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知道月亮圆还是不圆

我问候：“中秋佳节，祝您阖家幸福、安康，享受一个轻松的双节假期。”

老师答：“悄悄问一句，外国学成了，会回国效力吧？”

也不知道是多少次碰到这样的问题了。可能是因为今年中秋和国庆正好撞了日子，两种感情都叠在一块了，才有意无意提了这么一口吧。我对这个问题向来看得开，照直了回答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我所认为的学术工作，只要能推进学界的研究，促进大众的理解，就已经尽力最大的本分，至于身在何处、雇主是谁，是个次要的问题。如果硬要排顺序，是“小而言之为国家，大而言之为学术”。

但我还是在意这个问题的。自己已经有了明确的想法和立场，自然觉得无需多言，不过每当有人挑起这个问题，无疑是逼着我再自证一次，稍微一着急，还要给他人说明一遍，费了气力不说，还反过来强化其中的矛盾，让我再坚定一些。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给谁效力？效什么力？一定要回国才能效力？凭什么外国的东西就能拿回国效力？这背后是“国家”“身份”和“忠诚”的问题，其间不存在因果和等同，当然也不存在必然的对立。

试图勾连起“责任”“政治”等概念时，比较惯用“国家”，但要是意欲呼唤“身份”“归属”等情感时，多半是用“祖国”。“祖国”一词并不比“国家”清楚明晰，尤其是在国内用“祖国”二字时，更觉得含混：为什么就非得要个“祖”字呢？“祖”和“家”表达的社会组织和秩序是很相似的，放在传统中国的语境中，这两者几乎等同，祭祖是明确家族谱系和人伦秩序的核心程序之一，而孝敬长辈则是祭祖的当下活人版。当这两个概念和“国”放在一起，就承载了中国民族国家化的历史，随便一算，就是大半个世纪。“民族-国家”的后半部分对应的是 “国”，前半部分对应的是“家”或“祖”。这里起码有两个难题，其一是如何把“家”或“祖”转化为超家族的共同体；其二是如何划定出一个边界清晰的“国”。事实是，从五族共和到炎黄子孙再到中华民族，“祖国”走进了我们的日常语言，问题也留下了一大堆。

要回答“回国效力”这样的问题，还得回答“外国”是什么。从单一国籍的角度上说，“外国”就是所持国籍以外的国家。如果是有多重国籍，“外国”一词的适用性也得打个问号。无论如何，“外国”应该是个复数词，是指很多个国家，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外国”等于欧美，更局限一些是“美国”，甚至不过是“白人群体”。我一直觉得这样的心理根植在“受难者心态”中，是屈辱史教育的必然结果，也是“复兴”和“崛起”的必然前提。但“外国”同时作为一个活着的概念，它还被加上了一套等级和阶级的外衣。近两年的时局让人感觉到了西方的“祛魅”，不仅美国总统被冠以“川宝”和“懂王”成为大家调侃娱乐的对象，还把中国的抗疫政策俨然当成西方国家的绝对标准。其实，中国长久以来也是西方“加魅”的推手之一，而且这一进程并没有停止：过去有“超英赶美”，现在有“高贵伦敦腔精品课程”、“一个月成就纯正美音”和“法国餐桌礼仪大师课”，具体到开篇的问题，就是“外国学成”这一假设。有的人的辫子长在头上，“诸君的辫子长在心里”。

“外国的月亮也不一定圆”，意思是妥帖的，但人老是在两极里摇摆——要么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要么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这又何必呢？不如趁着中秋节多出去看几眼：

我感叹：“今日中秋節ですから、イギリスに月見の習慣じゃなくても、月の顔もよく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ね～”

老师答：“月も太陽も雲に隠れていませんか？さすがイギリスですね…”

2020.10.1， 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