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者翟登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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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私人的聚集,有着紧密的情感联系;这也是公共的,女孩们相互支撑的能量,必然辐射到她们周遭的世界。她们分享美的事物,为受苦的人们忧心忡忡或愤愤不平,也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或者,不要继续崩坏下去。 在2022年11月27日那天,她们出现在亮马河的抗议人群中。那些日常生活的细流如百川归海,宿命一般把她们带往那个挺身而出的时刻。

被捕者翟登蕊

撰文 四尺

编辑  坦纳

翟登蕊要错过deadline了。她本打算去挪威,在那个能看到极光的北欧国度,去奥斯陆大学深造戏剧教育。戏剧越来越多地作为一种连结社群、形塑认同和标识社会议题的手段,她感受到了那种力量的召唤。申请资料已经准备好,根据申请的timetable,她需要在2023年1月提交PTE考试成绩,这会增加成功几率。

1月19日,检方批准逮捕了9名亮马河抗议者,翟登蕊位列其中。这令她的亲人朋友措手不及。传说很多,譬如说,警方此前一直安抚家属,称翟的情节很轻微(去抗议现场没提前准备抗议物料),有很大几率取保候审。另一种说法是,本来警方的建议的批捕名单只有7人,没有翟登蕊和曹芷馨,但检方将这两人加了上去,9人的罪名都改为寻衅滋事。目前记者无法从更多来源核实这些消息。

直到确认批捕后,看守所才允许律师会见她,那时距离申请的deadline还有3天。亲人盘算着请律师问她要申请网站的账号密码,帮她提交材料,就算没有语言成绩,也不能轻易让她的梦想落空。

小太阳

不论怎样,熟悉她的人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这个黑黑瘦瘦、充满活力的女孩了。她的网名叫阿拉登,朋友们都叫她登登,有时她出现的时候,会哼唱着自己的专属BGM:“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

朋友们说,翟登蕊像个小太阳,她敢说敢做,不论在亲密关系还是公共场合,她都相当主动。

“登登才5岁时,就能泰然自若地在一大群人面前唱歌跳舞;中学的时候,她是乐团的指挥;大学时她当文艺部长;毕业后,她组织线下活动、参加读书观影会,别人让发言她总是抢在前面。她直率勇敢,敢于表达,也敢于质疑。她充满正义感,哪怕做核酸看到别人插队,都要去管,看到有小孩被欺负她,她才不管对方是谁,上去就要把小孩保护起来。”她的一位亲密朋友说。

2022年11月末,在亮马河边的抗议现场,翟登蕊也想努力地保护朋友。有人拿手机拍女孩们的脸,她去制止,还与不怀好意的拍摄者吵了起来。

助人者

1995年,翟登蕊出生在甘肃省白银市。她出生时就黑,自嘲笑起来像“忍者神龟”,有这样的自嘲精神,她是同学和老师的开心果。翟登蕊父亲经商,,她小时候家里就有钢琴,这在当年在白银市是少见的。她从小学琴,考到了钢琴十级。她母亲在当地医院工作,清零政策结束前得每天坐着三轮车去隔离点工作。她母亲是个热心肠,曾经在泳池边救活了溺水的小孩,上了当地的电视新闻。

翟登蕊是家里的独女。高考那年,她决定离开大西北的父母,尝试独立,最后考取了一所福建的高校。最初她听父母的意见选择医科,但被调剂到社会工作专业。这是个听起来不太好就业的专业,却给了她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视角。

2017年,翟登蕊考取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这延展了她对文学的爱好。她在北京的出租屋里有几百本书,涵盖女性主义、文化、电影、哲学和政治等领域,还有很多小说。

2020年从北外毕业的时候,当时疫情吃紧,很多同学们都无法来北京办理毕业手续,也没法收拾行李,翟登蕊是整个文学院留守到最后的毕业生,她一个人把几百名同学的行李打包寄走。老师曾经给她的父母打电话,夸她是学校的英雄。

助人对于翟登蕊,确实是“为乐”。大学期间,她还定期去养老院,参加敬老活动,养老院给她发过感谢信。

翟登蕊第一份工作在学而思。她对教育感兴趣,又希望加入互联网行业。然而,她加入的是幼小学科培训部门,“双减”之后这行成了禁区,她只好在集团内部转行当主播卖书。之前做学科培训的时候,翟登蕊收入不高,当了主播之后,因为有提成,她的收入提升,但她对传授知识的工作更有兴趣。辞职之后,她的工作大多与教培有关,决定留学之后,她转为兼职做家教。她申请的项目要在海外生活两年,就像她离开西北,去了南方又漂到北京一样,她一直向往更广阔的世界。

朋友圈

搬到北京后,翟登蕊在北京认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有杨柳、秦梓奕、李元婧、李思琪等,这群朋友都在12月相继被拘捕,而李元婧和李思琪最后跟她一起被批捕。

这些女孩有着很多共同之处,热爱文艺,同情弱者。还有——如她的一位朋友所言——“对宏观叙事天生不感冒,但却文学和文艺有天然的热爱”。

她们关心农村妇女和城市女工。朋友说,去年初的丰县铁链女事件让翟登蕊几个晚上睡不好觉。虽然赚得并不多,但翟登蕊经常给女性权益公益组织捐款。 

翟登蕊喜欢戏剧,她参演过朋友执导的短片,也出演过《阴道之道》和女工组织木兰花开的话剧《生育纪事》,她还参加过线上的电影评论学习班。

她喜欢去独立书店参加各种读书会和观影会。疫情这三年,当公共场所的聚会变少,她更努力地维持着与朋友们的见面和线下讨论。

社工专业的训练,让本来就开朗的翟登蕊对召集活动驾轻就熟。她常会组织十来个好友,相聚某位朋友的出租屋或者独立书店,开展一些女性主题的文学戏剧沙龙。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火的时候,她就组织过讨论原著《那不勒斯三部曲》的读书会,而伊朗因玛莎·阿米尼之死而发生全国性抗议的那段时间,她组织朋友们观看有关伊朗女性的电影。很松散的朋友聚会,桌子上摆着可乐、雪碧或者辣子鸡,朋友们围坐在一起,先看电影,然后围绕电影内容讨论。

密友们有个微信群,成员只有个位数。她们在群里约饭聊天,在人生大事上互相陪伴。比如翟登蕊考试,就会有人在群里说“保佑我们登子今天顺利通过”;有人失恋了,就在群里约人去鼓楼逛逛散散心;有人过生日,就在群里约个地方搞生日party。

这是私人的聚集,有着紧密的情感联系;这也是公共的,女孩们相互支撑的能量,必然辐射到她们周遭的世界。她们分享美的事物,为受苦的人们忧心忡忡或愤愤不平,也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或者,不要继续崩坏下去。

在2022年11月27日那天,她们出现在亮马河的抗议人群中。那些日常生活的细流如百川归海,宿命一般把她们带往那个挺身而出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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