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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格勒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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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党面面观之四 《论党的领导问题》

彼得格勒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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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博宣 来源:《新认识》1941年第5期 录入:绫奈

录入者按:录完全文,我对这篇文章的直观感受是「跟现当代党政八股文半斤八两」。本文写于抗战时期。蒋党在严酷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为了与八路军争夺基层群众,也注重建设和扩大自己的组织队伍。作者很自信,或者说,当时的国民党特别自信,文章开篇就宣称国民党长期掌握革命领导权。结合末段来看,这句话不仅是对蒋党的党员干部们说的,也是对自己的另一个敌人说的,隐含的意思似乎是要跟他们争夺革命正统。但仅仅七年后,蒋党就拿不出这样的自信了,只能声嘶力竭地重复「剿匪」的词句。

李星按:本文作者郭博宣,生平不详,从他的文章看,是蒋党的文宣秀才。本文刊于蒋党影响的刊物《新认识》,对“党的领导”问题,予以探讨。看完全文,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如何加强蒋党的向心力,通篇理解为强化组织:上级要善于领导,党员要加深自我修养,要有铁的纪律云云。但唯独不谈思想。回过头看,本文发表于抗战中期,正是蒋党对重新壮大的共产主义力量万分恐惧,系统性推动白色恐怖的时期。当时,蒋党发表了《中国之命运》的小册子,与共产主义展开思想斗争。但在本文中,“党”的作用,却被看作一个严密的传送带式的东西,用来“领导”政府和社会。这大概反映了蒋党自身的思想干瘪,除了依靠反共产主义聚拢起一个有产者抱团反革命的阶级基础,它并无其它可以吸引人的东西。

正如录入者所说,40年代末期,它只会喊“剿匪”了……


『用自己工作中累积的经验,去决定步骤;并用自己工作中新得的经验,去改正错误。』本文的价值即在于此。——编者

革命的工作,愈向前发展,愈充实和扩大,则摆在党的面前的新问题与新任务,亦愈繁重。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与任务,党的领导权必须绝对稳固;领导路线必须绝对正确;领导力量必须绝对充实;领导分子必须绝对健全,因此,领导问题,是今日本党的最重要问题:

一种集体斗争及一切活动,不仅需要它集团内的各部分子,各守厥职,各尽所能,来保证胜利成功,而且需要有健全的组织领导,才能决定他的胜利与成功,譬如一个军队作战,固然每个战斗成员的健全与否,关系甚大,而参谋本部与指挥官的好坏,关系更大。

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几十年来,始终是由国民党掌握着。无论别人怎么样破坏,怎么样争夺,但事实终归是事实,这是不能随便否定的。本党几十年领导革命的结果,自然有他光荣的纪录。灿烂的中华民国是由我们创造的,宝贵的全国统一是由我们奠定的。壮烈的全面抗战是由我们发动的,无论别人怎么样污蔑,怎么样篡窃,但是历史终归是历史,这也是不能随便否认的。然而最后的胜利仍要我们来完成,我们以前的领导力量,仍嫌不足,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今后应当如何改进,确需要我们全党上下,虚心研究,以求竟其全功。

关于党的领导问题,在本刊的三卷三期已有过评论,现在愿意把我个人一得之见,写出来就教于我党明达。

原则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担任党的领导工作,是义务不是权利,凡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他的责任,比别人总要繁重,因为他不是仅是服一人之务,而是要服若干人之务,他的成败,不仅系关系各人的成败,而系关系某一部分人的成败,换言之,即是关系党的某一环的成败。因此,一个领导人的光荣,不在他获得了一部分的领导权,而尤在他能完成了一部分的领导工作,否则,他的领导权愈大,他对党的愧怼亦愈大,明白了这个,大家便不至于为了领导权互争,为了责任问题互推。

二、在党的正确路线之下,决定了行动方针和工作计划,就应当站在明显坚定的政治信仰上,运用组织的力量,使它见诸实行。我们的政治信仰是三民主义,必须以三民主义作为领导的最高原则,以党的组织来决定一切,才是正确的领导方针,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最后目标。但有些人,看错了这一点,以为领导机关只要政治上的领导就可以了,实际的工作,不必由领导机关直接负责,甚至有些人以为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学术地位,政治地位,以及私人情感,社会关系,就可以领导一切,达成任务,有时不但藐视了群众的情绪倾向,甚至蔑视了党的威信与主义的力量,这完全犯了高慢或幼稚的错误。须知领导机关不但有责任决定行动的方针和工作计划,也有责任领导自己的决定之实现,而且人对人的服从,绝不会胜过对他所信仰的组织的服从,因此,加强组织的领导,使他超过政治领导与私人领导,是绝对正确的领导方针。

三、一个善于领导工作的人,对于所要领导的对象,以及工作性质,地方环境,工作时间,必先分析清楚,然后再在党的总路线之下,正确的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与工作计划,切不可为自己的情感所冲动,为自己的偏见所蒙蔽,或者为眼前的现状迷惑,以致看不清事情发生的基本原则,趋势与前途,而反迷离徜恍,无所适从。

中国的社会环境是复杂的,多样的,若不细心估计,便不能从变化的现象里,把握发展的本质,因此,我们应用虚心谨慎,诚恳勤勉的态度,搜集丰富的材料,接近广大的群众,事事考究,时时学习,以求经验的增加,而免错误的复杂。

四、抓住中心力量运用灵活方式,也是作领导工作的重要原则。因为无论人、事、物都有他的中心所在,如能把握住他的中心,一切事情,都容易办,比如一群人,要一个个去领导,不但太不经济,而且也颇不容易,只要你把握住他的中心任务,叫他在党的影响之下,能服从你的领导,则其他的人,自然会个个跟着你走,所谓「擒贼先擒王」,便是这个道理。对于工作,也是如此,如果你找到工作的中心,则事半功倍,成功自易,否则,要拿一样的力量,去应付各种工作,不是徒劳无功,便是事倍功半,不然就是你要紧的,或次要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主要的工作反毫没成绩,这是领导工作时,最要不得的拙笨办法。

问题的中心是找到了,但领导的方式,必须灵活。对于不同的人、事、地,就得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态度,公式主义、教条主义、抄袭主义,都是要不得的。因此,我们要用自己工作中累积的经验,去决定步骤;并用自己工作中新得的经验,去修正错误。

有些同志,常常不能把理论原则和实际情况联系起来,反而把理论与实际分离,弄成呆板的公式,套在一切不同的工作上面,不但减少了工作效率,有时反会造成工作上的严重错误。

明白了这些原则,我们现在要讨论本党领导的工作,过去的情形如何?将来的方针应当怎样?

先就党对下级和党员的领导而言

本党以往的领导工作,只是书面的指示和督促,却未能从实际上监督推进,使从上而下,逐级的联贯起来。因此,中央不熟悉各地方的情形,各地方不明白中央的意志,逐致一切工作计划都无从贯彻。

中央以往对于地方党部的工作,本来条分缕析,都有明白规定,如:民国十七年有「下层工作纲领」以七项运动为其目标。十九年有「训政时期党务工作方案」,以地方自治及四权训练为工作指标。二十二年有「地方自治指导纲领」,二十三年有「县党部推进社会教育,合作事业,保甲运动等六个月工作试行计划」,二十五年有「调整各省市党部组织及工作方案」,仍以地方自治为共同努力中心,抗战以后,复有「非常时期各级党部工作人员及党员工作纲要」,以及「非常时期党员信约」。可是,各级党部的成绩,恐怕没有一个能够达到预期的任务。这就是因为上级党部决定方案的时候,只求立法技术上的完善,或凭一时主观的设计,却不顾下级干部的客观条件与消化能力。事后也不严密考核,按成绩定其奖惩,有时仅凭下级党部的浮滥捏报,「合行准予备案」。以不了了之。实际上各种方案,除了各级党部的干部和录事,辗转誊录,晓其大略外,别的党员,恐怕根本没有看到,这样形式、空泛、不负责任的领导方式,怎么会发生领导作用。

在实行党的任务的时候,领导实行任务的干部,是具有决定成绩的作用的,同时对于各级干部的政治观点,中心思想,工作能力,工作经验以及他与民众的联系,与社会的关系,都应当有经常的监督与考查,以求熟悉自己的干部,而推动既定的工作。可是我们党内,往往有担任工作十几年的干部,与上级党员的负责人,始终没有见过一面,面孔都不认识,本质如何能够了解?

这是本党以往领导工作上,很明显、很粗浅的第一个缺点。

一个党员,应当视党的休戚为本身的休戚,视党的成败为本身的成败。这是天真地义的真理,但是要养成这样正确的观念,最要紧的要提高党员的组织意识,叫他视党部如家庭,视同志如手足,生命贡献于党,生活溶合于党,自然什么时候,也不会与党脱节。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也必须党的领导人,视党员如家人,爱护他,体谅他,用其所长,补其所短,解其困踬;计其福利,大家才能水乳交融,胶漆相结。

可惜,我们的党,以往只有私人的相互维系,只有派别的分歧领导,上上下下相互敷衍,相互利用,而组织的意识反消蚀得无影无踪。

这是本党以往领导工作上第二个缺点。

领导工作的最大作用,是要大家,意志统一,力量集中,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迈进,然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一种力量,能够抵制和克服一般人:易散慢,易动摇,不坚忍,不团结,不一致的最坏习气。

惟有铁的纪律,是战胜这种坏习气的锐利武器!

因为所谓纪律,就是党员服从党,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领袖。而且是自觉、自愿、自动的服从。

可惜,我们以往因为领导无方,以致废弛了纪律;因为纪律松懈,而致削弱了领导力量。

这是本党以往领导工作上第三个缺点。

今后的建设方面,我觉得只要我们能够根据前面所提出的几个原则和几个缺点,努力改进,则消极的建设,可以得到相当效果。关于积极的建设,则应注意下列各点:

一、加强党的组织:正确的领导路线。还须在组织上保证他的实现,正如一个军队,如果他组织散漫,不论他有如何贤明的领导官长,恐怕也要在散漫中,消弱了他的领导力量,尤其中国这样的散漫社会,养成了大家的散漫习气,假若不先从组织上入手,强化了党员的组织意识,领导工作,实在不容易进行。比如党员移转报到,这是一个党员应当履行而且极容易履行的手续,然而因为大家没有重视组织的观念,行止尽管变动,却从来不去注意这个问题,大家都成了没有组织的游离党员,领导工作,何从实施。自然我们也不能忽略领导与组织,有相互连带作用,但我认为组织应先于领导。

二、严格训练负领导责任的干部,在领导工作中,负领导责任的干部人选,是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我们的党,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有伟大的领导原则,有英明的最高领袖,然而我们的领导工作,偏做得没有成绩,这期间中下级领导干部不得其人,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本来一个人,不能天生就是领袖人才,也不能天生来就是尾巴坏子,必须你有超人的道德和能力,有指导人的热情与精神,人家才会景仰你,服从你,自己也才愿意以服务的态度,助人的性质,去领导人。然而良善的道德,坚强的能力与伟大的热情的抱负,一方面须要自己修养,同时也须要党的培养,我们的党,以往忽略了这些,今后务必注意起来。

此外注意党员的成分,加强党员的教育,都是党的领导工作上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假使「党员入党以后,信仰主义与实行主义的情形如何?服务精神和工作成绩如何?经验能力有无长进?对于革命有无贡献?既没有认真调查,又没有严格考核……要求党员热心工作,负责向上,如何可能?」(总裁语)老实说,如今日的若干党员,入党后连三民主义没有看过一遍,党也不设法指导教育,自然他对党没有认识,不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党员的本身如此,在社会上如何会发生酵素作用,扩大党的影响?党的领导工作,又如何能以推动?

就党对于政治的领导而言

我们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是由党产生出来的,党是政府的一个灵魂,政府完全要党来指导,要党员来拥护扶助,才能实行我们党的政纲,发挥我们党的效力!」(总裁语)所以,党治时期,由党来领导政府,是应当的,合理的。但我们要认清的事:(一)党领导政府的目的为何?(二)党领导政府的方式应当怎样?

就目的来讲,我们的党所以命令政府,指挥政府,是要政府发生效力,实行党的主义和政策;并不是说我们的党拿到了政权,我们的党员就应该得到很大的或相当的权利,就应该做官,就应该在政治上无条件的享有特殊地位。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是党员,就不应做官,如果我们的党员,有政治经验,有政治抱负,为了推行党治的顺利,政治上有了机会,应当尽先任用党员。然而过去党员和政府的人,都犯了认识不清的错误,在党员来讲,他认为现在是党治,是国民党的政权,凡是国民党的官员,都应当掌握政权;但政府中的人又认为:总理说过,以党治国,是以党义治国,不是以党员治国,党员应当以服务为目的,不应当以夺取为目的,「衙门重地,党员不得擅入!」连党员中,以往也有这思想,我认为这都是没有认清党治的意义和目的。过去党部与政府的摩擦冲突,也是这种思想在从中作祟。

就方式来讲,「必须使政府党部完全打成一片。这就是说,将党的力量,容纳于地方上各种固有的政治和社会机构之中,而政府依据法令来运用此等机构而发挥其力量」。(总裁语)党部不应当随便干涉政府的工作,政府也不应当任意排斥党员于各种事业之外;但是过去的党政关系,正是犯了这种错误,党部的同志认为既「以党专政」,则一切政治措施,都应当听从党部的指导,设若政府一切自作自为,党务工作即毫无内容可言:相反的,政府人员,则以为党部的工作仅是协助政府对民众作有效的宣传,若妄谈政治,便是牵制政府。

归纳起来,党部想用直接指导的方式,去领导政府;政府则用表面敷衍,实际拒绝的态度,去应付党部。在这样明争暗斗的情形之下,党政关系,便成了极不协调的病态现象。这种错误的原因,在党部方面,是民国十五六年前,共产党在党内所遗留的左倾幼稚阴谋,没有澄清,在政府方面,是几十年来封建势力在政治上所留的官僚余孽没有洗尽。

幸而我们的党,自从总裁提出改进党务与调整党政关系办法以后,党政关系,已经有了正确的分界,以后只要各级党政机关,切实遵照去做,党政关系,当能妥善调整。

就党对于民众的领导而言

领导民众和领导党员及政府,其间迥然不同,因为本党的党员和党治下的政府,对于党的路线和决议有服从的义务和一致执行的责任。在党内工作时,关于党的任务和策略,只要向每个同志解释清楚就够了,领导政府也是一样,只要政府的官吏,明白了党治的意思和自己的职权,对于党的决议和主张,即应当很忠实的执行,至于带有封建气味的官僚,那却又另当别论。惟有领导民众工作,其对象是: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水平各不相同的千百万广大群众,因此领导的方法,要复杂得多,曲折得多,变幻得多。

领导民众的工作,虽然比较困难,但总裁却指示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说:

「对于就业于公私各机关与生产集体,民众团体的党员,分别组成党团而运用之,并得举行党团会议,使各个党员秉承党部的决定和指导,对各项法令的推行,与一切社会生产公共事业的促进,率先努力,以为表率,从工作上取得真正领导地位,同时用种种方法影响其他份子,使同趋积极。」

的确,如能以自己的道德,学问以及工作成绩,吸引起了群众的信仰,再把革命理论印入了群众心中,其力量是伟大的,因此,在群众中获得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信任,是领导群众工作的重要技术,也是总裁对我们指示上的主要意义。为了达成这种任务,我们的领导方法应当是:

一、领导人必须深入到各种环境和人民中去,考察各种实际情形和民众的情绪与倾向。假如党的决议和主张是正确的,而民众不能接受时,必须用诚恳的说服办法,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假使党的主张和政府法令,有时与实际情形凿枘时,也必须明白了症结所在,提供党与政府,可能的修正。切忌用站在民众之上或民众之外的态度与办法,去领导群众。

二、领导民众的态度不但要诚恳,领导民众的心地更要光明,若存了利用民众的心理,而运用煽动的方式,那是绝对不正确的领导方针。共产党历来为了鼓励民众,常是把自己的口号唱得很高,把民众的情绪激烈得很热,但结果一切的诺言,都是不兑现的支票,这样的民运工作,其基础是建筑在泥沙上面,不管当时的情况如何热烈,结果也不过昙花一现。三民主义的民运方针,历来不采取这种手段。

三、领导民众干部的问题,是领导工作中的基本问题。其人选应当从民众中培养出来,才是最合理的办法,因为他来自民间,才了解民众的痛苦,才有亲近民众,为民众谋福利的热忱。选拔西服革履,长袍马褂的先生,去领导民众,有时总难免物非其类,一切流于隔阂。

四、为了争取广大的群众,到我们的革命战线上来,我们不但要成立各式各样的群众组织,更应当善为运用。不过应当于旧的组织中,灌输新的内容,于旧的躯壳中注入新的生命,最忌将新旧组织,形成对立形态,有意无意的发生摩擦。

此外还有一种重要的领导工作,那便是思想领导,这个问题,在今日全国承认服膺三民主义的时候,应当是意志集中,目标一致,用不着再来注意。可是,野心之流,尽管表面上宣言,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但事实上仍想尽了方法去曲解,用尽了力量去混淆,总想把思想界仍闹成黑漆一团,好在那里混水摸鱼。这样的局面,仍需要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对我们的主义研讨,发扬,以便以理论克服理论,以真理打击邪说。

我们检讨了本党以往的领导工作,的确发现不少的缺点,需要改进,不少的地方,需要建设,但我们应当认清:「党员的奋斗,是和军队的奋斗一样,军队奋斗的时候,如果司令官的命令,一时不对,当兵士的都要服从,照原命令去共同前进。若是都能前进,或者将错就错,也能打胜仗。如果一部的军队,看出了命令不对,便单是首尾不能相顾,自乱阵线,便要被敌人各个击破,全军就要覆没了。」(总理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词)这是我们对于党的领导,应有的态度,至于对于党外,我们则应以克制的方法,在工作上尽量改善方式;以竞争方法,在同志间设法督促工作,以斗争的姿势,与敌人努力争取领导!

三十、六、十一,于南泉。

(1941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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