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防治沙尘暴日，关注频发的局地沙尘暴

9 月 18 日

2021和2023年春，中国北方的黄沙将沙尘暴重新拉回公众视野。放眼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升温、干旱及蒸发量增加导致土壤湿度降低，加剧了沙尘暴的形成。这也是我国内蒙古牧区正在经历的现实。

以下文章来源于食物天地人，作者侯赏

诚食讲座·第六十五讲

导语
2021和2023年春，中国北方的黄沙将沙尘暴重新拉回公众视野。放眼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升温、干旱及蒸发量增加导致土壤湿度降低，加剧了沙尘暴的形成。这也是我国内蒙古牧区正在经历的现实。
在气候变化影响之外，生态与生计的双重挤压也使北方草原持续承受高压，退化的草场在旱灾和沙尘暴袭击时更加脆弱。随着旱灾的袭击频率变高，破坏程度增强，我们很少再看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放眼望草原只见“赤壁千里”，“局地沙尘暴成为了部分牧区的四季产品”。
为更好地预警和治理沙尘暴，2023年7月12日被联合国大会定为“国际防治沙尘暴日”。在第二个国际防治沙尘暴日，食通社与各位读者分享社科院范明明老师的锡林郭勒牧区调研，一起理解沙尘暴作为生态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

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牧区干旱：气候变化之外的因素——生态和生计压力下的草原》。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这是2018年7月我在锡林浩特市周边拍的当时干旱的场景，远处密密麻麻的是锡林浩特的城市。锡林浩特位于锡林郭勒盟大草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国著名草原之一。2018年这里发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干旱，从那一年开始，我们很小的课题组开始关注这一问题。

今天的分享也是把我们这几年来一些比较初步的总结以及调研的感受分享给大家，可能会呈现和大家印象中不太一样的草原。

我今天的讲座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我们主要关注三农问题，但对于牧区涉及的其实并不多，我可能需要用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下我国草原牧区的基本情况，包括一些非常关键的政策；第二，解释我为什么以干旱这件事为话题来开展讲座；第三，我们关注牧民是如何应对旱灾的，以及应对产生了怎么样的效果；第四，在牧区干旱频发的背后，除了大家特别耳熟能详的气候变化，还有哪些当地的人为因素；第五，我想跳出畜牧业来讨论一下牧区的人口流动和就业。

通过今天的讲座，我想尽量达到以下几个目的：第一是让不太了解草原牧区的人能大体对牧区有印象，第二个分享我们对干旱事件的追踪以及深入解读。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放在“大农区”的这个话语下，我们来看草原牧区究竟有哪些发展上的困境。

一、背景：我国草原牧区的基本情况

首先，说起草原，大家可能都会想到内蒙古大草原，实际上中国的国土面积有40%左右都是草原。主要的牧区是内蒙古牧区、青海牧区、新疆牧区和西藏牧区，同时还有甘肃的甘南牧区以及四川的藏区也有一部分草原。这些地区是我国游牧民族主要的生活区域。比方说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

我们研究的对象就是草原这样的生态系统，以及依赖草原为生的牧民他们所组成的草原社会生态系统。这样的生态系统有最基本的生态框架，就是400毫米等降水线，这也和中国人口地理上的胡焕庸线是高度重叠的。400毫米等降水线基本上把我国分成了两个区域，一半是湿润和半湿润区，一半是干旱和半干旱区。同时它也是森林植被和草原植被的分界线，季风区和非季风区的分界线。而从人口的经济活动上来说，一边以种植业为主，一边以放牧业为主，一边产生了农耕文明，一边产生了游牧文明。我国草原畜牧业主要依赖自然生态系统，而农业则主要依赖于人工改造后的生态系统。

我国经济的发达区和欠发达区、人口的稠密区和稀疏区也是这样分割的。这是我们需要了解草原的最基本的生态概念。我国的草原，基本上80%以上都处于干旱区和半干旱区，缺水和干旱是它最典型的特征，就像很多牧民都会说“我们这里十年九旱”。干旱是他们必须面对的基本的生态特点。

这是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降水量基本上在400毫米左右，所以它的产草量相对高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秋天的时候草原有很多草，吃不完的草还可以打成捆。

这是西乌旗，也是400毫米左右的降水量，它是草甸草原。

锡林浩特周边是我国主要的典型草原。再西边一点，阿巴嘎旗是典型草原向荒漠草原的过渡区。再往西像苏尼特两个旗、鄂尔多斯、阿拉善这边基本上就过渡到了荒漠草原的区域。

牧民基本上就是生活在这些区域的人群，他们从小和牲畜生活在一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小孩可能不到两岁就可以坐在马上。

有一次我们住在牧民家，吃早饭的时间，牧民就去羊圈里面挤山羊奶，给我们煮奶茶。牧民一些重大的祭祀活动都是在草原上举行，并且把牛羊作为祭品。牧民就是这样，他们的衣食住行以及文化活动、宗教活动，基本上都是和草原、牲畜联系在一起。

那么，对于草原社会生态系统来说，它和农区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农区的话，我们知道对于农业生产的投入主要包括农用设备、灌溉系统、化肥农药等，对农田进行管理和利用。但是像畜牧业，它基本上是通过牲畜来利用草场，所以它分为两个阶段的生产。

第一性的生产是牧草的生产过程，第二阶段的生产是牲畜的生产，这个生产对于牧草的生产来说，它本身就是草原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牧草的生长也关乎着生态系统功能的稳定性，同时牧草产生多少也决定着牲畜能产生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第二性生产的产出。同时，由于草原在不同年份之间，不同月份之间，区域之间，它的降雨量有很大的波动性，所以牧草的生产量也有显著的波动性。

对于第二性的生产，也就是说畜牧产品，它是进入市场经济的主要产品，它和牧民的生活紧密相关。同时，牧民通过可以调控牲畜的种类、数量、放牧方式，从而反作用于牧草的第一性生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牧草生产的波动性。比如，可以通过购买饲草料来弥补降雨的波动性。

整体上说，第一性生产——牧草的生产，更具有生态属性和公共物品属性。它服从自然规律，并且呈现出波动性。而第二性生产更多的具有社会属性，它是牧民的私有物品，同时它的供给价格遵循一定的市场规律，对于牧民来说是追求稳定的，他不希望他的收支有特别大的波动，这样可以维持日常生活的稳定。

从草原的管理上来说，建国以来，我国草原管理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建国以前是典型的逐水草而居。《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就是说它居住的场所不像农田那样是固定的，它是到处游走的去放牧。但是并不是说任何区域内都可以游牧，而是在部落和部族之间有一些分割的界限。

第二，在建国之后，草原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一直到人民公社，它建立了一种全新的草原集体放牧经营的模式。这个时候它的整个管理边界和行政制度更加的清晰和严格，但是总体上是集体使用草场、集体饲养牲畜。

第三，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来，牧区要在切实调查的基础上明确划分草场权属，更好地保护和建设草原。这个时候就开始了草原上的分牲畜和分草场到牧民个人手里。

第四，2000年之后，几场比较大的沙尘暴吹到了北京，这一时期，牧区开始开展以生态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治理工作。2011年之后也是生态治理，但是这个生态治理是以草原生态的形式在进行。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1983年左右实施的草场承包彻底改变了牧区社会公地公用的性质，逐步分成了单户家庭享有经营权，从公地的属性变成了单户经营的模式。

2000年之后，草原的生态问题被重视起来，生态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北方草原被叫做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进入到大规模的生态治理阶段。2011年之后，为了平衡生态和生计之间的矛盾，草原上就开启了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受益农民最多的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它的奖补力度有多大呢？从2000年到2009年，国家总共投资各种生态项目200多亿元，到2011年之后，五年间就远远超过了这个数量，并且五年为一期，一直持续到现在，以奖补或者草畜平衡的方式给牧民。

以上内容便是我国草原的基本情况，作为本次讲座的基础背景。

二、问题缘起：为什么研究干旱？为什么以锡林郭勒为例？

为什么要研究干旱问题？其实是源于2018年。那一年干旱，我们在北京收到了很多牧民发的视频，他们说草原严重干旱，到7月份之后给我们发视频的牧民越来越多。我们就意识到，对草原来说，这一次可能是大事件，所以我们在7月份就出发去了锡林浩特。

这张图片是锡林浩特平顶山周边，这一块原是历年都可以打草的地方，秋天的时候草非常多，可以打草过冬使用。但是，2018年我们去的时候，地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草，后来我们爬到比较高的地方看周围的景象，发现整个这一块的周边基本上也是相同的状态。在路边，牲畜在啃食已经枯黄的牧草。

这是我们从锡林浩特再往西走到苏尼特左旗的时候，7月3号刚刚下了一场小雨，所以有一些绿色，但是依旧可以看到地上裸地非常多。我们在苏尼特左旗路过的牧民家里，家中的牛刚刚生产完，但是牧民说这个牛已经站不起来了，估计会死掉，因为它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到新鲜的牧草，牧民只能手拿着买来的牛奶喂养小牛犊。

再继续往西走，就到苏尼特右旗，这里基本上可以用赤壁千里来形容。

我们去二连浩特的时候，牧民说这个地方基本每天都在刮沙尘暴，风大的时候他们喂牛羊的水槽直接从这里吹到了很远的地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刮沙尘暴的场景。

我们沿路大概访谈了40多户的牧民，了解他们今年灾害的情况。牧民普遍对我们说，在他们记忆中，经历的最大的旱灾是2000年到2001年。但是2018年的灾害已经远超了当年的情况，所以很多牧民都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旱灾。”

我们在苏尼特右旗的时候，牧民的话对我们产生了非常大的触动。他说：“2000年虽然是大旱，但是比现在还好很多呢。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以前的生活和现在没法比。但是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雨了。”

我们在牧区走的时候就觉得牧民的生活确实是越来越好了，但是草场的状况却越来越让人忧虑。同时，这种干旱的频繁程度似乎已经快要超过牧民的承受能力。

你看，这是我们在二连浩特调研的时候，一家牧民盖的新房，是这种小别墅的样子。

这是一般的牧民家中装修的地暖，可以看出来，他们生活上好像和城市也比较接近了。

这是他们牲畜用的棚圈，这是他们放牧用的车，以前他们是骑马，后来骑摩托。骑摩托冬天太冷，就换成了这种小汽车，现在家用小汽车的普及率应该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这是他们用来干活的机器，像清理羊圈、牛圈，就可以用这个，不需要人力直接去清理。

这是现在在牧民中非常普及的装在棚圈里的监控，如果有羊生产之类的也不用一直在棚圈盯着，通过监控在屋子里就能进行观察。

这是他们打草的工具，这个也是随处可见的，他们把草捆好之后装到车上去。所以在整个的生产过程中机械化和现代化还是很好的，即便家里没有草了，还可以非常方便地在外边买到牧草。一到9、10月份的时候，整个内蒙古好多地方就可以看到装满了牧草的卡车。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焦虑的牧民。尤其是焦虑不下雨这个事情。就像那个老人家说的，他说什么都不缺，就缺雨了。我们的向导说，现在只要是不下雨，就睡不着觉。他的手机上有很多个天气预报的软件。他说他天天就盯着手机看天气预报，如果要是预报有雨但是没有雨，他还会打到电话到气象局去问问预报员，为什么他们预报得不准确？

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可以体会到他们的焦虑感——对下雨的期盼。所以，我们一方面觉得牧民的生活生产条件变得越来越好，但是唯独对干旱却无能为力，异常焦虑。所以这是我们问题的缘起，在干旱中，牧民都经历了什么，为什么牧民对干旱这么焦虑？除了气候变化，这种不断加剧的、日益频发的干旱是如何发生的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从2018年开始了对于干旱的追踪研究。我们主要的调研区域是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主要是锡林郭勒盟的中西部，即苏尼特左旗和右旗。有的时候在锡林浩特市周边也会进行调研。

这个地方相对更为干旱一些，它是荒漠草原地区。但并不是说我们选了特别干旱的地方去研究干旱，而是我们觉得这个区域对于干旱更为敏感，更能提前发现一些机理性的东西，所以我们重点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追踪调研。其他地方其实也在沿着这一规律发展，只是还没有如此明显。

通过2018年到现在的调研，我们觉得牧民的担心确实是非常非常值得重视的。如果你去内蒙古问牧民，问你们的草场什么时候发生过比较大的变化，几乎所有的牧民都会提到，2000年是非常重要的节点。这一年有一场大旱，2006年也干旱过一次，但是和2000年比就比较小。至于2018年，牧民觉得已经超过了2000年。2018年之后，2019年稍微好一些，到2020年2022年的时候，干旱又一次来袭，并且很多地区这次干旱持续到了2023年。2023年的干旱已经超过了2018年，所以说干旱的频度和严重程度确实已经深刻影响到了整个牧区的生态和生计。

这个是我们2018年拍摄的，风沙频繁来袭，地下的植物根部和石头已经被吹得露了出来。

2022年7月20号我们在苏尼特右旗看到几乎是寸草不生。苏尼特左旗的草原基本上也是虽然有一些返青，但是牧草又被吹干了的状态。

这个是二连浩特，几乎没有绿色的草。这是苏尼特右旗的一片。也就是说草原整个的干旱范围还是非常大的。

2023年东起苏尼特左旗，西达苏尼特右旗，再加上二连浩特整个区域都是处于十分严重的干旱状态，干旱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牧草的减少，从而影响牲畜。那么对于牧民来说，如何应对？

最常用的两种办法，就是购买草料和走场。走场就是从受灾的干旱区域走到有草的地方，走到别人家的草场去吃新鲜的牧草。从草的方面去入手相对比较快速，比如买到草料就可以用，找到草场就可以走，这是目前大多数牧民的首要选择。

同时，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牧民的策略是很多的，比方说他会提前出售牲畜或者育肥，或者改变整个牲畜的结构。从牲畜的角度去入手考虑就会更加综合一些，这不是特别普遍的现象。今天受时间限制，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在干旱中牧民购买草料和走场的情况，以及它对于生计和生态的影响。

三、应对旱灾的策略：以购买草料与走场为例

大家都知道草场6、7月份应该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牲畜应该可以吃上新鲜的牧草。但是在2018年的7月，牲畜还需要饲喂。有的牛已经瘦的只剩下骨头了，只能放在圈里喂养，因为草场上已经没有可以啃食的牧草了。

策略一：购买草料

干旱期间，会大幅增加牲畜的饲喂时间。我们在2018年进行了简单的统计，2018年有80%以上的牧户饲喂时间达到了八个月以上。正常情况下，饲喂四个月左右就可以了，但是到了干旱的年份，大多数饲喂时间增加到了八个月以上。对于牧民来说就意味着高昂的饲喂成本，基本上每户牧民购买草料都在十万元以上，这项成本占到了收入的60%。而这只是平均数，如果分开来看，可以发现大约三分之一的牧民，他们的草料成本占据了收入的90%以上，所以到手的利润所剩无几。

而且，他上一年的收入已经全部用来买草料，买草料也不是简单的事情，需要搭配营养购买，比如草料有草、青稞、玉米，还有葵花饼，还有一些加工比较精良的大羊或小羊的饲料。

这户牧民家一共就200只羊，他2018年的时候简单估算，草料的成本是7万多元，到2023年的时候，草料的成本就更多了。另一位牧民，他们家遭遇了两年干旱，他说他除了走场就都在买草料舍饲喂养。他已经数不清自己买了多少的青储、草球、燕麦、青草。只要有钱了就买一点。还有一位牧民说买的草料一开包马上就被吃没了，他们家草料费一年花了20-30万。二连浩特的一家牧民，他们家也是只有唯一的一包草料了，实在是顶不住了就找草场去走场。他说他们家一年的花费也在30万左右。

不光是在干旱的年份，即使是在非干旱的年份，牧民也越来越多地购买和使用草料。这位牧民说2000年之前，他们放牧基本上是没有成本的。所有的羊基本上不喂草料，只给一些老弱病羊补一点草料；到2002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给大群的羊备料了。但是那个时候只是添加一些玉米，冬天的时候喂一点。到2010年左右的时候，大群的羊就都要喂4-5个月，不仅要喂料，同时还要补草。2018年之后，2020年这样比较平常的年份，他还是准备了6个月左右的草料。

如果我们把一年分成12个月，用黄色代表草料喂养的时间，绿色代表天然采食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出趋势变化。可以看到，2000年之前草料成本为零，基本上靠天然的采食，而到2000年之后，经历了那一场灾害后，开始需要草料，但是总体比较少。到现在正常的年份买草料已经成为了普遍的行为，一般都需要补草料四个月左右。而遇到一般的小旱年，补草料的时间可能要达到六个月，这个时候的利润空间就比较小了。当遇到比较大的旱灾时，像2018年、2022年、2023年，出现连续的干旱的时候，一方面是草料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就是牲畜的市场价格低。这个时候处于灾区的牧民就陷入赔本的状态。

所以，随着草料越备越多，催生了一个利润空间比较大的草料市场。整个草料市场的链条非常的长。有一部分人会专门去租场，租场的地点一般在东乌和西乌，我们去年问到的价格最差的草场是50块钱一亩，比较好的要80块钱一亩。比较差的草场一亩地大概能出六捆草，一捆草是30斤，比较好的草场能出到十捆。

租了草场之后还要打草，打完草之后要把草搂成一排一排的，再找捆草机器进行捆草，捆完草之后要盘草，把草装到车上去，放到储草的地方，再把草堆起来。等到买卖的时候由卡车运输到市场或者直接运输到牧民的家里边，再去卸草。我们算了一下，刨除买卖草场的商户的利润之后，到牧民的手里，一亩地的成本就是144块钱到240块钱。所以，草从打草场到牧民手里翻了将近三倍的价格。

那么，在高昂的草料成本下，牧民是如何放牧的呢？是不是备草的时间越多，草场就有越多恢复的时间呢？调研过程中发现，其实越是到干旱的时候，干旱持续的时间越长，牧民对于自己家草场的使用越是普遍地处于一个过度使用的状态。比方说，牧民家里有300只羊，因为转场和喂草料已经很贵了，所以牧民就等着下雨，等下了雨之后，只要能吃上40天，羊就可以长起膘来。所以他们就是计算着天数来等草出来。

牧民其实普遍都觉得他们这个地方的草场已经该休息了，但是迫于经济上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在自家的草场上继续放牧。牧民说，他们家的草场其实很多以前的草都已经没有了，估计下雨也都长不出来了，现在能长出来一些草，只要是新鲜的牧草，那羊就可以利用这点草长膘，还可以用的情况下就用自己家的草场。这就是我们在路上经常看到的一个景象：在干旱的情况下，虽然草场上已经没有什么草了，但是牧民还是把羊会放到草场上。

这是我们对于购买草料抗灾的一个小结，对于大多数牧户来说，舍饲喂养抗灾其实是最容易实现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买草并不困难。但是，买草就意味着高昂的成本，当饲喂达到6-8个月的时候，一年牧业生产的纯收入就所剩无几了。在牧民所有的生产环节里，利用天然草场，成本是比较低的，也是产生利润的所在，尤其是灾害的时候，牧民面临的是生存性的困难：继续在草场上放牧，还是把牲畜全都处理了（破产）？

所以，当面临这种困难的时候，牧民在已经严重过牧的情况下继续采食天然草场也是一个理性的、无可厚非的选择。购买的草料只能是对天然草场的一个补充。有的时候，我们说舍饲圈养可以减少天然草场的采食程度，让草场能够在退化的时候得到修复。但是，现实中我们看到，饲喂量其实是和草场的退化程度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一般购买草料越多，意味着牧户自己家的草场生态状况越差，即便是它的成本可以承受，到了夏季的干旱时期，舍饲喂养在抗灾方面的弊端就会逐渐凸显。因为草原上的牲畜需要新鲜的牧草来保持健康和膘情。

策略二：走场

牧户的第二个策略是走场。当干旱出现的时候，尤其是到了夏天，6月份之后，牧民就要为牲畜寻找新鲜的牧草。我们在路上看到很多拉着牲畜的大车，从灾害的区域走场到有新鲜牧草的区域。因为到6月份之后，草原上的牲畜就很难适应这种舍饲的环境，补草补料也并不能增加牲畜的膘情，反而会造成上火或者营养不良，继而掉膘、生病，所以“走敖特儿”（走场）就成为他们夏季应对旱灾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策略。并且相比饲喂来说，成本比较低。

18年的时候我们调研情况是：牧民把羊放到另外一家牧场去，每个月一只羊支付15到20块钱，一头牛支付200块钱左右。我们在2018年调研的牧户里，走敖特儿的平均成本就是不到3万元。到了2023年的时候他的走场成本就高了，其实有的甚至翻了一倍，羊是30到70块钱一个月，牛是300到600块钱一个月。但是即便是这样，相对于饲喂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所以牧民也更愿意在夏季受灾的时候去寻找走场的地方。

但是当干旱来临的时候，走场特别不容易，并非想走就能走。干旱中有新鲜牧草的草场就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走场的地方。我们问的一户牧民，他们家从5月份就开始找草场了，一直到7月份他都找不着一个合适的草场，他打电话问了很多人，想着找个草场，让他的羊过去吃十天半个月新鲜牧草也可以，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另外一户，他们家的羊分成了五六群，因为他实在找不着可以收羊的地方，他就把他的羊分到了五六家。我们当时访谈的牧户，接受了他家十只左右的羔羊，简单的过渡一下。

所以可以看出来，走场在干旱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近的地方，他们可以赶牲畜过去，比方说这一家，他们是走到村子里的集体草场去，他用半天时间就可以把羊赶过去，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要找到一个可以用的草场要走比较远的路，都是需要用运输牲畜的卡车去拉的。这样的运输成本很高，大卡车按公里来算一公里是12到16块钱。

我们访问了二连浩特的这户牧民，他们家就把牛羊转移到了600多公里之外的赤峰，这个草场还是好不容易找到的，因为他的儿子在市政府上班，所以认识的人相对多一些。他其实想找近一点的地方，因为可以省一点运费，但是实在是找不着，最后还是花了一万多块钱，把他们家的牛运到了赤峰。

而对于接收受灾牲畜的走场的牧民来说，现在只要草场有点草就能赚钱。这一个牧户家里已经没有牲畜了，他现在专门把自己家的草场租给走场牧户，他家有9000亩草场，2023年夏天他们家来了600多只走场的羊，他说草场够这群羊吃将近两个月，用它原话是说“现在有点草就能赚钱了”。

于是我们就去他们家草场上看那群正在走场的羊，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他们家的草场。可能和大家想象中的非常不一样，其实也就稍微有一点草，垂直往下照的时候，它的覆盖度可能连20%也没有。这就是过来走场的那一群羊，他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草场上走场。即便是这样，吃点新鲜牧草也比在棚圈里继续舍饲喂养要强一些。

那么，牧民是如何利用这种走场的草场呢？这户是苏尼特右旗的牧民，他把他家的羊走场到了四子王旗，这个草场也是另一个人租来的，大概是7000亩草场，用来放马放羊，同时他又转租给了右旗的这户牧民，让他帮着放养，他们两个平分租金。租金是六块钱一亩，他们一人三块钱。他们在这个草场上放了1300只羊和一匹马。但是如果按照当地规定的理论载畜量，其实这7000亩也就能放200多只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中的利用强度。这是第二个例子：这个牧户租了5000亩的草场， 9月1号这个草场就到期了，快到期的时候，他就让朋友家的200多只羊到这个草场来走场。

通过上面的例子，可以窥见走场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呢？走场在夏季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对草原上的牲畜，它几乎是维持和增加膘情的唯一途径。在这里边就显示了草原上牲畜移动的必要性。走场虽然成本比单纯喂草料低，但依旧是一个高成本的方法，它包括走场费、运输费，还需要有人过去照顾牲畜，甚至有的草场还是没有水的，还要有一辆车去拉水，此外，还有电费等等。对于干旱中的牧户来说，这依旧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压力。

同时，走场也存在着风险。比方说，牧民走那么远过去了，这个草场是不是也会遭遇干旱？这个草场能用多长时间呢？牧民的牲畜是不是能适应这个新的草场呢？接受牧民走场的这个牧户是不是能够比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牲畜？所以对于牧民来说，在灾害的年份，找到合适的草场，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很多牧户会将走场作为自己的草场实在是等不到雨、实在是没有草，羊也就吃个半饱的情况下的选择。

到了走场的地方，牧户就会本着吃回成本的心态来利用这个草场，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只要比自己的草场好一点，他就会一直在租来的草场上继续让牲畜采食，所以，用来走场的草场，在灾害中，其实很多时候就成了一种被掠夺性地使用的资源。

饮鸩止渴：目前应对旱灾的策略也加大了牧民的破产风险

我们对上述的两种灾害中牧民的应对方式进行一个总结：当我们采用购买草料和走场的方式应对干旱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高成本的应对方式，而高成本的应对方式就会让很多牧民面临现金流不够的情况，这样，贷款成了牧民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

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所有我们去过的地方，一问他们嘎查整体的贷款情况，基本上是90%以上的牧户背负贷款，而且他的贷款就是为了购买草料或者走场。然后当成本增加，贷款也增加了，整个生产成本就会进一步地增加。为了能够维持牧民持续性的生产，牧民一般情况下不会大幅减少牲畜的规模，而是尽量维持一定的规模，在雨水好的时候，它能够获得相对比较高的利润来平复之前的成本或贷款。

然而，这种通过维持牲畜规模以期待雨水好转的策略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干旱持续，草场状况持续恶化，不仅牲畜的健康状况会受到影响，而且牧民的贷款压力也会进一步增大。这种生存策略似乎是一个无解的循环：为了维持生产，牧民需要贷款；而为了偿还贷款，他们则需要维持或增加牲畜规模，以期在条件好转时获得更高的利润。但这样的策略在极端天气频发的今天，显得越来越不可持续。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天然草场是唯一能够降低成本的环节，也是唯一的利用空间，所以很多时候在干旱中就发生了显著的草场退化，这种草场的退化又进一步加剧了干旱。

四、是天灾还是人祸？围栏定牧与旱灾的关系

在分析了干旱条件下牧民的应对策略、及其对生态和生计的作用之后，我们也对干旱频发的人为因素进行了总结。

当灾害发生的时候，整个生态系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调研过程中看到大量裸地的出现。

这是苏尼特右旗，我们看到这一块地基本上是以篦齿蒿为主的草场，它的覆盖度特别低，可能也就20%左右，没有多余的枯草覆盖地面，整个地面都是裸露在外的。苏尼特右旗在干旱中，不仅地上植被被采食，甚至一些植物的根部也被牲畜采食了，整个地表就是裸露在外的。

草原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蒸发量远大于降雨量，比方说苏尼特右旗这一块，它的降雨量基本上就是180毫米左右，但是它的蒸发量大概是2700毫米左右（在没有任何遮挡的理想的情况下）。所以当裸地存在的时候，地表的蒸发量就大大增加了。

这就是为什么牧民经常说，以前他们这里下四指雨（四个手指头并起来的这种深度的雨，指的是土壤湿润程度到这个深度的雨）就顶事，牧草就能长上一个月左右。但是现在的话，下四指雨两天就干了，所有的土都是干的。对于这个地区来说，当它的裸地达到一定的面积的时候，降雨的有效利用程度就变低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当地表裸露在外，同时又有牲畜不断地在上边来回踩踏，就会造成一个地表土壤的松动与沙化。

这是我们拍摄的一个照片，可以看到我拍摄的时候脚下的土壤基本上踩上去就是软软的感觉，是松动的、沙质的土壤。在温度较高的条件下，就会引发局地的沙尘暴。2018年，我们调研了大概十天左右，就遇到了七八次这种情况——远远看到一片云彩，感觉是要下雨，结果就起了一阵风，夹杂着地表尘土的移动，然后就形成了一场小沙尘暴。以前我们都觉得沙尘暴可能是春天特有的现象，但是在这里一年四季都会有这种局地的沙尘暴。

这是我们夏天看到的沙尘，这是秋天的时候。看起来像阴天，但其实这一堵墙就是沙尘。这是今年冬天的时候。牧民跟我们说，他们要去看冬季那达慕，赛马、赛骆驼的时候，就起了这种沙尘，随之出现了这种地表土壤的移动和搬运。

这是我们调研的一个牧户，他在上风口，这是他们家的草场，这边的风经常就是从这边往下边吹，带走土壤，然后植被的根部就露了出来，大概有十几厘米的高度，他带我们到他的下风口去，这片草场的草有一些针茅，然后还有一些灌木，他说因为上风向的土朝这边吹，就把这边的草给掩埋了，他带我们挖，挖了大概有一尺左右，我们才挖出来在沙土里埋着的针茅。

这是锡林浩特一个牧民家的草场，他本来是留了一些草，主要以针茅和羊草为主，准备秋天的时候给羊吃，结果因为干旱，以及多次沙尘暴，他们家留的这一片比较好的草场就被盖住了。盖住之后，下了一场雨，长了一些其他的草。我们就很好奇，最后长出来是什么草。10月份的时候又去看，发现之前本来长满羊草和针茅的这块地，长出来的却是虎尾草、灰菜还有猪毛菜，基本上是一年生的植被。

这是我们在苏尼特左旗路过的一个地方，当时因为沙尘刮了很多次，这边积了很多沙子，结果到10月份的时候，我们再去的时候就长了很多猪毛菜。由此可见，在干旱、裸地增加、以及土表土变化的条件下，到了夏季降水的时候，草场的植被就会发生一些比较显著的变化。这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

据我们的观察，夏季如果降雨比较晚，在这种沙质的地上就会出现大量的一年生植被，一年生植被往往是生态系统自我恢复的一个过程。但是恢复的过程中，是不是能恢复到之前的一个状态，其实还要看后续的利用程度。当没有办法持续地恢复的时候，其实就会进入到一个让生态系统相对比较不稳定的状态。

比方说这个是猪毛菜，又叫风滚草。前几天出差的时候，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人看着视频说，你们看美国的风滚草怎么这么多，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内蒙也特别多。到秋天的时候，有猪毛菜的地方基本上就会出现大风一刮风滚草就随着风跑的情况，遇到遮挡，就会被拦住、停下来。

这是我们长期跟踪的一个点。2018年的时候，他们家的草场基本上什么都没有。2018年7月18号的时候，下了一场很大的雨，到10月份，我们再去的时候就长了一片冠芒草。

等到2021年我们再去的时候，变成了这种成片的篦齿蒿。这是我们2022年去的时候见到的，非常小，我们有点分不清它是猪毛菜还是篦齿蒿，但是基本上就是这种植被。这是2023年我们再去的时候，就又是小小的篦齿蒿。

当这种情况持续得不到缓解的时候，会进入到一年生植被统治的阶段，让生态系统变成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所以，在牧区可以看到，旱灾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方说裸地的出现，加上牲畜的踩踏，造成土壤的变化、植被的变化、沙尘暴的增加，这样就会造成干旱在局地的进一步强化。

我们观察到，干旱不仅仅是草场退化的原因，也是草场退化的结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为因素的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灾害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但是在苏尼特右旗，我们去气象局问的时候，他们就说，其实从他们的统计数据来看，他们这些年没有特别显著的变化。比方说2022年2023年春夏季的降雨确实是少了一点，但是没有到一个很剧烈的程度。但在牧民的实际生产过程中，却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干旱，而且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这里边就凸显出人为因素在干旱里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实我们在和牧民聊天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共识性的东西，比方说，牧民说他们这个地方土层干到底的话，一般的雨就不顶事了，下一两尺的雨都没有用；不光是下雨的问题，土的问题也大，这个地方没有枯草层了，整个地皮都露在外边了，就会越来越干。这是牧民在放牧过程中，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

我分析旱灾的人为因素，并不是把牧民当作罪魁祸首，我是反而觉得，牧民可能是这个人为因素的最大受害者。我们认为，这是在围栏定牧的情况下，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干旱是必然事件，在围栏定牧的放牧模式下，牧民只能通过购买草料的方式去解决围栏定牧引发的问题，必然导致成本增加，进而引发牧民偏好使用天然草场，造成围栏内的过度放牧。

走场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走场减轻了自己草场里的一些压力，但随着成本的增加，牧民大概率会在走场的地方过度使用天然草场。围栏内的过度放牧导致的草场退化，引起裸地变化，植被变化，从而带来沙尘暴，进一步加剧干旱。

其实，牧民最终是各种后果的承担者，他承担着攀升的生产成本、恶化的生活环境、不断增加的劳动强度以及日益不稳定的收入。我随便截取一个牧户一年度的收入和支出明细，可以反映牧区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表面上看总收入挺高，一年能有20多万，但同时整个的家庭的支出也很多，基本上属于一个持平的状态。整个牧区的牧民面临一个普遍问题：他以高生产成本支撑高家庭收入，任何一个灾害都会让他们陷入困境。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讲了，干旱、甚至十年九旱对于牧民来说，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长久利用草场的历史中，过去的牧民创造了一些值得借鉴的做法。

五、以史为鉴：60年代应对旱灾的经验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1963年和1966年的时候，锡林郭勒盟也曾经经历了严重的干旱。当时他们是如何应对的呢？

1963年的时候，苏尼特右旗的一部分人走场到了东乌旗，他们走的时候，那里的草场还是有枯草层的，只是草比较低。他们把牲畜移到了东乌旗，走走停停，到第二年才回来。1966年的时候，又出现了大旱。当然，那个时候的干旱和现在的干旱是不一样的。当年的干旱是指，在春天的时候，还有草，只不过是因为没有下雨，所以没有长新的草。那一年，他们就从苏尼特右旗走到了锡林浩特，等到回来的时候，他们的草就已经长起来了。

这是我们访问的苏尼特左旗，1963年旱灾的时候，他么有一个整体的应对灾害的走场图。他们这边是49个嘎查，分别移到锡林浩特东乌、西乌这些地方，走了大概一两年，然后才回来。和现在的这种抗灾策略相比，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未雨绸缪。在还有植被覆盖的情况下，就开始移动了，而不是像现在，基本上是自己家的草场已经没有什么可吃的情况下才开始移动。

第二，统筹协调。那时候有政府层面的协调，牧民根据他的经验去选草场。

第三，互惠互利。那时候迁移的基础是基于互惠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无论是买草料或者是走场，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第四，长时间、长距离，等到返回的时候，草场都已经恢复了。

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历史上应对灾害的方式，虽然这个应对方式在现在看来有一些理想化，但是我觉得至少可以为我们现在如何应对灾害，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启示！

这个是我们在草原上拍的，也是草原现在面临的困境，你到隔壁家走场都走不通，更何况到大距离、大范围的游牧。这就需要制度上去解决一些事情。

今天讲的内容，可能会让大家有一个感觉：牧区的牲畜和人口压力是不是因为人太多了？是不是像农区一样，随着人口的向外流动，这些问题就不成问题了呢？并不是这样。

就以我们调研的嘎查为例，在草场划分的时候，这个嘎查被划成了六大片，我们针对这一片进行了人口流动的调研。在1983年分草场的时候，这一篇大概是有十户左右的牧民，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不断分家，又有新成立的牧户，到了20户左右。然后到2000年之后，人们慢慢地有外出或外嫁的，现在依旧是十户左右。也就是说，在人口上，基本上是保持了一个持平的一个状态，甚至比分草场的时候更少。

在这十户里边，1970年后、1980年后出生的男孩基本上是17个，有13个人分了草场，目前9个人都在本地，在这个小区里放牧，还有两个选择了外出打工，两个在外放牧。没有草场的孩子中呢，也有一个跟着他的爸爸放牧，另外一个到其他地方去放牧，还有外出打工。

这是这一片没有草场、去外边打工的一个人（图片略），他干了各种零工，现在也比较稳定，他开着卡车拉草料、拉牛羊，他也希望能够有机会再回到牧区。因为在外边打工确实比较辛苦，收入也不是很稳定。相比来说，他觉得还是在牧区生活会更好一些。

这个人是70年代生人（图片略），他曾经在外打工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又回到了牧区放牧。他觉得在牧区放牧和在外打工相比，牧区的生活会更好一点，也更符合他的生活习惯。还有一部分老人，他们到城里边去接送孙子，同时兼顾养老了。

总体上来说，牧区没有特别稳定的人口外流趋势，即便是打工，也主要是到旗内工作，去旗外打工的人特别少，最远的也就是在内蒙古区内打工。就业类型也比较少，主要是开车、保安、服务员等临时性工作。打工收入一般也只能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支出。很多人，即便是有草场或是没草场，都希望他们能够在畜牧业和外出务工两者之间进行随机的切换。所以，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人口还是和畜牧业、牧区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

与此同时相对应的，就是草场的变化。他们这一块——我们刚才很多的照片也是来源于这个嘎查——的植被覆盖度看上去基本上就是10%、20%，最好的地方也就50%。但实际上在2000年之前，这里的很多地方是能打草的，覆盖度应该有80%以上。

可见，在过去的这20年，发生了一个非常剧烈的变化：一方面，人口和社会层面是对于牧业上的依赖有增无减；另一方面，在生态上，草原的自然生产力正在显著下降，而且基于我们目前的调研，这种矛盾将会是长期突出存在的，这是牧区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