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国病毒”到“流量贼”：司马南现象与习近平时代的意识形态操控

泽西

内容提要：

本文围绕司马南因偷税被罚引发的舆论风暴，深度剖析其背后庞大的“爱国生意”模式，并追溯这一现象的根源——习近平13年来系统性构建的“爱国主义”政治工程。文章指出，司马南等所谓“爱国斗士”实则是制度红利的投机者，借民族主义之名行逐利之实。他们用极端言论煽动民众情绪，制造对立与仇恨，形成闭环式商业与政治共谋。而这种病态生态的滋生，正源于习近平所播撒的“爱国病毒”——一种将爱国与爱党、爱领袖绑定的意识形态病毒。文章警示，在这种病毒的催化下，中国社会正在滑向集体非理性与暴力化的深渊，成为现代文明面临的严峻威胁。

病态生意的繁荣：夹头如何靠“爱国”赚得盆满钵满

最近几天，网络大VS司马南偷税被追罚926万元（偷税是537万元）的新闻迅速引爆舆论圈，进入热搜榜的前列。从被追罚的926万元看，司马南的“爱国生意”大得让人目瞪口呆，有人据此推算出司马夹头可能有1.2亿的进账。

 在当下的中国，百业都凋敝，行行都萧条，经济像是得了绝症，但想不到，爱国生意却是如此的红火，一个司马夹头就能日进斗金，这是多么违和反常的景象啊。这种病态的社会景象是怎么生成的？有人说，那是5000多万夹头粉孝敬他的呗，我不禁要问，为什么那些夹头粉们会如此热情呢？要知道，很多夹头粉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主，他们哪来的劲头？成天围着一个60多岁的夹头转，像是一群苍蝇围着牛屎转，在他的视频下山呼海啸，随风起舞，他们能得到什么呢？有的还自掏腰包给夹头打赏，据说，单次打赏就达280万元。

“精神鸦片”的播撒者：习近平13年的“爱国主义工程”

 为什么“道德审判”能成为流量密码？为什么“爱国”能成为一门赚钱的好生意？这种有毒的流量为什么如此之大？这种病态的生意为什么会如此红火？想了半天，我终于理出一点头绪来，简单地说，这种劲头来自于他们身体里的荷尔蒙冲动，这些荷尔蒙呢又来自于中共多年来喂给他们的精神添加剂和信息添加剂，当然这一切最终主要还是来自于伟大领袖习近平，他13年来刻意播撒的“爱国病毒”。

 在粉红们的眼里，伟大领袖的号召那总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这是粉红们精神动力的源头，也是司马夹头大肆贩卖“爱国病毒”的政治靠山。政治正确是司马夹头敢于胡说八道的尚方宝剑，所以司马夹头讲得义正词严，夹头粉们就听得如醉如痴，他们听得兴奋，上瘾，带劲，甚至忘记饥饿。夹头粉们就像灾年的蝗虫，黑压压一片，遮天蔽日，一会儿飞到司马夹头这里，一会儿又飞到张维为那里，一会儿又飞到金灿荣那里，总有一款适合他们的胃口，所以他们乐此不疲，愿意献上宝贵的时间，乃至献上自己的钞票去吃司马夹头们贩卖的爱国病毒，不能自拔。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习近平就是爱国鸦片爱国病毒的总设计师，是爱国邪教的总教主。对此，可能有人会不认同，但我问你，邓江胡时代，官方有这些爱国主义的精神鸦片吗?邓时代讲效率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江时代讲闷声发大财，讲三个代表，胡时代讲科学发展观，只有习时代爱国主义才甚嚣尘上。

 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13年来，习都播撒了哪些爱国精神鸦片或“爱国病毒”？ 2012年，习自登上大位后，13年来，爱国主义始终是他讲话中的高频词和关键词。作为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爱国主义被习近平不断强化、深化并制度化，成为强化中共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工具。

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首次将“爱国主义”与“国家认同”、“党性”绑在一起。他强调指出，“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

2014年，在五四青年节的讲话中，他强调，“当代青年要自觉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做爱国主义的践行者。”

2016年，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提出高校要“坚持用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大学教育全过程”。

2019年，习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会议中说，“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在香港、新疆、西藏问题上，他反复将“爱国”与“维护统一”“拥护共产党领导”画上等号。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标志着爱国主义教育全面系统化、制度化。

2023年，《爱国主义教育法》立法通过，进一步以法律形式规定学校、社会、媒体等各领域的爱国主义教育义务，强化对青少年的思想灌输。

比如，将中小学教材全面纳入“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如小学语文课本中的“习近平爷爷教我们做爱国小少年”。强化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明确要求教师“讲政治”、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和民族观”。

比如，将爱国主义列为文艺与媒体宣传的主旋律，于是就有了《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志愿军》、《厉害了我的国》等一批影视作品，讲述“家国一体”的叙事。

在中美对抗、台湾问题、南海纷争等对外事件中，借助媒体和社交平台高调宣扬民族自尊和集体记忆，引导“爱国即支持国家对外强硬政策”。

与此同时，对“不爱国行为”进行打击和舆论围剿，如打压批评言论，封杀所谓“辱华”艺人或品牌。把民族主义情绪作为舆论的力量，煽动非理性的仇恨。

2020年港版国安法实施后，习提出“落实爱国者治港治澳”，将爱国主义作为判断官员和从政者合法性的标准。

习近平的“爱国主义”，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民族认同或文化情感，而是高度政治化、制度化、工具化的意识形态工具。其核心逻辑是，爱国=爱党=爱领袖。这套逻辑通过法律、教育、媒体、文艺等系统灌输与引导，成为新时代中国政治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爱因斯坦说得好，“鼓动别人去爱国的，都是别有用心的地痞流氓”。

键盘侠与仇恨机器：被“爱国病毒”操控的数字民众

正因为有了习13年来不断播撒的这些“爱国病毒”，所以爱国蝗虫就会铺天盖地滋生蔓延。司马夹头正是敏锐地感知到这种政治气温，所以，这些年来，他打着爱国的旗号，打着“捍卫国家利益”的名头，经常发表极端民族主义言论，制造舆论暴力，实际上做了都是“爱国生意”，他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爱国贼”。

 比如，他发起了一场长达数月的“批斗联想”行动，指责联想“国有资产流失”，“利益输送给美资”，甚至攻击柳传志是“内奸”。其目的就是为特定势力摇旗呐喊，借民族主义打击中国民营经济。

 比如，他曾公开要求“封杀苹果手机”，“抵制肯德基”，“禁止外籍教师进入中国教育体系”，认为这些都是“西方文化渗透”的工具。他还常将对美交流、国际合作污名化为“崇洋媚外”或“卖国”，以“反美”之名制造舆论对立。

 他在网络上挑动民众对富人的敌意，炒作仇富情绪。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司马南将所有示威者污蔑为“暴徒”，“美国走狗”，要求“必要时武力解决香港问题”，煽动大陆民众对港人的仇视。攻击台湾文化人士与政治人物，公开叫嚣“台湾艺人必须表态效忠祖国”。

他还公开表示“网络防火墙是中国人的幸福墙”，还称“西方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东西”，“美国那地方叫我去我都不去”。他还对许章润、蔡霞、李承鹏等知识分子进行人身攻击，甚至鼓动举报与封杀。

流氓的避难所：司马南式“爱国”如何演化为社会毒瘤

司马夹头以“爱国斗士”的面目活跃于抖音、微博、B站等平台，靠点击率和粉丝打赏谋取巨额收入，堪称爱国表演的头牌。他用爱国的口号打击异己，攻击市场经济，煽动仇外情绪，但人在北京，房在美国，嘴在体制，心在钞票。司马夹头的商业模式堪称完美闭环，骂美国，但家在加利福利亚；骂资本，但自己是黑心的资本家。诚如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所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

所以，网上有人高呼，不要让司马南跑了。但我担忧的是，一个司马南倒下去，可能还会有千万个司马南站起来。在中共治下，只要习不死，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就成为中共的统治工具，乃至杀人的工具。感染爱国病毒的爱国粉们就会如蝗虫如新冠病毒般泛滥成灾。它们会自我繁殖，自我裂变，成链式传染，它不仅会演化成各种语言暴力，它也会演化成行动暴力，成为一种可怕的黑暗势力。这股黑暗势力一旦被煽动，被操控，兵锋所向，其破坏力将是难以预料的。

 可怕的是，他们的数量惊人，键盘侠恐有上亿。这上亿的键盘侠病毒，汇聚成反智反文明的破坏力量，那中国还有未来吗？更可怕的是，夹头粉们还自我构建其认知闭环：当主流媒体揭露司马南劣迹时，他们反击说，这是一种“阴谋”，当税务部门公布司马夹头偷税的数据时，他们又说是“选择性执法”。当夹头人设崩塌时，他们不会去反思为什么自己崇拜的是个人渣。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盲从，才是构成现代文明的最大威胁。这种病态的人格和认知与川普的MAGA党简直像是一对异国的双胞胎，又像是一块模子里出品的两块相同的砖头。

 （作者泽西，资深财经媒体人，曾供职于中国最大的财经传媒集团20多年，曾撰写过近200万字的深度报道和评论文章。现在干净世界平台和YouTube平台上创建自己的频道“泽西说真相”。主要讲述三大话题：中国问题报告系列话题，毛泽东的幽暗心理解析系列，时政财经新闻系列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