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体诗之释名

按照一般的说法，汉语诗歌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新文化运动后兴起的“新体诗”、“新诗”，它的特点是采用白话、格式灵活；二是古典诗歌，或谓“旧体诗”。构成旧体诗的又有四大诗体，即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古体诗”、以《离骚》为代表的“骚体诗”、以《孔雀东南飞》、《木兰诗》为代表的“乐府诗”（后发展为“歌行体”）、以及“近体诗”。或曰自唐之后，只分古体、近体罢了。

近体诗，也称“今体诗”、“格律诗”。这种诗歌体裁源于六朝，成熟于唐代。“近体”之“近”，乃是相对于“古体”之“古”而言的。当代人谈诗，往往用“古诗”一词统称，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应该指出，“古诗”特指“古体诗”或古风诗，注重格律的近体诗是排除在这个概念之外的。

近体诗之诞生，缘起于诗人对骈偶与声律的探索，得益于南朝永明年间文人对音韵理论的研究。沈约、谢脁、王融、周颙等人意识到汉字有声调高低抑扬之分，古汉语的平、上、去、入四声因此被发现。四声的发现，使诗作的调声有了理论依据。具体来说，作诗“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简言之，诗的音韵美体现在音调的抑扬顿挫，清浊相间。在四声的基础上，沈约等人又提出了“八病”的音韵理论（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声病，每种声病具体何指众说纷纭），并注重对偶和用典。近体诗的先驱——“永明体”因此出现，并在齐梁盛极一时。值得指出的是，八病的具体规定实在繁琐，作诗若果真拘忌所有声病，未免强人所难。宋严羽《沧浪诗话》有言：“作诗正不必拘此，弊法不足据也”，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亦说：“休文（注：沈约）之拘滞，正与古体相反，唯近律差有关耳，然亦不免商君之酷”，八病要求之严苛可见一斑。因此，八病注定是一种不成熟的音韵理论，“永明体”也注定被近体诗所取代。

规则严谨的近体诗定型于初唐后期，极盛于全唐而历久不衰。《新唐书·文艺传》记载：“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宋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盖自初唐而始，先有唐太宗带头革新诗风，王绩、初唐四杰、文章四友、陈子昂等接力完善，终于在武后执政时完成了五七言诗的格律化。到盛唐之初，诗坛形成了风骨与文词并重的创作意识，近体诗终于成了最能代表唐代文学成就的“当时体”。

在形成时间上，近体诗最晚；就技术含量而言，近体诗或可谓最高。清袁枚《随园诗话》有言：“作古体诗，极迟不过两日，可得佳构；作近体诗，或竟十日不成一首。何也？盖古体地位宽余，可使才气卷轴；而近体之妙，须不着一字，自得风流，天籁不来，人力亦无如何。”以要言之，相对于古诗而言，近体诗在字数、句数、节奏、押韵、平仄、对仗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在字数上，近体诗有五言和七言两种格式：即每句五个字或七个字；在句数上，近体诗主要有四句的绝句、八句的律诗、以及八句以上的排律。近体诗每两句并称一联。其中，律诗的四联又分别叫做首联、颔联、颈联、尾联。一联之中，上句称为“出句”、下句则称为“对句”。至于节奏、押韵、平仄，则无不体现了近体诗对于音韵美的极致追求。

今人言诗，往往见到五言四句的就叫“五绝”、七言八句的就叫“七律”。这也是不准确的。无论是五绝、五律、七绝、七律，还是五排、七排，它们都必须先符合近体诗的格律；只有近体诗才能被冠以相应的名字。如果一首诗作格律有误，最多只能认作古诗。若硬要把不符合格律的诗称作律诗或绝句，就是张冠李戴了。

试举七言律诗与七言古风各一首如下。

七律 《登楼》 杜甫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七古 《滕王阁》 王勃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古体诗不拘字数、句数，汉代之后虽以五言居多，依然有四言成诗者。至于押韵，古体诗则更为自由。杜甫这首《登楼》乃是押《平水韵》下平十二侵，一韵到底；王勃的《滕王阁》在韵脚选择上，不仅分别押上声（渚、舞、雨）与平声韵（悠、秋、流），且上声韵里“渚”、“雨”和“舞”也分属两个韵部（六语、七麌）。有说法认为七律是最为讲究的一种体裁，盖因其颔、颈两联必须对仗。这一点在杜诗中间两联得到充分的体现。对比王诗，颔联“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对仗工稳，颈联则是普通散句。平仄的问题要更为复杂，然近体诗与古体诗的区别应已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