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端木並非平衡木—— 黃金權杖(五)

端木是位大富豪，「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論衡﹒知實》）。

「陶朱」，就是縱橫政界、商界的范蠡。

能和范先生比富，端木先生的確夠分量——用上海話來說，「立升」夠了。雖然比範先生晚生一個世紀，端木卻得以與范蠡並列商聖，所謂「陶朱事業」、「端木生涯」，都是商業的代名詞。

甚至，相比之下，記載端木先生事跡的主要「媒體」，其級別遠遠高於記載範先生的。端木更多地出現在了《論語》中，那可是儒家經典、亦是數千年來得到國家專政機器全力維護的經典。

對了，在《論語》等經典中，端木先生更多的是以另一個名字出現：子貢，並且常常與他的老師孔子同時亮相。

在孔子的諸多學生中，子貢——也即端木先生，是最為獨特的。

這種獨特，不僅在於他很有錢——《史記﹒貨殖列傳》記載說，在孔子的學生中，「賜最為饒益。」「賜」，是子貢先生的名，子貢則是他的字——更在於他酷愛掙錢。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子貢的財富是來自於拼爹。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廢」，就是賣出；「舉」，就是買入；廢舉就是做生意的意思。這句話的信息很豐富：一、子貢愛做生意，根據時令倒買倒賣；二、子貢曾長時間在魯國、衛國當官；三、子貢很有錢。又做生意、又當官、還做學問，這種周旋於商界、政界和學界的三棲現象，在如今的美利堅叫做「旋轉門」現象，當下的中國並不多見，因為，要做三棲動物所需要的能力實在太強。

對於子貢的經商，司馬遷特別有興趣，《史記﹒貨殖列傳》中，子貢的重要性甚至遠超前輩范蠡。範式三棲，與端木式三棲有著本質區別：前者是每一次轉型之後，都徹底告別了此前的角色，比如經商後的范蠡，就不參與政治了；而後者卻是在幾乎同時，將官學商三種角色融合在了一起。

子貢獨一無二的富豪身份，令其在孔門之中發揮了獨一無二的作用。在一個光有錢不行、沒有錢萬萬不行的時代里，偉人很大程度上也是要靠公關包裝的，顯然，子貢的財富在調動各路水軍上，相當關鍵。司馬遷就堅信：「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執而益彰者乎?」在孔子被歷代政權神化之後，後世不少敢講真話的學者，也認同這種營銷渠道對孔子的推廣。比如，清代崔述在《洙泗考信餘錄》中說：「子貢之推崇孔子至矣，則孔子之道所以昌明於世者，大率由於子貢。」

抬轎子、灌水之外，子貢自己也在實踐中擴大孔門影響。《史記﹒貨殖列傳》說：「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能與國君分庭抗禮，如此影響力，在當時甚至超出孔子之上，而如此牛人的老師，不是更牛嗎？更為難能可貴的，子貢不僅眼睛向上盯著掌權的人，也向下關注弱勢群體。《呂氏春秋﹒察微》記載：「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這種等同於救命的慈善，無疑是更大的廣告。

因此，《鹽鐵論﹒貧富》說子貢：「富者交焉，貧者贍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士，莫不載其德」。甚至，孔子還在世時，就有人認為子貢「賢於仲尼」（《論語﹒子張》）。

在《論語》這本惜字如金的語錄中，子貢的名字總共出現了57次，遠高孔子最愛表揚的顏回，後者僅僅只有32次，可見子貢影響之大。

孔子本人對這位富豪學生的評價也很高，《論語﹒公冶長》記載了師生之間的一次對話：「子貢問曰：‘賜（子貢自稱）也何如?’子曰：‘女（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瑚璉」，是祭祀宗廟時所用的尊貴器皿。將子貢稱為宗廟之貴器，這是來自孔老師的極高贊揚。在老師看來，這位學生不僅是富豪、學者，還可以成為政治家。而對於這件「瑚璉之器」，孔老師最為欣賞的優點，就是「達」：豁達、通達、並且不裝。「達」，的確難得，尤其當儒家在日後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後，孔門中人最難做到的，就是不裝。

晚清學者王闓運曾感慨，弟子不必不如師，而孔門三千人、皆不及一子貢。吊詭的是，與復聖顏回、宗聖曾參等相比，子貢在日後的儒學中，地位並不顯著。究其原因，或許與范蠡不受後世統治者待見相似：他們都過於獨立了，不好控制，更不好提倡。

在孔子最優秀的學生中，子貢與顏回，代表的是儒學的兩大作用：子貢更長於「外王」，而顏回更注重「內聖」。 「外王」之道，雖是逐鹿問鼎之徒最為關注的，但一旦他們登堂入室之後，卻往往希望別人最好都只關心「內聖」之道——畢竟，「王」只有一個。

有錢、有能力、有思想，身為商人，卻關心政治，甚至參與政治，並且能將思考力與執行力結合一身，子貢的確是令當權者忌憚的。這樣的「端木」，絕無可能成為平衡木，豈能公開宣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