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那些無法等待的人，那個永不終結的夏天

維克多·崔（Viktor Tsoi），這個在蘇聯最後的日子像流星一樣擦過鐵幕夜空、影響一代叛逆青年的人，想必自己都想不到日後他會成為蘇聯搖滾史上最重要的名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堵紀念牆，成為彼得堡最具反叛藝術色彩的一個朝聖地。不過，我是看了近年最具不可思議的俄羅斯電影《盛夏》（Leto），才知道他。

這是魔術。電影裏面，那個時間穿越者一樣的男人騎着腳踏車繞着維克多·崔與娜塔莎轉圈的時候，我突然明白了他是一個詩人、一個魔術師，且不管他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還是博亞爾斯基（Mikhail Boyarsky）。

每次他出現，電影中壓抑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蘇聯的日常，就會進入頓時進入蘭波式的超現實幻境中（以極具地下文化色彩的手繪動畫加上歌舞片風格出現），朋克詩人會在火車上與告密者丶克格勃大打出手，擠電車的凡人會歌唱Iggy Pop 的The Passenger。

後來就算他沒出場，落魄的來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婦人也會被描畫出一襲紅裙丶在暴雨中高唱Lou Reed的 It’s such a perfect day，隨之老搖滾麥克（Mike，Zoo park樂隊主唱）會獲得天使引領上升。這是《盛夏》裏面最爽的場景，其餘多是憤懣與悲傷，和那個灰霧茫茫的時代一樣。

但不變的是，詩人總會在幻境最高潮的時候舉起牌子，上書「以上這一切都沒有發生」，就像《陽光燦爛的日子》裏姜文的記憶一樣自我抹殺。是的，幾乎是沒有發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風雲一時的維克多·崔，在蘇聯解體前夕死於一場不明不白的車禍，他的樂團Kino（電影）和戰友們也似乎完成歷史使命一樣從舞台上消失了。很多年後，詩人幻想的那些場景才出現在俄羅斯，或許，也都變了樣。

這個出生在烏克蘭的朝鮮族／俄羅斯混血兒，維克多·崔，就像他同姓的中國朝鮮族兄弟崔健，第一次走上舞台的時候都不會想到自己日後會被追認為搖滾教父。他的死因則像極了另一個中國搖滾傳奇者唐朝樂隊的張炬，夭折在盛世前夕，因此真正實踐了「朋克不老」這一奢想。至於被認為是教父，不只因為他們是前驅者，還在於其焦灼的音樂丶犀利的歌詞是一種新的先知書，用布萊希特一樣的辛辣詩意道出了蒼白社會中的火藥。

據說戈爾巴喬夫說過，麥克與維克多·崔是真朋克，因為他們一直都是藍領工人——蘇聯的壓抑一方面激發了他們的叛逆，另一方面又確保了他們的叛逆不會被搖滾圈的名利腐蝕，這是莫大的諷刺。他們一邊成為地下唱片銷量百萬張的搖滾明星，同時還要在工廠里做一個工人階級，彈結他的手也熟練操作重型機器。當他們同台的時候，搖滾俱樂部的人向審查官解釋說：這是老兵在幫帶青年工人——多麼熟悉的政治措辭。

不過《盛夏》的諷刺點到即止，導演基里爾·謝列布連尼科夫 (Kirill Serebrennikov) 把更多筆墨放在那一代覺醒者的糾結丶悲哀和對自由義無反顧的擁抱中，這些最人性的閃爍星光遠勝於宏大敘事。就像一再回放的那個夏天海濱，麥克丶娜塔莎與維克多·崔第一次會面，貧窮而快樂的眾人連泳褲都沒有，在篝火旁脫光了衣服衝進冰冷的列寧格勒之海，才華是他們的所有，一如虛無是俄羅斯人民的所有。

維克多·崔與麥克其實是不在乎勃列日涅夫的，《盛夏》裏面那個糾結的愛情故事並非冗筆，在一個反對愛的時代糾結於愛，是一種最本質的反抗——就像在一個毫無詩意的時代堅持寫詩一樣。不明白這一點的可以回顧一下《日瓦戈醫生》和《時光的灰燼》。

同時，電影的真正主角其實不是日後的搖滾英雄維克多·崔，而是過氣的老朋克麥克。他信奉自由與叛逆，但同時為了演出而周旋於蘇聯的遊戲規則中，身兼「搖滾俱樂部」審查委員會成員；他的音樂時刻處於西方搖滾「影響的焦慮」中，當他聽到維克多·崔的歌比他更新銳地切中時代，他便全力去幫助後者走上舞台，最後自己隱身台下；當他覺察到妻子娜塔莎對維克多·崔的愛意，他向他們信奉的愛情自由原則低頭，一人在凍雨中咀嚼痛苦。

麥克忠於藝術和信念，即使他成為了一個失敗者的角色，這一點令他比恃才傲物一往無前的維克多·崔更能打動我。

也許是我早已老過維克多·崔死去的年紀（1990年，28歲），甚至也老過麥剋死去的年紀（1991年，36歲而已）。回看他們的燃燒時光，我更多的是欽佩而不是惋惜。而我，也曾有機會成為開篇所說的那個詩人，衝着我熟悉的那些搖滾歌手痛心疾呼：「麥克，你為什麼不歌唱憤怒？」然而我們的永恆夏日，尚未浩蕩起來便已變色。

「多麼寂靜的夜晚

鄰居們聽到馬蹄聲從四面八方趕來

夜晚遊蕩之人，打擾了他們的安眠

那些無法等待的人們，踏上了遠去的路」——《晚安（Спокойная ночь.）》

像是一語成讖的啟示錄，也像是美麗的福音書，這是維克多·崔獻給那個夏天丶無數個夏天的輓歌的一部分，它們永不終結，就如自由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