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為什麼許多人一上網就粗鄙極端，樂於傷人？

原標題：情緒聯網時代的犬儒主義

人們注意到，許多人在互聯網上發表言論，情緒和情感要比在日常生活中遠為誇張、激烈和極端。而且，大多數這類沒有自我節制的情緒或情感都是負面的，故意要對他人造成傷害。帶有敵對、仇恨、鄙視、嫉恨情緒的言論經常訴諸尖酸刻薄、惡語傷人和憤世嫉俗的暴力語言，既是粗暴和粗鄙的，也是犬儒主義的。犬儒主義經常藉助誇張的情緒宣洩，是一種被情緒性看法左右和擺佈的生活態度——看穿一切、看透一切、絕對懷疑、對什麼都不再相信，以及由此而來的極端功利主義、道德虛無主義、鄙視是非判斷、假面扮相、說一套做一套、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

喬恩·埃爾斯特(Jon Elster)在《心靈的鍊金術：理性與情感》一書裡指出，「情緒」既可以被理解為短暫發生的即發性情感，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性格傾向(emotional disposition)。即發性情感指各種體驗片段，如憤怒、害怕、妒嫉、高興、樂觀等等。性格傾向則是指具有產生某些情緒或情感的潛質，例如，暴躁、膽怯、魯莽衝動，陰險毒辣。埃爾斯特指出，人們平時所說的「性情開朗」（sunny）、「厭女」（misogyny）也屬於情感傾向。「犬儒主義」是與此同類的情感傾向，其特徵是害怕、絕望、怨忿、沮喪、自暴自棄。

說性格中有情感的潛質，是說可能性比較大，但並不就是必定如此。性格暴躁的人並不隨時都發怒，而發怒的人並不一定性格暴躁。同樣，有的人缺乏自信、多疑、不信任別人、凡事都朝壞處想、隨時猜疑別人有對自己不利的壞心思，這樣的人容易在性格（看待事物的習慣傾向）上成為犬儒主義者。但犬儒主義並不只表現為自以為是的疑神疑鬼和凡事都不相信。在思想不自由的環境中，犬儒主義結合了心甘情願的自欺和毫無內疚的欺人，把假面人生、人格分裂和喬治·奧維爾在《1984》中描繪的那種「雙重思維」（doublethink，「在頭腦裡同時擁有並接受兩種互相矛盾的信念」）當作一種理所當然的生存常態，對它既沒有改變的意願，也不相信有改變的可能，然而，即使不相信，也照樣隨波逐流，心安理得地與之配合、協助、同流合污。

無論是一時的情緒反應，還是長久的性格傾向，情感都有人類心理的普遍性，但同時也打上了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文化印記，犬儒情緒和心態也是一樣。犬儒主義必須放到具體的社會環境中來討論。與人們可以自由表達思想的社會不同，在言論受到嚴格限制的假面社會裏，犬儒主義呈現出遠為複雜的形態。不同社會階層的犬儒主義者——權貴者、知識分子、職業人士、普通民眾、底層弱者，他們對社會道德的危害程度和性質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言。但也都顯示出具有共性的道德腐敗，那就是不真實和自我欺騙。今天的社會和生活中，虛假、欺瞞、詐騙、偽善、背叛、失信、訛言謊語隨處可見，已成為道德沉疴，在這個社會文化環境裏的犬儒主義，它的不真實和自我欺騙更成為整體社會墮落的一個徵兆。

互聯網時代的犬儒主義

互聯網時代是一個「我們聯網」和「情緒聯網」的時代。美國康乃狄克州大學哲學教授麥克·林奇(Michael Lynch)用「我們的互聯網」（The Internet of Us）來為他論述互聯網知識的專著命題，是很有意思的。他說的「我們」不是人們平時所說的「我們大家」或泛稱的「所有人」，而是「我們自己人」。我們的互聯網就是在我們自己人之間聯網，不僅是信息聯網，而且更是情感聯網。互聯網上的「自己人」是在與「他者」的區分、隔離，甚至敵意和對抗中產生的。在這個空間裏，人群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分裂成孤立的部落小群體。這是「自己人聯網」和「同類情感聯網」的必然效應。互聯網時代是一個「我們聯網」和「情緒聯網」的時代。美國康乃狄克州大學哲學教授麥克·林奇(Michael Lynch)用「我們的互聯網」（The Internet of Us）來為他論述互聯網知識的專著命題，是很有意思的。他說的「我們」不是人們平時所說的「我們大家」或泛稱的「所有人」，而是「我們自己人」。我們的互聯網就是在我們自己人之間聯網，不僅是信息聯網，而且更是情感聯網。互聯網上的「自己人」是在與「他者」的區分、隔離，甚至敵意和對抗中產生的。在這個空間裏，人群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分裂成孤立的部落小群體。這是「自己人聯網」和「同類情感聯網」的必然效應。

互聯網時代的自己人或同感聯網可以從「信息流瀑」和「回音室」效應得到解釋。「信息流瀑」(或「信息流串」information cascade)，指的是個人處在一群人當中，有意無意接受別人的影響。不管自己有沒有想法，都跟着別人學樣。所學之樣可以是直接模仿，也可以是憑猜測或推斷別人的意思。現代群眾社會一直有這種從眾現象，但便捷、快速的網絡社交大大加劇了這種「流瀑」的衝擊範圍和力度。「回音室」（echoing chamber）效應指的是意氣相同者聚在一起，同聲相求，相互反饋，不斷互激。

這兩種效應都能使不同的意見越來越分歧，激烈和極端化。同聲相求必然造成「比嗓門」的效果，在一個大家都在嚷嚷的屋子裏，人們聽到的是那個嗓門最高的聲音。為了讓自己的聲音被別人聽到，所有的人都會把嗓門越拉越高。在情感聯網的時代，同一種觀點或情感也一樣會因為「比嗓門」而變得越來越激烈和極端。群眾社會裏一直就存在着非理性的「比嗓門」的現象，例如，在比誰最苦大仇深，階級覺悟最高的「鬥爭會」上，強按在被鬥爭者頭上的罪名會變得越來越離譜。「情緒聯網」大大加劇了鬥爭和爭吵時「比嗓門」的激烈程度。

對同一事件有不同情緒反應的人群是相互對立而敵視的，絕對不允許相互混雜，誰要是想站在中間立場說公道話，誰就一定會被雙方都視為敵對一方的奸細。例如，人們對發生在美國的911事件有迥然不同的情緒反應，形成互相隔絕和對立的情緒圈子。哀傷的人聚在一起，高興的人也聚在一起，雙方互相仇視、敵對，根本不可能到另一個陣營去傾聽對方的不同的感受。

互聯網上的信息源多到無可勝數，但每個人喜歡並經常訪問的網站就那麼幾個，社交網站更是把人帶入一個個意氣相投者的小圈子裏。來自這些網站和朋友圈裏的信息都是被「同道者」過濾和篩選過的，因此看了會令人覺得特別滿意、開心、贊同。同一種聲音越是聽到得多，越是會讓人覺得，這麼多人有同樣的想法，說明一定正確。這就是心理學所說的「社會證明」（social proof）（又稱「信息性社會影響」（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人們越是對複雜情況缺乏獨立思考和辨析的能力，越是沒有自己的主見，就越是會認為他人所採取的是正確的行動。而且越多人採取同一個行動， 就越證明這個行動正確。人一旦受到這種先入為主和認知偏見的影響，便會對不同的意見和情感變得更加討厭和排斥。

犬儒主義一般都是從某種本能的情緒或情感開始的，也是以這樣的情緒和情感來擴散的。普通人厭惡權貴人物的偽善和虛偽，鄙視他們說一套做一套，痛恨政治和社會制度的不公不義，害怕一次一次被偉大理想欺騙和愚弄，或者對現有秩序的正當性產生幻滅，對政治、道德、職業、文化、知識權威深感失望，積鬱既久，便迸發成犬儒主義。互聯網時代，由於高效的「情感聯網」，犬儒主義情緒的擴散和感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便利，更廣泛。這種影響的範圍已經遠遠不再局限於親朋、好友、同事、熟人，而是廣及從未謀面的陌生人。只要對什麼事物有相同的感受和情感，人們便可結為好友，引為同道，視為同志。犬儒主義不是一種理論，無需用許多文字來論述，情緒是最有效的聯絡方式。只要一個冷笑話，一句痛罵、挖苦、詛咒，或是寥寥數語的插科打諢、諷刺嘲笑，就能充分把人的情緒調動起來，也就能找到生動有力的表達，這正是網絡語言最擅長的語言手段。

對許多人（包括網民）來說，犬儒主義是一種對生活世界的看法，也是一種活得憋屈，但卻無以解脫的應對方式。犬儒主義開始是無奈的，但可以經過心理調適，轉變為主觀選擇，甚至是自以為自由的選擇。康德說，我們居住和看到的那個世界是什麼樣子，取決於看待者的頭腦和心靈素質。人的頭腦並非不變觀念的被動容器，犬儒主義者的絕對懷疑和絕對不相信，決定了他們所看到的那個令人絕望，毫無改變希望的世界。康德的重要發現是，人總是為世界的表相所困惑，那表相就是限制和影響我們對世界看法的觀念和經驗。犬儒主義企圖將對世界表相的困惑轉變為一種本質的清晰：不要相信你看到和聽到的任何東西。然而，這本身就是一種限制和影響犬儒者對生活世界看法的觀念和經驗。

犬儒主義的「情感智力」

今天，人的情緒和情感已經在心理學，尤其是社會心理學裏被深入廣泛地研究。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詹妮弗·勒納(Jennifer S. Lerner)和加州大學心理學教授達契爾·克特納(Dacher Keltner) 在為《社會心理學手冊》所寫的《情感》一文中指出，「人性的概念來源於對人的情感的信念。人天生是競爭、侵略的，還是合作、仁愛的呢？人是尋求私慾的最大滿足，還是也提升別人的福祉呢？什麼是人的理性呢？什麼是通往好生活之路呢？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都維繫於對情感的理解上。」 可以說，康德對人的思考和心靈素質的看法預示了現代心理學的洞見。社會心理學家斯托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思想的材料》（The Stuff of Thought）一書裡用康德的觀點揭示人的思考如何反應在人的語言之中。他指出，語言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線索，讓我們看到，這個世界是如何由人的觀念和目的，而不是自然法則構建起來的，人的思維模式又是如何將人的意義賦予了這個世界。

同樣，現代心理學對情感和情緒的研究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線索，讓我們看到，這個世界在多麼大的程度上是由人對世界的情感反應方式構建起來的。犬儒主義就是不同情感反應方式中的一種。對犬儒主義的認識不能改變世界本身（我們無法知道它究竟是怎樣的），但能夠改變我們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改變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觀念，特別是改變我們接受這個世界的意願和理由。認識犬儒主義的情緒還能對我們如何看待人本身（人的本性）產生積極的影響——人不是命運的奴隸，即使在不自由的逆境裏，人也可以選擇一種不隨波逐流，不放棄良善希望的生活態度。

犬儒主義經常伴隨一些性格上的缺陷：情緒衝動、武斷偏激、孤僻離群、對人不信任，凡事疑神疑鬼，難以與他人合作。這種性格缺陷也是「情感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不足和欠缺。牛津大學出版社《心理學辭典》(A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第三版)對情感智力的定義是，人可以用智力來「認識自己和別人的情感，辨析不同的感情，給予合適的稱謂，並用情感信息來指導思考和行動」。情感智力的四個要素是，一、自我意識；二、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自我發現問題，自我分析問題，自我解決問題）； 三、社會意識（同理心，empathy）；四、人際關係管理（relationship management）。第四要素涉及處理與他人的關係，也就是處世和做人。作為一種情感智力，犬儒主義的自我管理缺乏理性思考的節制，因此處於偏執和極端的狀態，有着明顯的自我欺騙特徵。這會對一個人的處世與做人（人際管理）造成限制和形成阻礙。犬儒主義者情感智力不足，不僅在於他的極端懷疑主義和非理性的死活不信，而且也經常在於他在待人處事中的玩世不恭、憤世嫉俗、冷嘲熱諷、尖嘴薄舌。

犬儒主義的性格缺陷和情感智力不足與它的「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和「補償效應」(compensation )有關。溢出效應指的是，如果在一個領域中形成某種情緒性格，也就容易發生在別的領域中。普魯塔克在《如何受惠於敵人》（How to Profit from One’s Enemies）一文中談到了妒嫉，「既然爭強好勝、妒忌、妒嫉是人生而共有的本性……（一個人）把這些情緒發泄到敵人身上將使他大獲其利，也就是說，這使他不會把這些情緒發泄到他的同事或親戚身上去」。這個推理類似於雷鋒日記裡說的，「對待朋友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但事實上往往並非如此，對敵人鬥爭狠毒的人，對同志同樣狠毒，而對敵人寬厚的人，對同志自然也會寬厚。這就是溢出效應。犬儒主義也是如此，對公共權威的極度不信任（往往是有理由的）很容易變成無論對什麼——善惡的區分、是非的辨別、普遍價值、做人的道德原則——都一概不信，一概拒絕。在犬儒主義者眼裏，自私自利是人性的不變之道，任何良善、利他的行為都有着不可告人的利己目的，必定是心懷叵測、暗懷鬼胎的陰謀詭計。

補償效應指的是，如果在一個領域中情緒發泄受到阻礙，就會在另一個領域中尋找出口。托克維爾認為，當政治沒有辦法滿足人們對權威的需要時，他們便會轉而通過宗教的途徑來滿足。今天中國人求神拜佛之風極盛，連官員都如此，在一個號稱無神論的國家，豈非怪事？還有一種更為奇詭的補償，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說，「甚至到了今天，我們仍看到有些人，他們以為不敬上帝便是彌補了當初對政府區區小吏唯命是從的過失，他們拋棄了大革命信條中最自由、最高貴、最自豪的一切，卻以忠於大革命的精神自矜，因為他們仍舊不信上帝」。有的人在自己國家裏對什麼都不敢啃聲，卻會更加起勁地對別國大聲說「不高興」。今天中國社會裏的犬儒主義基本上是在不自由狀態下對自我行為的不得已調適，當公共權威無法滿足人們的信任需要時，許多人並不是就此完全放棄了信任需要本身，而是轉而從其他地方去得到補償。他們相信怪力亂神、佛道巫蠱，相信各種商業詐騙，相信朋友圈裏的流言蜚語。這類輕信看上去與犬儒主義的死活不信相互矛盾，但其實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彼此互為裡表。這是因為，信與不信都是情緒性和非理性的。

補償效應和溢出效應對犬儒主義情感智力不足和不道德有很大影響，犬儒主義的極端懷疑和不信任經常是不分青紅皂白的，對統治者、權貴的不信任，經常導致對朋友的不信任，不合作。對政治權威的鄙視和幻滅經常導致對任何政治制度，不管是專制還是民主，是獨裁還是憲政法治的一概否定。犬儒主義在公共道德和倫理問題上也總是抱虛無主義和極端相對論的態度，認為這個世界上本來就沒有什麼是非、正邪的區別，一切不過是爭權奪利、陰謀詭計的手段和說辭。犬儒主義還認為，這個世界從來就無公道可言，永遠只能是成則為王、敗則為寇，誰有權誰說了算。因此，犬儒主義者在無權的時候憤世嫉俗，玩世不恭，但一旦掌握了權力，則又會奸詐巧偽、陰險毒辣，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在無權的時候，犬儒主義者無足夠的情感智力助他心懷希望，有效反抗；在掌權的時候，犬儒主義者則又會把有限的情感智力濫用成不道德的權謀和反道德的權術。

犬儒主義和「自欺」和道德缺失

犬儒主義者以徹底懷疑和死活不信為他的人生信條，但他卻從不懷疑自己的犬儒信條。他自以為已經徹底看透一切，看穿了這個世界，看穿了一切「知識」「權威」「是非」「道德」的虛偽本質。他確定，徹底的懷疑和與之相一致的玩世不恭和憤世嫉俗已經帶給他最重要、最核心的人生智慧。這其實是一種由自我欺騙造成的認知幻覺，必定伴隨着許多常見的逃避策略：對現實不公不義裝聾作啞、冷漠旁觀、首鼠兩端、心口不一、假面扮相、睜一眼閉一眼。這些造成了犬儒主義自我欺騙的嚴重道德缺失和不道德。

在一般的哲學中，激烈情緒的破壞性影響通常是在「自欺」（或一廂情願）和意志薄弱的議題中論述的。自欺是一種意志薄弱的特徵，可能呈現兩種不同的形式。第一，不顧自己行為的後果而冒失行動，第二，違背自己更加理性的判斷而草率行事。如果說非理性的樂觀（所謂的「革命浪漫主義」或詩人「氣質」）屬於第一種情況，那麼非理性的追求則屬於第二種情形。「大躍進」（或者一些別的政治運動）便是這樣的情況。過分膨脹的自負使人干出了事與願違的事情來。就個人來說，如莎士比亞劇作的麥克佩斯，缺乏對後果的考慮，一廂情願，情感可以攪亂理性，使人陷入本能的憤怒、恐懼、妒嫉、傲慢等等，導致不可挽救的失敗或悲劇。這樣看到自欺，是從自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來着眼的，並不構成道德批評。

道德哲學看待自欺的角度不同，它把自欺看作是對真實人生的威脅和阻礙，而不真實的人生是沒有意義的。美國哲學教授麥克·馬丁（Mike W. Martin)在《自我欺騙與道德》一書裡指出，蘇格拉底讓我們把認識自己當作具有道德意義的人生的必要條件。然而，「雖然我們希望人生具有這樣的意義，但當它威脅到我們的自尊或幸福感時，我們就會逃避真實。因此，獲得真實的自我認識成為一項面對我們自己的逃避（逃避自己和逃避世界）的任務」。自欺之錯在於，自欺逃避的真實知識是有價值的，而自欺造成的「無知」則會帶來有害的後果。

歷史上有無數的事例證明，自欺的「無知」會有非常嚴重的後果。18世紀英國道德哲學家、自然神學家巴特勒(Joseph Butler)指出，自欺侵蝕人的道德，窒息人的良心。他認為，人的良心指引人分辨對錯和善惡，良心是來自人自己的良知光亮，為人的道德思考和行動照路。自欺是撲滅這一光亮的黑暗，由於自欺，人能夠犯下各種錯誤，而渾然不覺。巴特勒說，人的自欺，根子在於自我偏執，由於自欺，「人會無限度地作惡：壓迫他人、利用他人，甚至明目張胆地對他人施行不義」。巴特勒如此嚴厲地譴責自欺，是因為自欺可能造成嚴重的罪惡後果。自欺者的「無知」會使一個聰明人干下傷天害理的惡行。自欺摧毀道德，也敗壞作為道德基礎的正義原則本身。

18世紀蘇格蘭哲學家和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贊同巴特勒的觀點，他毫不懷疑，自欺會令人「眼瞎」，喪失判斷力。他指出，自欺的人自以為是，以為自己永遠正確，在犯錯之後，會百般狡辯，逃避責任，文過飾非。因為他只有這麼做，才能維護自己虛假的良好形象，「意識到自己會犯錯，這會讓他極不舒服」。對當權者來說，承認錯誤甚至還會危及他的權力地位和榮華富貴。斯密認為，自欺阻礙人對自己的認識，使他不能知錯就改，反而會無視錯誤，掩飾錯誤，甚至拿別人當替罪羊，嫁禍於人。如此一錯再錯，再也難以在道德墮落的路上改弦易轍。

巴特勒和斯密對自欺之惡的剖析更適用與把握權勢或對國家社會有影響力的人士（名流、作家、專家、知識分子），而不是一般的平頭百姓。犬儒主義的道德之惡與自欺之惡類似，對社會最有害的是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的犬儒主義，他們口是心非、嘴上仁義道德，背地裏男盜女娼；他們好話說盡，壞事做絕，自己不認錯，還要強行封住天下人之口，不讓人說；他們明知自己靠說謊欺騙不了天下人，但還是照說不誤。德國思想家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一書裡所說：「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一清二楚，但他們依舊坦然為之。」

在一個充斥着虛偽和謊言的社會裏，這些「在上者」是犬儒主義的始作俑者，而「在下者」普通人的犬儒主義大多是不得已調適生存策略的結果。因此，不能把犬儒主義的道德之惡平攤給犬儒社會裏的不同個體。對不同的自欺需要作不同的道德判斷，也是這個道理。巴特勒和斯密對自欺持嚴厲批判的態度，與此不同的是另外兩種更加着眼於道德責任區分的看法，每一種也都適用於辨析不同犬儒主義的不同道德責任。

第一種看法提出，不應該忽視那些不涉及道德問題的自欺，自欺並非總是有不道德的動機和行為。例如，人們對自己的容貌、藝術才能、智力水平、志向、抱負、幸福感會有不真實的想法，作出不同程度的高估，但這並不有害於他人。有的心理學家甚至認為，這種自欺能起到提高自信，保持樂觀，提升幸福感和希望的積極作用（覺得自己幸福，是真幸福；覺得自己聰明，是真愚蠢）。有的犬儒主義也是無害於他人的，是弱者保護自己，防止上當受騙的生存手段，甚至還有清醒識別現實中虛假和偽善的積極作用。那麼，又該如何從道德上看待這種無害的自欺和犬儒主義呢？馬丁在《自我欺騙與道德》一書裡分析了巴特勒的自欺不道德說，並提出，自欺並不一定導致不道德的後果，但是，「倘若導致了這樣的結果，我們就應該批評它，而且按照犯錯和性格缺陷的不同嚴重程度，予以不同的批評」。而且，由於不直接有害的自欺也會扭曲人的理解，並可能導致錯誤，所以我們也還是應該批評自欺本身。這就是批評自欺的「衍生錯誤原則」（Derivative-Wrong Principle）。以這個原則來批評自欺，是把自欺視為一種相對於「首要錯誤」的「次要錯誤」。正是由於次要錯誤，首要錯誤才有可能，或甚至不可避免。例如，自以為是的愛國豪情是一種自欺，並無害於他人。但是，這種看似無礙的自欺可能導致嚴重的錯誤。2012年9月，在北京的保釣遊行活動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韓德強以為自己最愛國（次要錯誤的自欺），因為觀點不同，他兩次打一名80多歲老人耳光，並毒罵這位老人是「漢奸」（暴力傷害他人是首要錯誤）。直到今天，也未見他悔過道歉（另一個首要錯誤）。類似的愛國傷人和毀物事件屢有發生，都源於肇事者的愛國自欺。

第二種看法是，巴特勒和斯密批評自欺不真實，是因為事情沒有自欺者想得那麼好，但是，有的時候自欺會把事情想得很糟糕，而真實情況是，事情沒有自欺者想得那麼壞。悲觀主義者或犬儒主義者都有這樣的自欺，把事情想像的比真實情況更為黯淡而無希望。美國哲學家，伯克利加大教授唐納德·戴維森（Donald Davidson）在《欺騙與區分》（Deception and Division）一文中分析了這種情況：如果悲觀主義者相信世界比實際情況要糟糕，那麼可以說，這是自欺的結果。但是，如果悲觀主義者對現實的看法，雖不完全正確，但比其餘的人更接近於實情，那麼，我們便不能說他們是在自欺。這可以從美國心理學教授勞倫·阿洛伊（Lauren B. Alloy）和林·阿布藍森（ Lyn Y. Abramson ）提出的「沮喪現實主義」學說得到解釋。他們認為，沮喪者經常比不沮喪或樂觀者對事情有更為現實的推斷。儘管沮喪的人有「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會自動把事情往壞處想，但他們對事情的估計經常比較準確，而樂觀者對事情的看法其實也是有認知偏誤的。民間的犬儒主義者經常就是這樣的沮喪現實主義者。在官貪政賄的社會裏，他們會不假思索，不作分辨地將當官的一棍子打死，堅信「天下烏鴉一般黑」，這個看法雖然未必真實，但比起「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關係」的說法，也許更接近於真實的情況。

對犬儒主義的道德評估不能武斷地一概而言，對在互聯網上傳播的犬儒情緒和情感也是一樣。犬儒主義一直被當作一種有理性或缺乏理性的行為選擇，今天我們知道，它也是一種不能完全用理性來解釋的情緒或情感方式。情感比理性更深層地支配着人類的想法和行為。樂娜和凱爾特納說，「人性的概念來源於對人的情感的信念」，人性自然是對活人而言的，對於死人來說，人性也就不存在了。人不能沒有情感而生——心如止水或哀大莫若心死也是一種情緒；人甚至不能沒有情感去死——總是最強烈，最不能忍受的情感讓人最後作出避生向死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說，情感就是生命本身。樂娜和凱爾特納說，「回答人性是什麼這個古老的問題，包含着對情感的設想。隨着對情感的經驗科學日臻成熟，許多關於情感的觀點——情感有破壞性，是非理性的，不利於社會秩序——都已經發生了變化。情感涉及非常複雜的問題——展示、生理學、語言、表現和經驗。這些都使人們能夠適應變化的社會環境，融入各種社會關係之中。……情感是普遍的（如進化論者所說），也具有文化特徵（如建構論者所說），情感在人類最重要的判斷和決定中起着中心要素的作用。而且，情感在社會交往中形成，也影響社會交往。只有當不同的情感得到平衡時，我們才會懂得什麼是好的生活。」人的情緒和情感素質不只是個人的，而且也影響着群體生活的品質，因此，每個人情感的自我克制和自我管理便有了公共的意義。在情感聯網的時代，這種自我克制和自我管理正面臨一些新的問題，但是，既然情感的問題是如此古老，情感聯網帶來的問題其實是古老的新問題。我們不可能在「消除」的意義上去「解決」這些問題，但可以像前人那樣儘量智慧地思考這些問題，並將之當作蘇格拉底所說的「認識你自己」的新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