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深沉而奇异的巨壑”：自由意志主义、新自由主义和计算机文化

编译自："That Deep Romantic Chasm": Libertarianism, Neoliberalism, and the Computer Culture（1999）

介绍

在传播政策中，构建新自由主义范式的可行替代方案的其中一个步骤，是理解为什么新自由主义如此受欢迎。重要的是，通过指出新古典主义政策的诸多矛盾、不合理和失败之处，来反驳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它是理性的”。但与大多数或所有成功的政治运动一样，新自由主义的力量似乎不仅仅是学术争论的问题。此外，虽然新自由主义的部分成功可以用它所服务的企业利益来解释，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正如罗伯特·霍维茨（Robert Horwitz，1989）等人所指出的，针对工业界的反对，已经制定了一些形式的市场导向政策。无论如何，代表企业进行改革的广泛政治合法性需要得到解释。因此，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目前市场上作为所有问题解决方案的准宗教信仰对如此多的人如此具有吸引力？是什么让它看起来合理、有前瞻性，甚至有点令人兴奋？

本章认为答案不仅在于经济或技术逻辑，也在于文化逻辑。本章主要讨论了当今“网络文化”发展中的两位关键人物——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和泰德·尼尔森（Theodor Nelson）的职业生涯和风格，并探讨了计算机文化中的一些政治元素。一方面，这篇文章证实和阐述了其他人提出的观点或建议，特别是巴布鲁克（Barbrook）和卡梅伦（Cameron）在《加利福尼亚意识形态》（The Californian Ideology，1996年）和弗兰克（Frank，1997年）在《征服酷》（The Conquest of Cool）中提出的论点，即可以将计算机文化理解为60年代反主流文化态度与一种复兴的政治自由意志主义之间，一种非常矛盾，但在政治上非常强大的融合。我相信，探索这种融合的历史和结构，有助于解释新自由主义的成功以及如何未完成的。

另一方面，本章详细阐述了这种融合的“情感结构”。标题中的“那深沉而奇异的巨壑”是的《忽必烈汗》诗中的一句，我使用它不仅仅是为了呼应万维网的最初愿景之一——泰德·尼尔森（Theodor Nelson）的“上都计划”（Xanadu project），但同时也表明，网络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多地是基于个人主义的浪漫概念，基于对个体的表达、探索和理想化的想法，而不是保守经济理论中计算的、享乐最大化的功利主义的个人特征。从这种浪漫的个人主义中，无论是从它引人注目的、受欢迎的特征，还是从它在技术和社会创新中发挥的关键作用，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是，正如“巨壑”这个词所暗示的，这种浪漫的个人主义是有限的：它最终是基于一种病态和虚幻的愿景，即孤立和逃避历史及社会的语境，这一点在网络文化的表达风格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尤其是对通过计算机屏幕进行互动的痴迷，也包括文化所倡导的一些政策方向，尤其是涉及知识产权的政策方向。

为什么计算机文化很重要

像许多人一样，很容易将计算机文化视为青少年亚文化，其价值观和原则在电子游戏市场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尽管计算机文化肯定不是当今权力结构的中心，但它可以被理解为在葛兰西（Gramscian）意义上与霸权集团的复杂关系。这种文化的成员喜欢指出，企业和政府世界是如何一再错误地或缓慢地理解计算机文化所引领的发展，如微型计算机、网络、用户友好的界面、多媒体和互联网。因此，最明显的是，网民是创新的源泉，是发明家和开拓者，有效矫正企业短视。此外，在政策制定者中，计算机文化的产品和文化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常常是市场化运作的典型例子。新的计算机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图标或表意符号：在今天的许多决策中，微型计算机和互联网在全球的迅速传播是市场优势的典范。如今，计算机文化本身已经催生了不少支持市场政策的突出者。

全面考虑计算机文化对工业和政治决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作为其影响的一个例证，似乎计算机文化在我们这个时代更重要的传播政策问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仓促地将互联网私有化。20世纪90年代初，互联网的爆炸式增长让主流企业感到惊讶和困惑；过去10年，他们一直在投资Prodigy等专有的商业在线服务，然而，突然之间，一个他们既无法控制也无法理解的高级系统出现了。人们可以从互联网的非营利起源和非专有组织原则来解释它的成功；开放合作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被纳入了互联网的设计中，并鼓励了互联网在全球的迅速传播，这些原则可以说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促进互联网发展的研究型大学，所共有的共享和集体探究的伦理。相反，大约在Mosaic （互联网的“杀手级应用程序”）出现的同时，《连线》杂志、自由主义电子前沿基金会和计算机反主流文化的类似组织，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互联网是一种胜利，不是非营利原则的胜利，也不是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的胜利，而是一种浪漫的市场企业家精神的胜利，一种“前沿”。随着这种解释渗透到决策圈，并最终成为当时的“常识”，任何可能从互联网非营利起源学到的政策教训，都因此被完全忽略了。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将该系统完全商业化，而不是质疑是否要这样做。

控制论与计算机文化的反主流文化的根源

许多计算机文化的主要支持者在抗议越南战争时，开始有了政治意识，这种文化的风格和态度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了明确的根源。例如，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创建并编辑了反主流文化杂志《全球概览》，他的《共同进化季刊》在1974年被黑豹党（Black Panthers）特邀编辑。然而，《共同进化季刊》最终演变成计算机软件目录，如今布兰德被称为技术助推器，是《连线》杂志编辑人员的同行，不久前，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还登上了《连线》杂志的封面。作为一个群体，布兰德及其同伙已成为当代经济保守主义的重要推动者。

控制论（cybernetics）这个术语是由诺伯特·维纳（Norbert Weiner）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创造的，产生于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和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系列互动。据我所知，贝特森对计算机从来都不太感兴趣，后来他发展了一套关于系统理论、生态学和人类思维的思想，并形成了一种特别有效的通俗写作风格来表达这些思想。20世纪70年代，斯图尔特·布兰德将贝特森尊崇为大师，尤其是在《共同进化季刊》上。然后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共同进化季刊》演变成了《全球软件评论》（the Whole Earth Software Review），关于太阳能的文章被最新计算机软件的评论所取代，而共同进化的非营利性平等原则（例如，所有员工获得相同的工资）被营利性的不平等工资结构所取代；20世纪80年代这一变革的几个关键人物，如阿特·克莱纳（Art Kleiner）和凯文·凯利（Kevin Kelly），后来都成了《连线》杂志的创始人和撰稿人。在这个千变万化的四十年过程中，“控制论”这个术语始终不变。

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以及斯图尔特·布兰德对他的解读）在这一切中所扮演的角色颇具启发意义。贝特森在60年代后期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走向精神的生态学》（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1972），是以一种高度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方式写成的，避开了学术术语和参考文献；这种风格是一种时髦迷人的英国业余爱好者的声音。例如，关于系统理论的高度抽象的想法，被放进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和她的父亲聊天中。因此，全国的大学生和有文化的嬉皮士，甚至一些早熟的高中生，都可以蜷缩在沙发里，拿着贝特森的一本书，在没有教授指导的情况下理解它。贝特森是反德里达的（anti-Derrida）。

在《全球概览》中，布兰德为这种易于理解但又富有思想性的风格，添加了一种非线性的、有趣的表现形式，将对非抽水马桶的描述，与政治传单、小说和颠覆传统的新闻混为一谈——正是在该目录中，大多数美国人最终了解了宇航员如何上厕所。一方面，这种风格表达了贝特森系统理论的“一切都是相关的”（everything is related）整体论。但目录也是为了浏览而制作的。当然，目录的易读性、杂乱的风格与消费文化的风格有一些共同之处；在20世纪70年代初阅读《全球概览》可能很有趣，就像19世纪90年代阅读西尔斯目录（Sears catalog）一样。但《全球概览》在许多重要方面与其他消费文化不同：它信息丰富，刻意缺乏浮华，不是为了休闲活动而消费产品，而是——至少在它自己看来——为了理解和构建日常生活的东西。对于整整一代的读者来说，我认为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写作仍然是一种新鲜空气；它的坦率和深思熟虑，是许多流行媒体轻松、粉饰、傲慢、反智基调的解毒剂，而它的易读性，与充斥于我们学术、政府和企业官僚机构的行话、神秘的风格形成了对比。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些官僚机构的标志之一还是计算机：在大多数文化中，大型计算机似乎是我们现代机构神秘的、技术上不友好的例证。正是在计算机技术社区与反主流文化实践和信仰特征的融合中，这种对计算机的看法开始改变。计算机角色转变的一些起源，可能对许多人来说都很熟悉，因为它们在媒体上被神化了：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都是从计算机爱好者社区起步的，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在发明或首次实现窗口、鼠标、网络和图形界面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而这些东西现在正装点着我们的办公桌。但是很少有人（在计算机文化之外）熟悉泰德·尼尔森（Theodor Nelson）的工作，他创造了超文本（hypertext）这个术语，并声称发明了链接电子文本的概念，导致了万维网和互联网的普及。

尼尔森显然在培育知识环境方面发挥了先锋作用，使随后的工业发展成为可能；他对微型计算机革命和互联网惊人成功的智力影响，可以说比任何一个科技记者通讯录上的计算机管理者都要大得多。尼尔森的代表作是一本于1974年首次出版的名为《Computer Lib》的书。它本质上是对《全球概览》的风格、格式和反主流文化传统的颠覆性转变，进入了计算机世界。我们无法确定《Computer Lib》的阅读范围到底有多广，但似乎大多数参加“西海岸计算机博览会”（West Coast Computer Faire）和类似的如今已成为传奇场所的人，至少对尼尔森和他的作品有所了解，尼尔森自己也愉快地报道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施乐PARC的访问。（我知道至少有一位计算机专业人士告诉我，“《Computer Lib》改变了我的生活”；尼尔森声称至少遇到过50个这样的人。）尼尔森也经常在科学和计算机杂志上发表文章，并曾担任最早的流行电脑杂志之一《创造性计算》（Creative Computing）的编辑。

《Computer Lib》充满了计算机使用的概念和方法，这些概念和方法在当时并不常见，但后来却变得司空见惯。用户友好的界面、小型个人计算机、鼠标、图形界面以及计算机的非计算用途，如文字处理、电子邮件、多媒体和超文本，都被精心解释和提倡。他甚至预料到了当代的热门词汇：在“网络冲浪”席卷整个文化的18年前，尼尔森写道：“如果计算机是未来的潮流，那么显示器就是冲浪板。”（If computers ar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displays are the surfboards.）尼尔森阐述了关于计算机解放潜力的宏大概念，这些概念如今已成为网民的标准话题，他声称“知识、理解和自由都可以通过推广和部署计算机显示控制台（安装正确的程序）来推进”。（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nd freedom can all be advanced by the promotion and deployment of computer display consoles [with the right programs behind them].）

《Computer Lib》的风格与贝特森和《全球概览》的风格是一致的。这本书批评并取笑当时人们通常描述计算机的神秘术语。尼尔森打趣道：“我相信有啥说啥——而不是一个个性化的土方设备模块。”（I believe in calling a spade a spade -- not a personalized earth-moving equipment module.）这种语言是故意开玩笑的，非拉丁化的：计算机被描述为“意欲结束的纵横字谜”（wind-up crossword puzzles）。此外，对反主流文化政治和反传统的同情也存在：尼尔森自诩曾去过伍德斯托克，他将自己对计算机行业的批评，与女性主义在《我们的身体》（Our Bodies Ourselves）中对医疗职业的批判联系起来，为无增长经济学插入了一首庄严的赞歌，并在封面上放一个黑色力量风格的举起的拳头。这本书手绘的图形、粘贴的风格和自出版的起源——尼尔森吹嘘避开主流出版商——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一种反体制的情绪（尽管是欠理论化的情绪）。

“那深沉而奇异的巨壑”：上都（XANADU）和尼尔森完美知识产权的梦想

所有这些应用于计算机的反主流文化反传统主义，是如何蜕变成新自由主义的温床？尼尔森几乎是在事后才想到，他在一篇简短的文章中提出了，为普遍可用的超文本计算机系统提供资金的问题：这能做到吗？我不晓得…我的假设是，实现这一点的方法不是通过大企业（因为所有这些企业看到的都是其他企业）；不是通过政府（超文本不是以委员会为导向的，而是个人主义的——只有通过令人厌倦的、晦涩的pompizzazz才能获得资助）；而是通过私营企业体制的旁门左道。我认为麦当劳和kandy kolor热棒配件（kandy kolor hot rod accessories）的精神可能会吸引我们到这里。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反主流文化相一致，尼尔森因此认为企业和政府都同样可疑。但他对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的暗示很能说明问题：他的解决方案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自由市场的自由意志主义，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政府和企业等制度结构的支持，自由市场也能存在。

尼尔森对市场的信心在计算机界绝非独一无二。20世纪70年代中期，年轻的比尔·盖茨也曾试图说服其他计算机爱好者，比如早期的计算机杂志，停止共享软件，开始互相付费。但是盖茨显然有一个简单明了的商业模式。无论他的观点在许多人看来多么合理，他们都没有反主流文化的习俗。

相比之下，尼尔森的愿景根植于一种浪漫而非功利的个人主义形式。他没有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务实、自私的商人。他从未提及市场、盈利能力或商业激励。他的作品显示了对探索和实验的热情，以及对传统商业惯例和肤浅的经济利己主义的蔑视。无论如何，根据大多数人的说法，他发起或参与的商业冒险都是失败了。

尼尔森个人主义的浪漫性格，在他提出的超文本系统Xanadu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该系统激发了万维网，恰如其分的是，它是以柯勒律治吸食鸦片所写的诗歌《忽必烈汗》中，异国情调的“欢乐宫”（pleasure palace）命名的。Xanadu在《Computer Lib》中被描述，从那时起，它就是尼尔森毕生的工作；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一次试图在公司保护伞下开发该系统的重大失败后，澳大利亚的一个小团队似乎为这个项目带来了希望。

尼尔森说，Xanadu应该是一个基于计算机的“互联文学”（connected literature）系统，很容易在世界范围内访问，就像今天的万维网一样。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这个系统，”尼尔森说，“必须保证任何信息的所有人都能从他们所选择的文件的任何部分中获得版税（每当它们最常被使用的时候），无论这部分多小。”（must guarantee that the owner of any information will be paid their chosen royalties on any portions of their documents, no matter how small, whenever they are most used.）因此，尼尔森一直反对理查德·斯托尔曼（Richard Stallman）等人提出的计算机软件应该自由分发的观点。从表面上看，他的论点是对美国知识产权法常识（这一点非常值得怀疑）的概括：“版权，”他说，“使发布（publishing）和更好的计算机软件成为可能。”

然而，至关重要的是，尼尔森维护知识产权制度的愿望，似乎不是培育一个产业，而是某种公平的愿景：“你发布了什么东西，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你总能自动获得版税。公平。” 这个愿景是一个孤立的、“自由”的个体，不需要出版商、图书馆或教育机构的介入，就可以进行交流。此外，这种经济公平是智力公平的一部分：“你可以无限期地从旧文档中，创建新的已发布文档，做出任何适当的更改，而不会损坏原始文档。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多元化发布形式。如果已经发布的任何内容，可以包含在任何新发布的内容中，那么任何新的观点都可以被公正地呈现出来”。（You can create new published documents out of old ones indefinitely, making whatever changes seem appropriate -- without damaging the originals. This means a whole new pluralistic publishing form. If anything which is already published can be included in anything newly published, any new viewpoint can be fairly presented.）有了Xanadu，每个人对系统的贡献都得到了完美的保护和回报：计算机系统本身被认为，是为了防止未经授权的盗窃思想的可能性，因为每一个“引用”都是由一个不变的链接来保存的，这个链接不仅允许读者立即找到知识来源，而且还确保了为每次“使用”直接付费。这是一个数学上完美的产权系统的愿景，洛克（Lockean）的抽象概念通过计算机技术得以体现。

按照标准衡量，尼尔森的职业生涯一直处于商业和教育计算社区的边缘，这些社区深受他的思想影响。考虑到这一点，他的愿景有些辛酸：这是一个局外人的愿景，从来没有完全安全或得到机构的良好回报——从来没有被“公平”对待——他想象着一个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那些“不公平”的机构被在计算控制台工作的自由个人社区完全取代。这是一个乌托邦，没有像IBM垄断这样的任意权力，也没有建立在奉承或空话基础上的任意权力当局；一个乌托邦，没有终身期刊编辑，可以阻止一篇文章发表，也没有目光短浅的企业高管，为了削减成本而任意抛弃自己钟爱的项目。这些人也不能声称下属的想法是他们自己的。

根据大多数人的说法（尽管尼尔森没有说），Xanadu本身就是一个失败；它是所有“雾件”（vaporware）之母。尼尔森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著作中，充满了关于该系统即将完成和发布的预言，但都没有实现；直到今天，尼尔森坚持认为一个可行的工作系统就在眼前。《连线》杂志发表了一部名为“黑客悲剧”（A Hacker Tragedy）的文章，介绍了Xanadu的漫长历史，把这种努力描绘成一种唐吉诃德式的、根本不切实际的努力，更多的是受神经症的驱使，而不是编程能力或视觉。虽然我没有能力评估软件的细节（在任何情况下，它仍然主要是私有的），但我敢打赌，这种努力不可能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尼尔森对财产的看法。这样一个完美的系统对计算资源的需求呈对数增长（每次修改记录、每次阅读都会为每个作者产生报酬、整个系统中所有人都可以访问的完整记录或所有此类交易），这可能是它的技术滑铁卢；用传统的经济学语言来说，这个系统可能会淹没在自己的“交易成本”中。

Xanadu的悲剧不可能性也许是与激励它的梦想有关：一个不受历史和制度的复杂负担影响的社区梦想，一个不受社会环境束缚的个人创造力的梦想。当然，尼尔森的世界观中缺少的是对历史、政治和社会复杂性的决定性特征的理解；事实上，他的梦想正是要克服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世界的专制等级制度和混乱的互联性，不是通过与这种互联性作斗争，而是通过逃避这种互联性而进入计算机屏幕。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15年里，我们看到的无数的计算机乌托邦里，没有人“换尿布”。在尼尔森对网络空间的想象中，就像在其他许多人的想象中一样，人们吃东西、种植食物、变老或生病，或者修建道路、房屋和工厂，这些都没有特别的感觉。身体通常是不存在的，甚至是不受重视的：在网络文化中，真实的人体经常被傲慢地认为仅仅是“肉”，而现实世界被描述为“肉的空间”。

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整个交易成本问题本身，就是一种考虑经济“外部性”的努力；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都不符合孤立个体在市场上竞争的传统经济模式。在尼尔森的计算机乌托邦中，就像在大多数这样的愿景中一样，即使是最直接的“外部性”，也没有什么构成特征：昂贵的教育系统和政府对科学和国防的大量资助，为所有像尼尔森那样的面向计算机的实验、推测和思考提供了环境。计算机专家绝大多数，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上层阶级白人男性，他们在大学和公司舒适的研究型校园里工作，这一事实被刻意忽略了。形成70年代和80年代的计算机文化及其成就的背景条件的社会条件——父权制、阶级关系，在50年代和60年代，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等政府项目，高等教育得以广泛普及——被忽视了。人们常说，比尔·盖茨在高中学习计算机，后来从哈佛辍学，创办了微软。这个故事被视为典型的企业家勇气，就好像盖茨是现代版的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独立于社会支持之外；从哈佛辍学的富裕家庭的年轻人与从市中心高中辍学的年轻人，或者从大学辍学生孩子的女性相比，社会力量的巨大差异，从计算机自由主义的场景中消失了。盖茨在高中学习的那台昂贵的计算机被视为自然事实，而不是资金充足的学校系统的产物，这种学校系统越来越只对特权阶层开放。

作为计算机代码的法律：逃离历史进入计算机屏幕的幻想

斯图尔特·布兰德1987年出版的，关于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庆祝著作，很好地说明了计算机反主流文化的自由意志主义，与当今保守主义运动最终结合的方式。布兰德以一篇题词开篇，把这本书献给“第一修正案的起草者和捍卫者”，并将修正案描述为“由机智的程序员编写的优雅代码”。简而言之，以下是计算机文化的典型比喻：诙谐机智、打破传统的形象，以及对历史和社会进程惊人的天真否认。因为正如任何法律历史学家和大多数律师所知道的那样，不管第一修正案有什么优点，它根本就不像计算机代码。它从未像计算机程序那样自动、机械地运作过。它在美国法律中的当代意义只有半个世纪；例如，在十九世纪，它经常被解释为在联邦一级不鼓励审查，但在地方和州一级审查是完全合法的。无论谁在操作计算机，计算机程序每次都以相同的方式执行；相反，法律原则根据其社会和历史背景有不同的解释。目前美国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强力解释是一项政治成就，是复杂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而不是把权利法案塞进中立的法律机器的结果。

然而，认为法律确实以这种方式起作用的幻想，是当前日益高涨的保守主义浪潮和不同的计算机文化之间的一个关键共性。法律和政治之间的根本区别是自由意志主义信仰的核心；该理论认为，法律以中立和机械的方式支持个人自由的体系，而政府对这些权利进行武断和主观的政治干预。机智的法律程序员编写的聪明优雅的法律代码，让我们在市场中成为自私、独立、自由的个体，而政府却强迫我们成为压迫性的集体。这就是为什么保守派会想象，他们对法律和秩序的频繁要求，和他们对政府干涉我们生活的批评之间没有矛盾。总而言之，法律像计算机代码一样工作的幻想，强化了对历史、社会结构和政治斗争的否定，这是市场自由意志主义信仰的核心，至少在其更幼稚的形式是如此。思维习惯从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的社会自由意志主义，转变为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自由意志主义，并最终为当今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增添了可信度，因此依赖于法律与计算机的隐喻性融合，在这种融合中，其中每一个都被想象成彼此相似的功能。

当泰德·尼尔森为自己坚持的版权保护辩护时，他对法律的非历史形式主义理解的信念，变得清晰起来：我听说了…像“版权意味着让律师参与进来”这样的论点。这似乎是倒回原处。法律总是牵涉其中；是法律“干净的安排”把律师拒之门外…如果这些权利明确无误，它们就不太可能被践踏，如果被践踏，解决问题也不需要太多时间。信不信由你，律师喜欢（法律）“干净的安排”。俗话说，“极端案件会成为坏的先例”（Hard cases make bad law）。大多数熟悉知识产权法历史细节的人，可能会对知识产权可以被转化为这种“干净的安排”的想法，多多少少持怀疑态度。知识产权基于一些模糊的概念，如“原创性”和概念与其表达之间的区别，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不断变化且模糊的法律领域，充满了诸如合理使用、版权集体、强制许可等复杂的资格问题。知识产权是一种典型的财产形式，正如一篇关于物权法的著名文章是这么说的，“晶体变成泥浆”（crystals turn to mud）。当然，有了Xanadu，尼尔森承诺用一种技术手段来解决所有这些模糊不清的问题。但历史经验和一点常识会表明，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技术和知识产权之间的契合变得越来越模糊。互联网，尤其是万维网，虽然它们确实体现了尼尔森乌托邦式的幻想，但它们模糊而不是澄清了，作者身份和知识产权的界限，而这是他愿景的核心；在没有署名的情况下，抄袭别人的作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容易，知识产权领域的不确定性，是当今主要的法律和政策问题之一。

当国会在1996年的电信法案中加入了禁止色情的《通信规范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时，对法律的形式主义观点及其天真的热情依恋，变得非常明显，计算机文化对《通信规范法》爆发了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强烈不满。例如，计算机专家布洛克·米克斯（Brock Meeks）在互联网上愤怒的谩骂，他经常重复这样的问题：“你不明白法律的哪一部分？” ——好像没人能读到修正案，并做出不同的解释。（事实上，150年来，这个国家训练有素的法学家，对第一修正案的解读完全不同，这似乎已经逃过了米克斯的意识。）同样，电子前沿基金会（EFF）的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发布了一份义愤填膺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就好像《通信规范法》是引发全世界人民反抗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由于第一修正案是记者们最喜欢的话题，对《通信规范法》的争论，成为媒体对1996年电信法案报道的主要焦点，这是该法案中唯一有争议的部分。

事实上，《通信规范法》只占了近100页法案的不到一页，在一开始就被许多人理解为不可执行和违宪。相比之下，该法案的大部分内容是相当典型的企业福利，为企业利益提供各种好处，同时制定一些行为基本规则，在组织和技术变革时期，为整个行业提供稳定和保护，免受残酷的竞争。该法案的关键进步部分，对促进公开、公开辩论（言论自由法的目标）具有重要影响，可以说是为学校和图书馆，设立了一个普遍服务基金。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精致的政界精英操纵来实现的，甚至连普遍服务问题，都没有引起任何广泛的公众辩论，甚至在互联网上也是如此。回顾过去，计算机文化对《通信规范法》的强烈反对，而不是促进自由事业，事实上很可能转移了人们对1996年法案中更重要的、长期来看更限制自由的支持公司部分的注意力。计算机自由主义最持久的遗产之一，可能是为了转移人们对1996年法案核心的注意力，从而确保了该法案的顺利通过。

结论

计算机文化及其遗产有很大的价值。像泰德·尼尔森这样的人，对计算机未来的看法比电子行业中控制决策的大部分管理者更正确，这一点很重要；计算机文化有所发展。它的成功有助于保持对破坏传统的尊重。虽然我认为《连线》的主要影响是保守和乐观的，但有趣的是，在它最受欢迎的几年里，全国各地的企业经理们都在翻阅这本杂志，这本杂志通常会包含这样的评论：“资本主义的一个肮脏秘密是，你越努力工作，得到的报酬就越少。”（One of the dirty secrets of capitalism is that the harder you work the less you get paid.）

计算机反主流文化最重要的一课是，互联网、小型计算机、用户友好性、开放系统和多媒体的巨大成功，证明了在一个没有私人和公共等级制度的环境中，人们普遍渴望联系与合作，而这种制度经常主宰着我们的生活。与标准的保守市场寓言不同，在这个寓言中，我们被告知，如果我们致力于自私的、有计划的追求利润的动机，一切都会好起来，像泰德·尼尔森和斯图尔特·布兰德这样的计算机乌托邦主义者，庆祝不受限制的交流、与他人联系的快乐，这些快乐在审美和智力上都具有创造性和社会性，不能简化为理性经济人有计划的利己主义。尼尔森对计算机的看法一直是，计算机是相互联系的，并以自由的方式创造性地使用，计算机是社会互动的工具，不只是为了提高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的效率，而控制人和机器的工具。泰德·尼尔森也许是个局外人，但他表达了对经理和官僚阶层的真正怨恨和不满，而这正是现代生活的诸多特征。

作为一个政治模式，计算机文化提供的浪漫的自由意志主义作为一种选择，既强大又错误。诚然，在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这样的政客手中，这个模式可能只是一种事后的修辞伎俩，目的是为更广泛的保守社会政策辩护。但是泰德·尼尔森或斯图尔特·布兰德的案例表明，对许多人来说，这个模式非常有说服力。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它表达了对现有权力结构的真正不满，以及对社会生活形式的真正渴望，这种社会生活形式比当前由企业主导的福利/战争国家提供的社会生活形式等级更少、更自由。

任何政治上的进步使用的洞察力，风格，和不满，产生了计算机文化，都必须揭示其隐藏的历史和社会成分。计算机文化中通俗易懂的写作风格的一个缺点，是它模糊了知识遗产和语境；你必须非常仔细地阅读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才能注意他对弗洛伊德和社会人类学理论的借鉴。需要明确的是，互联网令人愉快的无政府状态不仅仅是缺乏控制的结果，而是建立在非营利性研究型大学的支持，以及它们昂贵而脆弱的开放知识探索文化的基础上。泰德·尼尔森和迪尔伯特（Dilbert）都巧妙地批评的企业管理主义的空洞性，这种空洞性需要放在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的历史语境，及其法律制度支撑下，例如企业人格。

更抽象地说，我认为需要发展个人主义的另一种引人注目的形式。尼尔森对计算机屏幕自由的梦想，在实践中变成了一种与外界隔绝的渴望，一种摆脱与他人关系的自由，通过像法律中立或计算机本身的“技术修正”这样的幻想。这与传统保守的自由观念相一致，认为自由纯粹是消极的，是免于自由，而不是去自由。就像传统保守的自由思想一样，它太容易支持它所想象的、将被推翻的企业等级制度。对某一类人来说（大部分是白人，大部分是男性，大部分受过教育，属于中上层阶级），玩计算机实际上就像是逃到另一个世界，逃到一种自由。我认为，对计算机的痴迷表明了对政治的恐惧，对相互联系的恐惧，对逃避来自社交生物的、与他人关系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的扭曲愿望。考虑到当代生活的局限性，这种痴迷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是一种肤浅的、最终是虚幻的自由。从长远来看，任何成功的左翼政治都必须解决真正的不满和欲望，这些不满和欲望让计算机看起来像是一种自由，像是一种逃避，但它必须以一种超越它们的方式，把它们引向更有可能的方向：一种成熟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