涉及的所有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之上。

财产关系本身并不决定制度的政治体制，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主要阶级并不进行政治统治的政治制度是有可能存在的，即拥有决定性生产资料的阶级并不进行政治统治。

在资产阶级社会，个人与共同体的纽带已经相分离，只要且只有拥有资本，资产阶级才是资产阶级，那么他就能够或多或少不受限制的满足他的特殊需求，而不必成为统治社会并决定理想共同体政治活动的阶层中的意愿。由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分裂，因此即使在正常情况下政治权力也不直接由资产阶级形式，而是由一个在这些正常情况下直接依赖于资产阶级的独立的机构行使。在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资产阶级表现得并不像一个阶级，只有在本阶级受到威胁时，阶级利益才走上前台。因为资产阶级维护其纯粹形式的统治不仅是累赘的，而且经常是危险的。

在波拿巴主义独裁政权中，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社会权力而单单放弃其政治权力，它本身的利益要求他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因此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如果有一个被市民社会驱逐出来的，但是由于其出身或以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不能在一个更低的层面被重新整合起来的阶层，那么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

恰恰是因为这一阶级实现某种社会作用的唯一方式就是获得行政权力，所以他将维持这种权力视为关乎生计的问题。为了维持其统治，不得不创造一个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认为登记，而对这个等级来说，维护波拿巴的政权就成了饭碗问题。

马克思认为波拿巴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行使行政权力的独立性，存在资产阶级自愿将行政权力的直接实施交给其他阶层，有时甚至交给那些只维护资产阶级自我中心主义和 物质利益的阶层，并在同时大幅度削减公民权。

奥古斯特塔尔海默认为，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共同特征是公开的资本独裁，法西斯主义夺取政权意味着资产阶级与直接的政治统治相分离并将其交给一个已被驱逐出资产阶级社会直接再生产的阶层。

三、作为唯一选择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虽然在统治形式和政治手段上，两种政权之间是基本相同的，但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发挥着不同于纳粹主义的历史功能。由于意大利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无组织、软弱、缺乏执政能力的，在经济上也同样虚弱，而且由于它自身无法保证政治统治，因此它也无法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

由于意大利基本上是一个还没有开始资本化的、不发达的农业国，因此国家特殊的结构是的意大利资产阶级选择法西斯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任务正是要保障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已经无力做到的粗放型发展，即资本积累的条件。

意大利政治制度建立在封建地主与资本家联盟的基础上，这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因此意大利改良主义开始依靠工人有组织的阶级运动，并鼓励其发展壮大，然而意大利缺乏经济的完全资本化、充足的商品、能够购买他们的足够富裕的工人等条件，政治上整合的、改良的工人运动实际上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且满足工会的需求会阻碍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使其无法推动国家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并且不能为小资产阶级在工业中提供就业机会而使其完全陷入破产。因此从经济角度看，意大利改良主义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反动的作用。

广大武装的小资产阶级认为工人需要为其不幸负责，因此墨索里尼的行动部队开始攻击无产阶级组织，并用暴力摧毁他们，而资产阶级统治阶级虽然支持墨索里尼消灭劳工组织，但并不支持法西斯主义夺取政权。然而法西斯主义变得足够强大，迫使软弱无力的自由资产阶级结盟并放弃政治权利，转而发展资本积累之路。

四、作为选择之一的德国法西斯主义

德国法西斯主义广度（仅一两个月就成为国家唯一全能的政治组织，拥有不受任何类型的法律限制的行政权力）和深度（将生活领域全部政治化）上都比在政权中取代的政客要大得多，而且用最极端的方式取缔了所有独立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还包括大量改良主义的政治（德国社民党）和经济（工会）组织。

托洛茨基认为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绝对的，是同一个阶级统治下的不同制度，社会民主主义依靠的是工人，法西斯主义依靠的是小资产阶级，并且法西斯主义不摧毁工人组织就无法巩固自己的政权。托洛茨基反对共产主义的观点，即认为法西斯主义的诞生受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壮大的影响，惧怕无产阶级夺权，托洛茨基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巩固和胜利受到了改良主义的影响。

德国经济繁荣表明，依赖于整合改良主义工人运动并满足其要求的政治制度所需的条件在德国已经成熟了，但德国欠缺这种发展的政治前提。从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开始，德国资产阶级现有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受到质疑，首先存在对铁腕的普遍要求，需要一种政治制度，行政权力的权威在这种制度中不会频繁地受到质疑，对资产阶级来说，能够贯彻其决定的牢固政治权力意味着国家有能力干预经济运行，至少意味着国家有能力为其正常的、在本质上不会发生危机的运行创造条件。

第二，在德国资产阶级的眼中，魏玛共和国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过大的空间，并且魏玛共和国的总统那个、联邦特性等使其无法建立以国家领导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德国资产阶级非常想清理魏玛民主，而只能在纳粹的帮助下实施。一些有影响力的资本家集团为纳粹提供资金支持，从未激烈反对过纳粹的暴力机构，却坚决反对共产党人的行为。

并且战争的失利以及不公平的和平协议也促进了中产阶级的激化，一旦他们发现一个既承诺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又保证德意志民族崛起的、强大而有力的政党，他们马上就加入了这一党派。

纳粹把革命方法和议会策略结合起来，把反资本主义的口号和与资本家协商的意愿结合起来，资产阶级促成了一个比战前政权还严酷的条件强加给普通市民制度的出现，纳粹制度建立了一个具有现代资本主义正常运行的所有因素的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