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賜香：1903：一個女人的背影

對秋瑾來說，1903年，構成了她人生中的第一個轉折。

1903年，她隨丈夫王子芳（字廷鈞）赴京。王子芳，曾國藩表侄，湖南湘鄉的「高帥富」，這次進京是因為在戶部捐得一個戶部主事。官職不算大，正六品，但好歹是中央財政部裡的公務員，職銜比縣令還要高一品。相形之下，秋家卻是剛剛敗落的官宦之家，在王家面前變得有些灰頭土臉：其一，秋瑾的祖父秋嘉禾，舉人出身，做到過知縣、知州、同知之類，1894年辭世，人走茶涼。其二，秋瑾的父親秋壽南，也是舉人出身，也是做到知州，1901年辭世，又涼了一圈。其三，秋瑾兄妹四人，一哥一弟一妹，秋瑾行二，她的婚事是其父1895年調任湘鄉釐金局總辦後與當地大富豪王家聯上的，也叫官商托結，門當戶對吧。王家是富商，秋家是稅務局的，一個負責掙錢，一個負責收錢，差不多能打個平手。可秋父一死，家裡唯一的搖錢樹沒了，王家就開始給臉色看了，何況秋女士也不是那種低眉順眼的小媳婦兒，平時作派就頗讓婆婆看不慣。秋父死後，1902年，秋家與王家合伙開了一個錢莊，不用說，這是親家想幫襯秋家呢。可是秋家沒有一個擅長經營的，折騰到年底，破產了。秋瑾在婆家的日子更不好過了。老公雖然是高帥富，佳少年，美丰儀，但秋瑾卻是公知，還是女公知，平時寫個詩，都是「難將巾幗易兜鍪」，「閨人欲負戈」什麼的，所以兩人誰看誰也不順眼。鑒於中國的大男子沒法寫怨詩之類的，所以我們現在能看到的，都是秋瑾的：「可憐謝道韞，不嫁鮑參軍」；「知己不逢歸俗子，終身長恨咽深閨」雲雲。現在，王子芳要來京城走兩步了。他沒想到，媳婦兒比自己走得更遠。

1903年，秋瑾在京城認識了生命之旅中一個很致命的閨蜜：吳芝瑛！吳芝瑛，19世紀的60後，在70後的秋瑾面前自然是大姐大；這個女人不簡單，她是無錫才子、戶部郎中廉泉之妻，安徽桐城派大文學家吳汝綸之姪女，吳汝綸還是曾國藩的入室弟子，秋瑾又是曾國藩的表侄媳，雙方關係自然又近了一層；當然，更吸引秋瑾的，應是吳芝瑛的維新傾向與北京幹部家屬的上層社交資源，總之，秋瑾在吳的影響下，眼界大開，女權意識大覺醒。

1903年，秋瑾開始公開著男裝出現。且有詩雲：「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我估摸著，若條件許可，小娘們都敢去做變性手術呢。在她的觀念里，著男服至少可算是男女平等的一個標識吧。這跟如今的某些女權主義者希望學著男人的小樣兒站著小便，應該是一個心理狀態。

1903年，秋瑾與丈夫發生了巨大衝突。這一年的中秋，王子芳說好要在家宴客，讓秋瑾在家準備，但到傍晚就被哥們拉出去吃花酒了。眾所周知，中國的小姐一般都挺有職業精神與專業水準的，伺候得男人留連忘返，女權意識大覺醒的秋瑾自然等得不耐煩，就穿著男裝偕小廝去戲園看戲了——其實這不是健全的女權主義，如果是健全的女權主義，當是著女裝，偕小丫，去逛鴨店才是。問題是，就這種二半吊的女性解放，秋瑾的丈夫都大光其火，回來就把秋瑾痛打了一頓。秋瑾雖然少女時代就練過刀劍馬術，但畢竟裹了小腳，總之，打不過男人家家的。但這口氣卻是忍不下去的，於是離家出走，找了個賓館住下了。雖然王子芳派僕婦好言好語地把秋瑾哄回來了，但是秋瑾與丈夫的關係，卻變得很惡劣，對丈夫的評價變成了「禽獸之不若」。

1904年，秋瑾與吳芝瑛訂文字之交，結同心蘭譜，並在吳芝瑛的婦女沙龍里，結識了生命之旅中又一個關鍵的女人——京師大學堂日本教習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

下面我們看看繁子對秋瑾的印象：「出現在我面前的人，分不清是男子或是女子。苗條的身材，額前留著點瀏海髮兒，黑油油的頭髮披散著，一身洋式男裝。斜戴著一頂藍色的鴨舌帽，蓋住了一半耳朵。藍色的中古式的洋服，看來多麼不合身。衣袖過長，雪白纖細的手稍許伸出袖口，握著桿小手杖。寬大的褲腳管下露出了褪了色的茶色皮鞋，胸前松松的系了一條領帶。」[小野和子：《一位日本學者眼中的秋瑾》，《秋瑾革命史研究》，團結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110頁。 ]

日本女人繁子當然吃不準秋瑾為嘛要著這種稀奇古怪的男裝，秋瑾對繁子解釋曰：「這是我的宗旨，要穿男裝。正如夫人所知，在中國，認為男子強，女子弱，女子一直受壓迫。我很希望有男子那顆堅強的心。為此，首先要使外形象個男子，這樣連心也會象男子了。而且辮發是異族的風俗，對中國人不合適，因此，我穿洋服。」[小野和子：《一位日本學者眼中的秋瑾》，《秋瑾革命史研究》，團結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頁。 ]秋瑾的這番解釋可以側面印證，當時沒有變性技術，確實算得上一種遺憾！

最引我眼亮的，是秋瑾與繁子話不投機的那一部分：

秋瑾：「冒昧請教夫人是保守派還是革新派？」

繁子：「不，我是孔子之徒」。

秋瑾：「那末你是‘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之徒囉」。（估計繁子對付不了這種中國式的二半吊問話，沒有回答，秋瑾繼續問下去）

秋瑾：「對於革命，你有什麼意見?」

繁子：「革命！秋瑾先生，我們日本國是奉戴萬世一系天子的國家，聽到革命這些話就厭煩了。」[小野和子：《一位日本學者眼中的秋瑾》，《秋瑾革命史研究》，團結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頁。]

長出一口氣，繁子小姐終於回答了一句象樣的。說實話，雖然我本人並不尊崇孔儒，但我對日本人如此尊崇孔儒深表尊崇。正如我最尊崇的學者嚴修去日本考察後所發現的，日本真是一個讓人不得不服的民族，日本友人告訴嚴修，日本明治維新的根基就是儒學。待嚴修參觀日本的教育博物館時，更是大吃一驚，這裡可以參見李冬君女士的描述：「博物館裡陳列著課堂教學用具及實業教學用具，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西學教育博物館，嚴修在此大開眼界。尤其耐人尋味的是，其中還設有孔廟。孔廟三重門，一重入德門，二重杏壇，三重大成殿，均於秋風秋雨中肅立。冷眼一觀，在西學那華麗的皮囊里，依然靜穆地寄存著儒學至聖孔子的靈魂。」[李冬君：《中國私學百年祭：嚴修新私學與中國近代政治文化系年》，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頁。]我拐這麼多彎，想說什麼呢？很簡單，它導致一個我很不情願說出的結論，那就是：好東西在中國人手中可以變壞，壞東西到日本人手中可以變好！近代以降，中國人已把孔儒打到十八層地獄了，但也沒見建立起啥新東西來。跟日本人比起來，豈不慚愧乎？就拿繁子與秋瑾的這番對話，也能看出一個日本小女人比一個中國大女傑高超許多。這應該也是近代日本迅速趕超中國的原因所在吧？

秋瑾本來想去美國留學的，但認識繁子後，她改變主意了，她要去日本留學。我真不知道這種改變，對秋瑾來說是幸還是不幸？

1904年6月，繁子歸國省親，秋瑾丟下高帥富的老公、八歲的兒子和四歲的閨女，留給我們一個決絕的背影，跟著繁子東渡了。東渡前，秋瑾的《寶刀歌》和《劍歌》在京師留傳一時。光看詩名，就可以知道這些都屬管制刀具了，遑論詩中還有「願從茲以天地為爐、陰陽為炭兮，鐵聚六州。鑄造出千柄萬柄寶刀兮，澄清神州」之類明顯具有煽動顛覆之嫌疑的宏願了。東渡後，秋瑾即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會館報到，並在會館的「日語講習所」學習日文。當時的日文教師松本龜次郎如此回憶秋瑾：「白皙的皮膚，柳眉，身體苗條，體態輕盈，黑色花紋的和服上衣配一件當時流行的紫色裙子，小腳；日本髮型，蓮步蹣跚。每天來校從不缺課。回答問題清楚，提問也很尖銳。」[王足：《秋瑾在東京的活動及其影響》，《秋瑾革命史研究》，團結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頁。]同時，秋瑾在服部繁子的介紹下，認識了日本實踐女子學校校長、著名的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並進入實踐女校學習。該校設三年制的普通中學課程，校規極嚴。進校之前，服部繁子再三向秋謹告誡，切勿多講當時「流行的過激言詞」。秋瑾當然不適應這種校風，對學校多所不滿，學習一陣子後就離開了。但1904年底，為了適應中國留學生的快餐式需求，下田歌子在實踐女校分設了速成性質的師範科和工藝課，一年即可畢業。秋瑾聽說後，1905年又轉回來報了實踐學校的速成師範班。由於4月份才開學，所以秋瑾回國探親，7月份再次東渡，病倒，8月份才報到入學。到12月份，因留學生取締規則之事，她又憤而退學。所以秋瑾滿打滿算，在速成師範班的求學也就四五個月的時間。當然，女傑的目的也不在求學，在乎革命事業也。吊詭的是，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當時最怕種豆得瓜，給清國培養出革命黨來。在最初的留學生畢業典禮上，她對中國留日學生曾有這樣的勸誡：「清國現在還保持著封建制度。在那種君主專制下生活的人們，一旦來到外國親眼目睹了外國的自由生活，很容易成為非常激進的民權論者。煞費苦心的教學，並不能保證不會招來產生亂臣賊子的危險。事前我就擔心這一點，特地對這個方面的思想加以嚴格限制，對姑娘們來說，或者一直嚴格到苛酷的程度，……現在是將要分別的時候了，只要志趣相投，即使我們肉體分離了，而精神是決不會改變的。請各位小姐們熱淚中不要忘記和日本土地分別的情景。養育你們的國家是清國，教育你們的國家是日本，請你們永遠記住這一事實。」[高大倫，範勇編譯：《中國女性史》，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頁。]

這日本娘們的擔心還真的應驗了。不說其它，只說秋瑾同志就成長為她所謂的「非常激進」的「亂臣賊子」了。1904至1905年，秋瑾至少參加過六個革命組織：洪門天地會、共愛會、三合會、光復會、同盟會和十人團等；參與創辦的組織有演說練習會、普通話練習會、體育會、中國大學、銳進學社、大端女子學堂、天足會女學堂和光復軍等；創辦的報刊有《中國女報》等。秋瑾的革命思想說來也簡單，這從她的一些名號里就可以看出，比如她喜歡署名鑒湖女俠；留學日本時字競雄，又署漢俠女兒等。這些名號所能透漏出的信息不外是女權主義和大漢族主義！關於後者，她說：「惟以報祖宗的仇，光復祖宗的土地，為自己的漢人造幸福，不求虛名譽，不懼生死，不畏艱難，必要取回所失的土地為目的，不願為他族之奴隸，此方為真革命家。」[故宮檔案館：《浙江辦理秋瑾革命全案》，《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頁。]還有詩雲：「黃河源溯浙江潮，衛我中華漢族豪；莫使滿胡留片甲，軒轅神胄是天驕」。關於前者，不外是宣傳中國女人「沈淪在十八層地獄」，乃「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馬」；奉勸姐妹們千萬不要聽信「男尊女卑」、「夫為妻綱」、「女子無才便是德」之類的「胡說」。秋瑾的革命態度，也確實比較激進：一是小女人喜歡演說，且頗具煽動力，乃演說會上的一道風景：「東國留學慕君者眾，每際大會，……則摳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悲感激切，蕩人心魂。人之聞者，未嘗不泣數行下，而襟袖為之漬也」。[徐自華：《鑒湖女俠秋君墓表》，《.秋瑾研究資料》，山東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59頁。]二是小女人不憚於行動，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應清朝政府要求，頒發了《關於准許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章程》，即《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意在加強留學生管理，約束學生的革命行動，這激起了中國八千留日學生的憤怒，並分化為激進與維持兩派，前者認為義不受辱，咱們全體辭了回國去；後者認為人家日本對留學生加強管理，於事理、於法理都沒有啥說不過去的，應當繼續修完學業。後者人多，有胡漢民、汪精衛、周樹人、許壽裳等。不用說，秋瑾是前者，激進派，得到的支持也甚少，倒是陳天華留下三千言的絕命書，憤而跳海。陳天華自殺後，歸國留學生增加，留學生中的歸國派與維持派內訌更緊。一次浙江同鄉會上，秋瑾率先演講，敦促同胞歸國，有人表示異議，秋瑾從靴筒里摸出倭刀往講台上咚地一插，喝道：「如果有人回到祖國，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據說周樹人也參加這次會議了，但未發一言。[林賢治《人間魯迅·上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頁。]若按周作人的回憶，這裡所謂的「有人」也是包括魯迅的：「日本政府發表取締規例，這裡當然也有中國公使館的陰謀在內，留學生大起反對，主張全體歸國，這個運動是由秋瑾為首主持的。但老學生多不贊成，以為‘管束’（取締）的意思雖不很好，但並不限定只用於流氓私娼等，從這文字上去反對是不成的，也別無全體歸國之必要。這裡邊有魯迅和許壽裳諸人在內，結果被大會認為反動，給判處死刑，大會主席就是秋瑾。據魯迅說，她還將一把小刀拋在桌上，以示威嚇。」[周作人：《知堂回想錄·第一卷》，群眾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頁。]威嚇完之後，秋瑾就回國了，給大家留下的，應該是一條漢子的背影！

有意思的，秋瑾後來的革命戰友徐錫麟同志並沒有回國，而是留在日本，想進振武學校呢。1906年，徐自日本返國，兩人這才湊在一起謀安徽、浙江同時起事，成功後齊攻南京。1907年，徐在安徽事敗，秋瑾通過報紙得知後決定單獨起事，當然，革命黨很多事都是還未起，就洩了。秋瑾這次也是如此。7月13日她在大通學堂開槍拒捕未成，15日就義於紹興軒亭口。秋瑾這次徹底走了，留給大家的又是什麼樣的背影呢！

12年之後，也就是1919年，目睹過秋瑾刀威、被秋瑾宣判過死刑、正在享受革命果實、面對中國的國情人性從來不失清醒與深刻的共和國民魯迅寫出了一篇名叫《藥》的小說，以被吃了人血饅頭的革命者夏瑜影射秋瑾，給革命話語系統抹上了諸多灰黑色的影像！

時至今時，歷史的車輪又軋過去一百年了，我們還在找藥麼？「包好包好」，革命包好麼？

（端木賜香，歷史學者。研究宗旨：拆歷史的牆角，探文化的陷阱；還原歷史，奉獻常識。著有《真假袁世凱辨別》、《那一次我們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全景解讀》、《這一次我們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始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