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政治之四十八] 威權國家如何打壓海外人士？
美國智庫自由之家上周發表一份新報告，探討威權國家如俄羅斯等，在今時今日如何跨境打壓移民和流亡人士(transnational repression)，以鞏固國內的威權統治和國外的政治影響力。報告分析了2014年以來608宗個案，發現全球至少31個威權政府在79個國家向流亡的異見人士和移民施行不同的報復手段，以阻止她們繼續發聲批評原屬國家的政權。報告亦強調，威權政府跨境打壓異見者已成「新常態」；不幸的是，這新常態往往得到準備接收移民及流亡者的國家所加持。
威權政府為什麼會選擇跨境打壓移民及流亡者？首先，是威權政府認為流亡或者選擇移民者會運用在海外的資訊及言論自由空間，繼續批判政權、動員當地人了解異見者的本國國情，持續對威權政府的正當性及國際形象構成威脅。其次，威權政府愈來愈懂得以發送惡意程式和監控社交媒體去騷擾和破壞海外人士的組織網絡，這些監控軟件流通國際，成本低廉，自然有利跨境打壓；同時，各國近年收緊移民、難民和政治庇護的申請，令異見人士更難獲得他國保護，甚至被入境當局拘留，變相協助威權政府。再者，由於「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政府致力推祟全球反恐，威權政府因利成便，以反恐為名打壓海外人士，減輕國際輿論壓力。報告的研究指出，威權政府指控流亡及移民者從事恐怖主義活動故採取跨境報復行為的案例，佔其收集到的案例有百分之五十八；在威權政府眼中，反政府人士和恐怖分子可能相差無幾。
報告亦勾勒了四類跨境打壓移民及流亡人士的手段：一，直接襲擊、暗殺和綁架當事人；二，和別國政府合謀，以國家安全為由要求當地政府拘留和引渡當事人回國受審；三，取消或沒收當事人的護照，阻止她們出國回國；四，遙距威嚇當事人，包括以惡意程式和社交媒體起底、滋擾、恐嚇當事人，或者拘留綁架留在本國的家人，迫使當事人自我審查而噤聲。
跨境打壓異見人士的例子比比皆是，近期就包括柬埔寨、俄羅斯和車臣。幾星期前，早已流亡的反對派領袖、柬埔寨救國黨前副主席莫淑華(Mu Sochua)試圖由美國乘坐飛機回國出席法庭審訊，為被洪森政權控告煽動和叛國罪抗辯。在洪森取締反對派後，已有至少一百三十位反對派人士被告而面臨大審判。不過，莫淑華被指其柬埔寨護照在2019年已被柬埔寨政府註銷，也沒有柬埔寨簽證，故被拒登機。有評論就指出，柬埔寨政府註銷流亡反對派的護照，當然不是為了保障她們在海外自由生活，而是洪森恐懼流亡人士一旦回國受審，就會造就政權全面清算所有異見人士的事實，令國際社會向洪森進一步施壓，故她們繼續流亡海外，反而更有利柬國政權。
至於俄羅斯打壓反對派的方法就更「心狠手辣」。報告提到，俄羅斯政府至少牽涉入七宗異見人士被暗殺的案件，佔報告統計的暗殺案件超過四分之一。讀者可能會即時想起去年8月被神經毒劑毒害的俄羅斯反對派領袖阿列克謝·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納瓦爾尼康復後，裝扮成俄國高級官員，聯絡一名俄國特工，特工對落毒一事直認不諱，指納瓦爾尼逃過死劫，只是及時救治的僥倖。不過，納瓦爾尼懷疑自己早在本國境內已被落毒，他「跨境」被害其實是客觀效果。更值得關注的另一個案例，就是報告提到的俄羅斯傀儡的車臣共和國，在俄國政府支持下舉鎮壓境內外的反對派人士，包括2016年在土耳其透過俄國特工暗殺兩名流亡異見人士； 針對車臣反對派的同類暗殺在2019和2020年亦相繼於德國、法國、瑞典和奧地利發生。至於數碼監控和在社交媒體恐嚇移民的手法，近年不少來自威權國家的海外留學生和移民人士相繼表示受到網絡滋擾、跟蹤、甚至家人被脅等等，早已街知巷聞，不再多贅。
這些國際的案例，給予我們什麼啟示呢？消極地看，無論異議人士留在威權國度抑或遠走他方，也不能百分百避免威權的壓迫；即使是移民群體，也可能受到威權政府跨國打壓的可能性。所以，在海外或本國繼續參與反對運動的風險和成本代價，只是程度的差異。當然，威權國家能夠成功跨境打壓異見者與否，和接收流亡或移民人士的政府的抵抗力有莫大關係。各國政府能夠切實履行各國際人權公約和習慣法的義務，是移民者能夠安全和自由生活的重要因素。
從積極一面看，上述的例子也反映，處身海外的異見人士，即使面對種種風險，只要時機一到，回流抗爭仍然是選項。柬埔寨和俄羅斯長年是威權政體的示範，莫淑華不會不知道回國受審的後果；但莫淑華之所以選擇面對暴政，是因為她要以行動要求柬國法庭需要公平審訊，證明洪森繼續以法庭作武器鎮壓異己，不會令反對派消音。 又例如納瓦爾尼在被害後到德國留醫，其實有條件流亡，但他選擇回國，被法院判處三年半監禁，觸發俄羅斯人民大規模示威抗議，成為國際焦點。納瓦爾尼在庭上毫不畏懼，直斥普京所為，只是為了殺一儆百，嚇怕俄國人民；但他同時指出，民眾的抗爭迫使普京下令封鎖半個莫斯科，做法只能證明當局無法囚禁十萬、百萬計的示威者。
這些事件也令我聯想起當年台灣1986年的桃園機場衝突：台灣解嚴前一年，7位被國民黨政權列入黑名單的流亡人士希望由美國回到台灣，當中4人卻在桃園機場被阻入境，準備迎接他們的群眾因此在機場外與防暴警察衝突，成為美麗島事件七年後最大型的一場示威，反而鼓舞不少台灣海外精英回國闖關。沒有人會強求異見者要即時來「送頭」，但上述反對派的選擇，並非出於期待政權寬容，而是有勇有謀，預備好隨時要自我犧牲。這亦證明在威權的野蠻管治下，民眾是否一定要「保存實力」，或不要繼續「燒煙花」式示威，兩者沒有必然的關係。
上星期，緬甸軍方推翻大選結果、拘捕昂山素姬，宣布國家進入一年的緊急狀態。緬甸軍管的歷史固然殘酷，但嘗過政治轉型的緬甸人民似乎毫不畏懼，有70家醫院的醫護人員展開罷工行動抗議軍方奪權；在軍政府封網的情況下，仍有大批市民湧上街頭抗議。她們不會忽略參與罷工和示威對人身安全和專業前途的威脅，但仍然有勇氣去抵抗暴政，到底有什麼動力去負隅頑抗或甘願承受代價，實在值得深思。
（明報，2021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