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得意和绝望的循环 -- 大卫·格雷伯：胜利的冲击

大卫格雷伯的意外去世惊讶了所有人。就在那几天前，无政府主义组织还在与他通信，讨论 Facebook 为安抚特朗普政府而决定禁止无政府主义的页面一事。大卫格雷伯是第一批发表声明的人之一，他指责说：“可以想象，没有什么比告诉我们 — — 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 — — 我们被禁止梦想一个和平的、充满关爱的世界更暴力的行为了”。

这符合大卫的性格。他不只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总是渴望表明立场，把自己放在事情的最前沿。他参加了纽约市的直接行动网络，掀起了2001年4月在魁北克市举行的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部长级会议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这是 “反全球化” 运动的高潮；他也是创建 “占领华尔街” 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并参与了随后关于 “暴力” 的辩论，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面对那些自以为是的学究。当罗贾瓦的革命实验受到伊斯兰国的威胁时，他是最早引导国际社会关注该实验的人之一，并在一年前土耳其入侵时与无政府主义组织一起呼吁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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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他的身体和他的声誉都放在了战斗的前线，冒着催泪瓦斯和学术报复的危险。在耶鲁大学因为他的政治信仰而迫使他离开后，大卫被迫移居海外，以找到一个与他的能力相称的大学职位。他得到了一份公司的出版合同，是的，但他是通过拒绝妥协而得到的，而不是通过淡化他的政治信仰。

大卫所写的、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比我们在这里所能总结的要多得多。希望其他人也能够为他写一篇合适的悼词，记述他在各个领域的所有活动和贡献。即使有分歧，我们所有人也总是能从他那里学到东西。他是一个坚定的朋友和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在格雷伯最超然的作品中，比如《如果我们不能享受快乐，那还有什么意义？》一文，他努力解决关于自由和宇宙的基本本体论问题。这就是我们对他的印象，他把不同的线索编织在一起，提出了一个从亚原子粒子延伸到整个社会和生态系统的自决愿景。

他在5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们诚心向每一位记得他的人表示感谢。我们哀悼他的离去，并为大卫尚未与我们分享的所有东西感到悲痛。

下面即将分享的文章来自于对世纪之交反资本主义斗争的遗产的讨论，在反对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拟议的 “自由” 贸易倡议（如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抗议活动中出现。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反资本主义的抗议者在使世贸组织和世界银行失去合法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成功地阻止了美洲自由贸易区协议的通过 — — 然而事后，运动的许多参与者都感到沮丧，对我们没有能成功地完全废除资本主义感到失望。

在这次讨论之后，大卫在《滚雷》的文章中扩展了他的想法，结果就是下面这篇文章，《胜利的冲击》。

大卫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往往对胜利毫无准备的论点放在今天比它在2008年初出现时更加及时。在过去几年中，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旨在废除警察、监狱和现有刑事司法系统的支持者们成功地普及了这样一个概念：所有这些都是不公正的机构，没有管理我们生活的合法性。不出所料，专制主义者和警察已经用巨大的暴力对此进行了抨击。

在一场涉及夜间冲突的消耗战中，示威者很容易感到 “我们正在失败” — — 而在历史层面上，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些几年前似乎无法想象的目标。不论是2008年还是今天，问题都是一样的 — — 我们如何在足够长的时间范围内制定战略，以充分利用我们的胜利，而不是在面对反击的绝望打击时崩溃。

Fix your eyes forward on what you can do, not back on what you cannot change. - Tom Clancy

以下是这篇文章。

直接行动运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胜利。

这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我们很多人最近都没有感到特别的胜利。今天，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全球正义运动是一个小插曲：在它持续的时候当然是鼓舞人心的，但不是一个成功地扎下持久的组织根基或改变世界权力轮廓的运动。反战运动甚至更令人沮丧，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战术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当然，战争会结束，但这只是因为战争总是有始有终。没有人觉得自己对战争的结束贡献很大。

我想提出另一种解释。在这里提出三个初步观点：

1. 虽然看起来很奇怪，但统治阶级的确生活在对我们的恐惧之中。他们似乎仍然被这样一种可能性所困扰：如果普通人真的知道统治阶级在做什么，这些当权者可能都会被吊死在树上。我知道这似乎难以置信，但很难想出其他解释关于为什么，一旦有任何大规模动员的迹象，特别是大规模的直接行动出现，统治阶级就会进入恐慌模式，并通常试图发动某种战争来转移大众的注意力。

2. 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统治阶级的这种恐慌是有道理的。群众性的直接行动 — — 尤其是在民主路线上组织起来的时候 — — 是非常有效的。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美国只发生过两次这样的大规模行动：70年代末的反核运动，以及1999年至2001年的所谓 “反全球化” 运动。在每个案例中，运动的主要政治目标的实现速度都远远超过了几乎所有参与者的想象。

3. 这类运动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参与者总是被最初成功的速度吓了一跳。我们从未为胜利做好准备。它使我们陷入了混乱。我们开始互相争斗。伴随着一些新的战争动员，镇压的加强、和对民族主义的鼓动，不可避免地会落入政治光谱中每一方的独裁者手中。结果就是，当我们最初的胜利的全部影响变得清晰时，我们通常忙于感觉自己是失败者，甚至没有注意到胜利的到来。

让我逐一介绍这两个最突出的例子。

I: 反核运动

70年代末的反核运动标志着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标准无政府主义战术和组织形式在北美的首次出现：群众行动、亲密团队、代言人委员会、共识过程、监狱团结、分散化的直接民主原则 …… 与现在相比，这一切都有点原始，而且有重大差异 — — 特别是更严格的甘地式非暴力概念，但所有元素都存在，这是它们第一次作为一个整体出现。

两年来，该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并显示出成为全国性现象的各种迹象。然后，几乎以同样迅猛的速度，它就瓦解了。

这一切都始于1974年，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些资深的和平主义者成功地阻止了在马萨诸塞州蒙塔古一座拟议的核电站的建造。1976年，他们与其他新英格兰地区的活动家一起，在德国长达一年的工厂占领行动的启发下，成立了蛤壳联盟。

蛤壳联盟的直接目标是阻止在新罕布什尔州锡布鲁克建造一座拟议的核电站。虽然该联盟最终没有进行占领，而是经历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大规模逮捕，再加上监狱的声援，但他们的行动 — — 在高峰期有数万人按照直接民主的路线组织起来 — —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成功地对核电的想法提出了质疑。

此后，类似的联盟开始在全国各地涌现：南卡罗来纳州的棕榈联盟（Palmetto Alliance）、马里兰州的牡蛎壳联盟（Oystershell）、堪萨斯州的向日葵联盟（Sunflower），以及最有名的加利福尼亚州的鲍鱼联盟（Abalone Alliance）；鲍鱼联盟最初是要反对在代阿布洛峡谷（Diablo Canyon）上建造核电站这项完全疯狂的规划 — — 它几乎刚好位于一条主要的地理断层线上。

蛤壳联盟组织在1976年和1977年的前三次大规模行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它很快因民主程序问题而陷入了危机。

1978年5月，新成立的协调委员会违反了程序，接受了政府在最后一刻提出的在锡布鲁克举行为期三天的合法集会的提议，而不是原计划中的第四次占领（借口是不愿意疏远周围的社区）。关于共识和社区关系的争论开始了，然后扩大到非暴力的作用问题（甚至切割栅栏，或防卫措施，如防毒面具，最初都是被禁止的），还有性别偏见，等等。

到1979年，该联盟分裂成两个争论不休的派别，而且效率越来越低，经过多次拖延，这个锡布鲁克核电站（或者说是一半的核电站）还是投入了运营。

鲍鱼联盟持续的时间更长，直到1985年，部分原因是其强大的无政府主义女性主义的核心，但最终，他们抵抗的阿布洛峡谷项目也获得了许可，并于1988年12月投入运营。

从表面上看，这听起来并不太令人振奋。但是，这个运动真正想要实现的是什么？在这里，描绘一下它的全部目标可能是有帮助的：

1、短期目标：阻止特定核电站的建设（西布鲁克、迪亚波罗峡谷…）。

2、中期目标：阻止所有新的核电站的建设，使核电的概念变得不合法，并开始转向环保的和绿色的能源，使非暴力抵抗和女权主义激发的直接民主的新形式合法化。

3、长期目：(至少对更多的活动家来说）推翻国家，摧毁资本主义。

如果是这样，结果就很清楚了。短期目标几乎从未达到。尽管取得了许多战术上的胜利（推迟、公用事业公司破产、法律禁令），但成为群众行动焦点的工厂最终都上线了。政府根本不允许自己被视为输掉了这样一场战斗。

长期的目标显然也没有达成。但没有达成的原因之一是中期目标几乎都立即实现了。这些行动确实使核电的想法变得不合法 — — 提高了公众的意识，以至于在1979年三哩岛核电站熔毁事件时，该行业永远注定了失败。

【注：斯诺登的吹哨运用的是同样的战略模型，并且同样达成了中期目标，见《6年，改变了什么？》；但未能达成长期目标的障碍必需被大众所了解和反思，见《超越透明度革命》。】

虽然西布鲁克和迪亚波罗峡谷的计划可能没有被取消，但几乎所有其他当时悬而未决的核反应堆建造计划都被取消了，而且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没有提出新的计划。确实有一个走向环保的、绿色电力和新的民主组织技术合法化的过程。所有这一切发生的速度比任何人真正预期的都要快得多。

回过头来看，我们很容易看到大多数后续的问题都是直接从运动的迅速成功中产生的。活动家曾希望将核工业与创造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联系起来。事实证明，当核工业成为一种负担时，资本主义制度更愿意抛弃它。一旦巨型公用事业公司开始声称他们也想推广绿色能源，有效地邀请我们现在所说的NGO组织在谈判桌前坐下来，就会对放弃抗争产生巨大的诱惑力。特别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与更激进的团体结盟，以便在一开始就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

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一系列激烈的战略辩论。但是，如果不首先理解，在直接民主运动中战略辩论很少是这样进行的，就不可能理解这一点 —— 它们几乎总是采取转移话题的辩论的形式。以资本主义问题为例。反资本主义者通常非常乐意讨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真的不喜欢说出 “实际上，我赞成维持资本主义” 那种话，所以只要有可能，自由派就会试图转移话题。

因此，实际上是关于是否直接挑战资本主义的辩论，通常最终会被争论得面红耳赤，就好像它是关于战术和非暴力的短期辩论那样。专制的社会主义者或其他对民主本身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喜欢把这作为一个问题，而更喜欢讨论建立最广泛的联盟的必要性。那些确实喜欢民主，但觉得某个团体采取了错误的战略方向的人，往往会发现挑战其决策过程比质疑其实际决策内容要有效得多。

这里还有一个更少被提及的因素，但我认为同样重要。每个人都知道，面对一个广泛的、可能是革命性的联盟，任何政府的第一招都是试图分裂它 — — 作出少许让步以安抚温和派，同时有选择地将激进派定罪。这就是治理艺术101。

此外，美国政府拥有一个不断被动员起来进行战争的全球帝国，这给了它另一个大多数政府所没有的选择。管理美国政府的人可以在任何时候提高海外的暴力程度；事实证明，这是针对化解围绕国内问题开展的社会运动进行削弱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民权运动之后是重大的政治让步和越南战争的迅速升级，反核运动之后是核电的放弃和冷战的加剧，以及在阿富汗和中美洲的全球大战计划和代理人战争，全球正义运动之后是华盛顿共识的瓦解和反恐战争，这似乎不是巧合。因此，早期的SDS不得不将其早期强调的参与式民主放在一边，成为了一个单纯的反战运动；反核运动演变成了核冻结运动；DAN和PGA的横向联合结构让位于ANSWER和UFPJ这样自上而下的群众组织。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军事解决方案确实有其风险。就像在越南那样，整个事件可能会在人们的面前爆炸（因此，至少从第一次海湾战争开始，统治阶级就执着于设计一场能有效防止国内抗议的战争）。还有一个小风险是，一些误判会意外地引发核武器大决战，摧毁地球。但这些风险是面对民间动乱的政客们似乎更愿意承担的 — — 由于直接民主运动确实让统治阶级感到害怕，反战运动就是他们的首选对手。

毕竟，国家根本上是暴力的形式 — — 暴力就是国家的母语。一旦争论转移到暴力与非暴力上，统治阶级就回到了自己的主场，在那里他们最能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并实施自己的行动。

不论是为发动战争还是为反对战争而设计的组织，总是倾向于比那些几乎为其他任何事情而设计的组织更有等级性。这当然也是反核运动的情况。

虽然80年代的反战动员的人数远远超过蛤壳联盟或鲍鱼联盟的人数，但它们也意味着回归到举着横幅的游行，被允许的集会，并放弃了新形式的直接民主的实验。

II: 全球正义运动

我想我们温和的读者大致熟悉在西雅图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上的行动，以及六个月后在华盛顿爆发的4月1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封锁等事件，等等。

在美国，这场运动爆发得如此迅速和引人注目，甚至连媒体都无法完全否定它。但是，它也很快开始自我消解。直接行动网络几乎在美国的每一个主要城市都成立了，虽然其中一些（特别是西雅图和洛杉矶DAN）是改革派、反企业派、和严格的非暴力准则的爱好者，但大多数（如纽约和芝加哥DAN）基本都是无政府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并致力于战术的多样性。其他城市（蒙特利尔、华盛顿特区）创建了更加明确的无政府主义的反资本主义聚合体。反企业派的直接行动网络几乎立即解散了，很少有持续超过几年的。有无休止的激烈争论：关于暴力非暴力，关于转移战线，关于种族主义和特权问题，关于网络模式的可行性。

然后是9.11事件，接着是镇压程度的大幅提高和随之而来的妄想症，以及工会和非政府组织中几乎所有我们以前的盟友的恐慌性逃离。到了2003年的迈阿密，我们似乎被击溃了，一场瘫痪席卷了整个运动，我们直到最近才开始恢复。

911是这样一个奇怪的事件，这样一个灾难，它使我们几乎不可能感知到周围的其他东西。在事件发生后，几乎所有在全球化运动中建立的结构都崩溃了。但是，它们如此容易崩溃的一个原因是 — — 不仅因为战争问题如此迫在眉睫 — — 又是：我们的直接目标中的绝大部分，都出乎意料地实现了。

就我而言，我是在A16前后加入纽约市直接行动网络的。当时，直接行动网络是作为一个整体认为自己是一个有两个主要战略目标的团体：一个是帮助协调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当时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庞大全球运动的北美部分，摧毁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霸权，阻止所有新的大型贸易协定（WTO、FTAA），诋毁并最终摧毁像IMF这样的组织；另一个是取代老式的活动家组织方式及其指导委员会和意识形态的争吵，传播一种（非常受无政府主义启发的）直接民主模式 — — 分散化的、亲密团队结构的、共识过程。

当时我们偶尔称之为 “熏染主义”，认为人们只需要接触到直接行动和直接民主的经验，他们就会想自己开始模仿它了。

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结构；直接行动网络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几个创始成员向我解释说，当它达到目的时，就不再需要它了。另一方面，这些都是相当雄心勃勃的目标，所以我们也认为即使我们真的实现了这些目标，也可能需要至少十年时间。

结果，它只花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

显然，我们没能引发一场社会革命。但我们从未达到激发数十万人起义的地步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如此迅速地实现了其他目标。以组织问题为例。虽然反战联盟仍然像反战联盟一贯的做法那样，作为自上而下的民众前线团体运作，但几乎每一个没有被某种马克思主义教派主导的小规模激进团体（这包括从蒙特利尔的叙利亚移民组织到底特律的社区花园）现在基本上都是按照无政府主义原则运作的，尽管他们自己可能并不知道。熏染主义起作用了。另外，以思想领域为例。华盛顿共识已成为废墟。以至于现在很难记住这个国家的公共话语在西雅图之前是什么样子。

媒体和政治阶层很少对任何事有如此完全一致的看法 — — “自由贸易”、“自由市场” 和无限制的超级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唯一可能方向；人们对于一切问题的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预设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任何怀疑这个命题的人都被当成了疯子。全球正义运动的活动家，当他们第一次强迫自己进入CNN或《新闻周刊》的视线时，立即被描述成反动的疯子。而一两年后，CNN和《新闻周刊》都说我们赢得了这场争论。

通常，当我向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当面提出这个观点时，有人会立即反驳说:“没错，言论已经改变了，但政策还是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也就是说我们的确没有摧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这里的 “我们” 指全球反新自由主义运动中坚持横向主义和直接行动的一群人）在仅仅两年间，的确给对它造成了俄国革命以来的任何其他行动都要更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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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逐点说明。

1、自由贸易协定方面 —— 1998年以来，所有野心勃勃的自由贸易协定都失败了。多边投资协定（MAI）已经溃败；作为魁北克市和迈阿密的运动的关注焦点的美洲自由贸易协定（FTTA）也停滞不前。而我们大多数人只记得，2003年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峰会引入了 “迈阿密模式（Miami model）”，即 对显然是非暴力的民间抵抗采取极端的警察镇压。

这确实没错，但我们忘记了这种措施首先是一群极度愤怒的失败者的挣扎 — — 迈阿密会议是美洲自由贸易协定最终垮台的地方。现在甚至都不再有人谈论如此规模广泛、野心勃勃的条约了。美国只能争取与韩国和秘鲁等传统盟国达成较小规模的国与国贸易协定，或者是用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把它将中美洲其余附属国联合起来，甚至不清楚能否成功。

2、世界贸易组织方面 —— 他们的组织者在西雅图遭遇灾难后，把下一次会议转移到了波斯湾的多哈岛，他们显然决定宁可冒着被本·拉登炸死的风险，也不愿再经历一次直接行动网络的封锁。六年来，他们一直坚持 “多哈回合谈判（Doha round）”。

但问题是，在抗议运动的激发下，全球南方政府开始拒绝开放对富裕国家的农产品的进口，除非这些富裕国家至少不再对自己的农业投入数十亿美元的补贴，以至全球南方的农民不可能与之竞争。美国尤其是不打算做出任何它要求其他国家做出的牺牲，因此所有协议都失败了。2006年7月，世贸组织主席皮埃尔·拉米（Pierre Lamy）宣布多哈回合谈判不再举办，随后至少两年内都不再有人提起下一次世贸谈判的事 — — 等几年后，世贸组织都很可能已经不复存在。

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方面 —— 这段故事是最令人称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迅速走向破产，这是全世界反抗它的动员活动直接导致的。直白地说就是：我们摧毁了它。世界银行也好不到那里去。但当我们感受到动员活动的全部效果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它。

最后一个故事值得详细讲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对手。它是最强大、最傲慢、最无情的工具，过去的25年间，它一直被用于把新自由主义政策强加给全球南方较贫穷的国家（以操控债务的方式）。

作为紧急再融资的交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这些国家采取 “结构性调整计划”，迫使其大规模削减医疗教育开支、食品价格的维系，以及允许外国资本家低价收购当地资源的无休止的私有化计划。

由于某些原因，这些结构性调整从未让那些国家的经济复苏，这就意味着它们仍处于危机之中，而解决方案总是坚持再来一轮结构性调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另一个不那么出名的身份：全球强制执行者。他们的工作是确保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有多贫穷）都不能拖欠西方银行家（无论多么愚蠢）的贷款。即使一个银行家向一个腐败的独裁者提供了10亿美元的贷款，该独裁者又直接把贷款存进了他自己的瑞士银行账户并逃离了自己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要确保能从他的前受害者那里榨取10亿美元（外加丰厚的利息）。

如果哪个国家因任何原因拖欠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对它实施信用抵制，其经济影响大致相当于一颗核弹。这一切都与基本的经济理论背道而驰，根据经济理论，放贷者应该承受一定程度的风险；但是在国际政治世界中，经济法只被用于约束穷人。

这个全球强制执行者的角色导致了他们的垮台。

接下来发生的是，阿根廷拖欠了债务并侥幸逃脱了。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曾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拉丁美洲的优等生 — — 他们几乎把除海关之外的所有公共设施都私有化了。在之后的2002年，西班牙经济崩溃了。崩溃的直接结果我们都清楚：街头打斗、民众集会、一个月内推翻三届政府、道路封锁、工厂被占领。横向主义 — — 基本上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 — — 是民众反抗的核心。政治精英是如此不可信，以至于政治家们不得不戴上假发和假胡子，才能在餐馆吃饭而不遭受人身攻击。当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estor Kirchner）在2003年上台时，他知道他必须做点戏剧性的事才能让大多数人接受哪怕是组建政府的想法，更不用说接受他的政府了。于是他就做了。事实上，他做了一件任何国家总统都不被认为应当做的事 —— 他拖欠阿根廷的外债。

基什内尔在这方面其实相当聪明。他没有拖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他拖欠的是阿根廷的私人债务，宣布对于所有未偿还的贷款中，每一美元他将只支付25美分。花旗银行和大通银行当然去找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习惯性的扮演强制执行者，要求惩罚阿根廷。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史以来第一次退缩了。

首先，由于阿根廷的经济已经是一片废墟，即使投下一颗经济核弹也只能溅起几片碎石。其次，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灾难性的建议首先为阿根廷的崩溃埋下了伏笔。最后，也是最决定性的因素，是全球正义运动的极大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是这个星球上最令人讨厌的机构了，再去肆意摧毁阿根廷中产阶级仅存的那一点点东西，会把事情推得太过。

于是阿根廷被放过了。在此之后一切都变了。巴西和阿根廷一同安排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未偿的债务。在查韦斯的一点帮助下，南美的其他国家也照做了。

2003年，拉丁美洲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为490亿美元，现在则是6.94亿美元，相比下降了98.6%。四年前拉丁美洲每欠下的一千美元，现在只欠十四美元。亚洲也跟着做了。中国和印度现在都不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且拒绝接受新贷款。现在，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还包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几乎所有重要的其他地区经济体，以及俄罗斯。该组织已经落到只能指挥非洲经济的地步，或许还能管控中东和前苏联的一些地区（基本上都是没有石油的地区）。因此它的收入在四年内暴跌了80%。

最讽刺的是，如果找不到愿意援助它的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越来越可能破产，目前还看不出有谁格外希望援助它。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财政强制执行者的名声扫地，它已不再服务于任何明显的目标，甚至也包括资本家的目标。在最近的八国集团会议上，有的提议指出要为该组织制定一项新的使命 — — 或许类似于国际破产法院 — — 但由于种种原因，所有的提议都以失败告终。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能幸存，它也只剩下一具空壳。

世界银行起初扮演过好警察的角色，它现在的情况稍微好一些，但要强调只是 “稍微” 好一些而已。比如，它的收入只下降了60%，而不是80%，也几乎没有遭到实际的抵制。另一方面，该组织目前之所以还能存活，主要是因为有的国家仍愿意与它打交道，双方也都清楚这一点，因此世界银行也不再能够发号施令了。

显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怪物都已被斩尽杀绝。在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或许还在运作，欧洲的社会保护制度正受到攻击，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 — — 尽管有Bonos和世界上的富裕国家的颇为伪善的表示 — — 仍深陷债务之中。美国的经济力量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在衰退，它正拼命试图加强对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控制。

我们并不生活在乌托邦。这一点我们已经了解。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向来注意不到我们的胜利。

来自瑞士的人民全球行动活动家奥利维尔·德·马塞勒斯（Olivier de Marcellus）指出了一个原因：每当资本主义体系的某个要素，无论是核工业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遭到冲击，一些左翼杂志就会开始向我们解释原因，说这都是他们的计划的一部分 — — 或者可能是资本内部矛盾势不可挡的运作的结果，但肯定完全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也许更重要一点的是，我们甚至不愿意用 “我们” 这个词。阿根廷拖欠债务，难道不是内斯托尔·基什内尔一手策划的吗？他和全球化运动有什么关系？我的意思是，他的手并不是被成千上万的市民强迫的 — — 这些人奋起反抗、捣毁银行、用独立媒体中心（IMC）协调下的民众集会取代政府。或者，好吧，也许真是这样。但即便是这样，那些反抗的市民也是全球南方的有色人种，“我们” 怎么能对他们的行动宣称负责呢？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人都认为自己和我们一样同属于全球正义运动，信奉相似的观念，穿着相似的衣服，使用相似的战术，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和我们同属一个联盟或组织。在这里，声称 “我们” 暗含着替他人说话的原罪。

我个人认为，对于一场全球运动来说，从全球的角度来考察它的成就是合理的。这些成就并非微不足道。然而和反核运动一样，他们几乎都集中在中期目标上。让我把类似的目标的层次勾勒一下：

1）短期目标：封锁和关闭特定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八国集团等）。

2）中期目标：摧毁关于新自由主义的 “华盛顿共识”，阻止所有新的贸易协定，动摇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合法性，并最终关闭这些机构；传播直接民主的新模式。

3）长期目标：（至少对较为激进的成员来说）推翻国家，摧毁资本主义。

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了同一种模式。在西雅图的奇迹后，短期的战术性目标几乎没有实现。但这主要是因为当政府面对这样一场运动，它倾向于坚持己见，认为它在原则上不该被明显击败。这一点其实往往被看得比峰会的成功本身更重要。大多数社会活动家似乎没有意识到，情况往往是 — — 以2001、2002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议为例 — — 警方最终实施了的镇压是如此繁琐，他们几乎是自己把会议关闭了；许多活动注定要被取消，典礼被毁掉，谁都不会有机会真正地互相交流。但对统治阶级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贸易官员是否能会面，而在于不能让抗议者被看做赢家。

这里，中期目标的过快实现同样使长期目标的实现变得更加困难。NGO、工会等盟友几乎都立即 “跳槽”；战略方面的辩论接踵而至，但它们总是作为关于种族、特权、战术等各类的争论间接地展开，就是不提实际上的战略之争。国家诉诸战争的做法也让一切变得无比困难。

正如之前我提到的，无政府主义者很难宣称自己对伊拉克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乃至对帝国已经在那里遭遇的挫败有多大的影响，但间接影响或许还是有的。继20世纪60年代和越南战争的灾难之后，政府并没有放弃以重返战争的方式应对直接民主大众动员的国内威胁的政策。但它必须做得更小心。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设计对外战争才能抵御国内抗议。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第一次海湾战争确实是怀着这种考虑被设计出来的。入侵伊拉克的方式 — — 坚持使用小规模、高科技军队，极度依赖于不加区分的火力，甚至攻击平民，以防止美军的伤亡水平达到类似越南战争时的水平 — — 似乎是为了阻止国内一切潜在和平运动，而不是为了军事实效。不管怎样，这种看法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终被一群几乎难以想象的乌合之众游击队困住，乃至被击败，这些游击队几乎无法进入外部的安全区，也得不到外部的资金、军事支持。正如在贸易峰会上那样，政府如此执着于确保民间抵抗力量不会被看做国内的斗争的赢家，以至于他们宁可输掉真正的战争。

视角：回顾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

那么，该如何应对胜利的冲击呢？我无法声称有什么简单的答案。我写这篇文章其实更多是为了开启一场对话，把问题摆到台面上 — — 激发一场关于战略的论辩。

不过，有些隐含意思还是比较明显的。下一次当我们计划大规模的行动时，最好至少考虑到或许我们的中期战略目标很快就会实现的可能性，以及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的许多盟友就将会退出。我们必须认识到战略辩论实际上是什么，即使它们看似讨论的是其他事。

举一个有名的例子：西雅图事件之后关于财产破坏的争论。我认为，其中大部分讨论实际上都是关于资本主义的。那些谴责打碎窗户的人，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呼吁中产阶级消费者转向全球交换模式下的绿色消费主义、与国外的劳工官僚和社会民主党结盟。这条道路并不旨在与资本主义直接对抗，敦促我们走这条路的大多数人，对于资本主义真正被打败的可能性至少持怀疑态度。

而那些打碎窗户的人，不在乎他们是否冒犯了郊区的房主，因为他们不把这些人看做革命反资本主义联盟中的潜在成员。实际上他们想通过劫持媒体传达一个信息，即 这个系统是脆弱的 — — 希望能在那些可能考虑加入真正的革命联盟的人身上，激起类似的反叛行动：那些与社会脱节的青少年、被压迫的有色人种、对工会官僚不耐烦的普通工人、无家可归者、被定罪者、极度不满者。

如果一场激进的反资本主义运动要在美国开始，它必须始于这样的人：他们不需要被说服这个体系已经腐败，只需要知道他们能做些什么。无论如何，即便有可能在街头没有枪战的情况下进行反资本主义革命（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如此，因为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如果遭遇军队镇压，我们就会失败）我们也不可能在严格尊重财产权的情况下进行反资本主义革命。

后者其实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赢得胜利意味着什么？不仅实现我们的中期目标，还实现长期目标意味着什么？目前，甚至没人清楚这如何能发生，因为我们已经不怎么相信 19、20 世纪传统意义上的大写的 “革命” 了。毕竟，关于革命的总体观点，即 会有一次大众反叛或总罢工，然后所有的围墙都会倒塌的，完全是以夺取国家政权的旧幻想为前提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胜利才能如此绝对和完整（如果我们谈的是整个国家或关键领土内的革命的话）。

举例来说，想想看：如果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在1937年真的 “赢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很少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们只是想象它会像俄国革命那样，以类似的方式开始，然后旧军队解散，工人苏维埃代表自发产生。但那是在大城市。俄国革命之后紧接着是多年的内战，内战中，红军逐渐把新国家的控制强加到旧俄罗斯帝国的每一个部分，无论那些社区是否想要它。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民兵击溃了法西斯军队，使其彻底解散，并把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赶出它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办公室，那么无论以谁的标准看，这都肯定是胜利。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他们会把西班牙建成一个位于旧有的国际边界内的 “非共和国”、“反国家” 吗？他们会把人民议会制度强加给前西班牙领土上的每一个村庄和城市吗？具体怎么做呢？

我们必须记住，在当时西班牙的许多村庄、城镇、甚至整片的地区，无政府主义者都几乎不存在。有些地区几乎全部人口都是保守的天主教徒或君主主义者；在另一些地方（比如巴斯克地区），则有一群好战的、组织良好的工人阶级，但大多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即使在革命热情最高涨的时候，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仍会忠于他们旧有的价值观和理念。如果获胜的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盟（FAI）试图消灭他们所有人 — — 这将需要杀死数百万人 — — 或者把他们驱逐出境，或强行转移到无政府主义社区，或送进再教育营 — — 这样一来他们不仅会犯下世界级的暴行，还必须放弃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民主组织根本不可能如此有条不紊地施加暴虐：这样做需要法西斯式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因为你其实不可能让成千上万人有条不紊地去屠杀无助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摧毁社区，或者把一家人赶出他们的祖居，除非他们至少能开脱说，他们 “只是在服从命令”。这个问题似乎只有两种可能的解决办法“

1、让共和国继续作为事实上的政府存在，由社会主义者控制；让他们在右翼占多数的地区施行统治，同时和他们达成某种协议，让无政府主义者占多数的城市、城镇和村庄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组织 …… 并希望政府能遵守协议。

2、宣布每个人都要组建自己的地方人民大会，让他们各自决定自己的自组织模式。

后者似乎更符合无政府主义原则，但结果不会有太大不同。毕竟，如果毕尔巴鄂的居民集体决定建立一个地方政府，又有谁能阻止他们呢？大多数人仍然忠于教会或当地地主的自治区，大概会让同一批旧的右翼权威掌权；左翼自治区会让左翼的官僚掌权。左、右翼的国家主义者将各自组成彼此竞争的联盟，尽管他们只能控制前西班牙领土的一小部分，也将各自宣布自己是西班牙的合法政府。外国政府会承认其中的一个 — — 因为他们都不会愿意与无政府主义联盟这样的非政府交换大使，即便无政府主义联盟希望与他们交换大使（实际上不会）。

换句话说，真正的枪战可能会结束，但政治斗争将继续 — — 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看起来可能会像当代的恰帕斯州，每个地区或社区都分裂为无政府主义和反无政府主义派别。实现最终的胜利将是个漫长、艰难的过程。真正赢得国家主义飞地的唯一办法，是说服他们的孩子，这可以通过在无国籍地区创造一种明显更自由、更愉快、更美丽、安全、放松、充实的生活来实现。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强国即使不进行军事干预，也会尽一切可能通过经济抵制和颠覆，以及向国家主义区域灌注资源的方式，来阻截臭名昭著的 “好榜样的威胁”。最终，一切或许都将取决于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的胜利在多大程度上能引发其他地方类似的反叛行动。

这个想象练习的真正意义在于，指出历史上没有干净利落的决裂。“一刀两断” 的传统观念（国家垮台、资本主义被打败的那一刻）的隐含意思是，如果做不到这样就不是真正的胜利。如果资本主义还在那里，如果它开始推销你曾经的颠覆性思想，就表明资本家真的赢了，而你输了，你被收编了。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是荒谬的。你能说女权主义失败了、一无所成，只因为企业文化感到有义务在口头上谴责性别歧视，资本主义公司也开始营销女权主义书籍、电影和其他产品吗？当然不能：除非你已设法一举摧毁了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不然这些现象就是你已经有所作为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

大概所有有效的革命之路都包含无数次合作，胜利的示威，微小的反叛行动或者短促、隐蔽的自治的环节。我不敢猜测它究竟会是什么样子。但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认识到我们确实赢了一些。

事实上，我们最近赢得了不少。问题在于如何打破得意和绝望的循环，提出一些战略性愿景（越多越好） — — 关于胜利如何能相互促进，以形成一个朝向新社会的逐渐累积的运动。

我们可以让步，我们可以暂歇，但我们不能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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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ock Of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