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概念理解欧洲难民危机

欧洲难民潮的井喷式爆发，始于一张新闻照片。2015年9月2日凌晨，一名来自叙利亚的三岁儿童在试图登陆希腊的途中溺水身亡。儿童的尸体被冲上岸，伏尸海滩的照片被全球媒体竞相转载，其强大的冲击力震撼了全世界，这个无可辩驳的受害者形象迅速融化了欧盟的边境。9月5日，德国政府决定开放边境，无限制接受难民。随后的日子里，上百万难民，既包括来自叙利亚的，也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穆斯林难民，持续涌入欧洲，改变了欧洲政治版图的微妙平衡，并带来一场持续至今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在长期被认为社会文明政治合法的欧洲，未来从未象今天这样难以预测，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本文将尝试以三个社会学和政治学概念来理解此次欧洲难民危机。

§1.  受害者（victime）

法国社会学家亚克西科（Milena Jaksic） 2016年8月出版了以“人口贩运受害者”为研究主题的博士论文。所谓“人口贩运”（la traite des êtres humains）包括跨国偷渡卖淫、人体器官买卖等等。在硕士时，亚克西科选择了这个主题，她去到法院旁听，找法官攀谈，希望法官能介绍一些“人口贩运”的案例，以便她采访受害者和相关人等。但是，法官告诉她：“人口贩运”在法国已经绝迹了，所以法国没有审理过“人口贩运案例”，也就没有“人口贩运受害者”。不死心的亚克西科又找到了一个帮助妓女的非政府组织，表明来意之后，再次被很愤怒地拒绝。这些经历，带来了亚克西科研究中的微妙转向，这就是：如何定义“人口贩运受害者”？显然，她所接触的法官或非政府组织，对“人口贩运受害者”的定义各不相同。那么，不同的人都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定义？

从这里开始，亚克西科展开了她的调查。从警察、非政府组织、移民局官员、律师、法官，到记者、作家、学者、女权主义者、国会议员等等，亚克西科发现，所有这些人都参与了“人口贩运受害者”的界定，而且，这个界定随时随刻都在这些参与者的争论中在发生变化。在法庭上，无合法身份的外国妓女需要竭尽全力地证明：自己是被强迫的！只有这样，她才能被定义为“受害者”。受害者将得到保护与补偿，不会被驱逐，还会在走完一定的程序后获得合法居留身份。但是，如果举不出被强迫的证据，就会被认定是“自愿地”卖淫，会有完全相反的结果，会被认为有罪，进入遣返程序。

换句话说，无合法身份移民要在欧洲留下来，不是依据你是合法还是非法的移民，而是依据你是不是受害者。

因此，是否能被认作“受害者”，就是决定当事人命运的分界线。而当事人所要拼搏的，就是要尽一切可能拿出“被强迫”的证据，无论是被人口贩卖集团强迫，还是被某些机构或组织迫害。可是，关于如何界定“强迫”的争议，却走出了法庭，延伸到了整个社会，最极端的情况，一些女权主义者宣称：所有的妓女必然都是被强迫的，都是受害者！

可以想象，如果女权主义者的这种意见为社会普遍接受，那么，移民欧洲就简单了。实际上，受害者的定义，并不是一种社会势力所决定的，而是整个社会博弈的结果。

也就是说，对于什么是“被强迫”、什么是“自愿”，以及什么是“受害者”，存在着一些社会准则（norme），或说文明的标准，这个标准会随着文明的进展而发生改变。

§2.  社会准则（norme）

社会准则（norme）概念，出自社会学奠基人之一涂尔干，指的是个体尽管希望在群体中自由地行动，但是仍然受到一系列标识了善恶的社会规则或文明标准的限制[1]。这些准则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自发形成的，根深蒂固，违背这些社会准则去行动，往往会遭到社会的排斥。这个概念从涂尔干提出以来，在社会科学中，是被发展最多的概念之一。福柯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历史上，人们是怎么界定正常人与疯子的，这也是在寻找一种社会准则。

当然，这种意识由来已久。1721年被很多人标记为欧洲“启蒙世纪”的开端，原因在于，这一年孟德斯鸠匿名出版了《波斯人信札》。在这本书里，孟德斯鸠以一位波斯人的语气，狠狠嘲弄了法国社会的风俗礼仪。到卢梭的时候，指责这种虚伪的风尚已经不再需要匿名了，在其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写道：“我们的风尚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都是在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礼节不断地在强迫着我们，风气又不断地在命令着我们；我们不断地遵循着这些习俗，而永远不能遵循自己的天性。”

启蒙思想家们寻找一种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风尚”，这种风尚不是个别权势之人为所有人设计的，而是要通过每个人在社会中自愿地行动、自由地选择，最终形成的。只有这种“社会准则”，才能体现出每个人的“天性”，才是彰显自由、而非歌颂奴役的社会准则。强调所有人的行动中，而非个别人沉思中确定的社会准则，也是卢梭名句“沉思的人是堕落的动物”的深意所在。

第一个推动文明标准提高的人，往往付出巨大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他们最终——有时是在身后数十年或更久远——获得巨大的荣誉，引得成千上万人竞相效仿。不过，效仿者中从来不乏投机分子，他们发现，他们不再需要高昂的代价，只要廉价地重复前人的话语，甚至提出更高的道德标准，就同样会赢得欢呼，直至成为万民的领袖，得到所有想要的荣誉与地位，而不再需要将这些新的价值标准，拿到所有人的面前、通过他们是否自愿接受来检验。

于是，偏离社会准则（或文明标准）就有了两种情况，一种是达不到社会准则的要求，是不道德；一种是大大超出社会准则的表演，是假道德。

托克维尔深知玩弄社会准则、文明标准之害，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出“托克维尔法则”：

在统治人类社会的法则中，有一条最明确清晰的法则：如果人们想保持其文明或希望变得文明的话，那么，他们必须提高并改善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而这种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必须和提高地位平等的速度相同[2]。

“地位平等”也译作“身份平等”，是托克维尔发展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代表了真正的平等。托克维尔法则显示两种不匹配的可能：“相互结合的艺术”的提高改善速度高于或低于人们“提高地位平等的速度”，后者是社会准则的发展状态，无论前者过快或过慢，只要与后者不匹配，都会带来社会失序，导致混乱。

所以，测知“身份平等”的发展状态，就成了维护社会团结，保持社会秩序的必备功课。可是，如何测知这些进展？如前所述，涂尔干提出“社会准则”的概念，福柯则重现了它们形成的过程，一代代学者致力于探测“社会准则”。

在这一进程中，布尔迪厄另辟蹊径，以黑格尔提出的、经马克思带入社会分析的“异化”思想方式，重解莱布尼兹的充足理由律，发展出——外在场域内化而成的——习性概念，以及——内在习性外化而成的——场域概念，大大丰富了观察“社会准则”的手段。哲学家拉图在对微生物学史的研究中，将微生物实验室的验证方法引入社会科学，开辟了社会科学中使用实验方法检验“社会准则”的新路径。

所有这些进展，使得我们今天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容易测知和接近真实的社会准则。也让人们更坚定地相信，保留言论领域作为霍布斯式——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空间，将为检测社会准则提供不可多得的实验室。在哪里，社会准则在每个人的拼搏之中、在人与人的冲突协商等交往当中，被充分释放、反复检验、准确侦测。同时，社会准则，由于是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参与下拼出来的，而具有相当强大的顽固性。

在这个顽固性当中，“受害者”体现了一种长期有效的社会准则、文明标准，尽管起初这是一个因着“自愿地行动”、因着政治合法性而被建立起来的概念。然而在实际施行中，人们渐渐忘掉了它的源头。

§3.  政治合法性（légitimité）

政治合法性（légitimité）概念一度左右了整个法国大革命，那时，公共生活中的一切都要被拿到它的面前审判，凡是没有政治合法性的人与物，都被无情地摧毁。

政治合法性概念的现代含意出自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卢梭指出政治合法性“来自其所根据的社会契约基础”，也就是“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在法语中，“公意”的内涵最初来自上帝的“旨意”（volonté），在《圣经》6章9-10节：

6:9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6:10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3]。

后来，这成了所有基督徒的祈祷词。经过基督教教化的基督教世界，世俗政权的合法性正是来自上帝的旨意。正如上帝的旨意具有着绝对性，卢梭的公意，如果不具有绝对性，就不可能取代上帝的旨意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也正因为此，“全体一致同意”是绝对不可以动摇的。

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二章中，卢梭写道：“...双方就都同等地恢复了独立状态。如果他们继续结合在一起，那就不再是自然的，而是志愿的了[4]。”此处“志愿的”，法语原文是一个副词：volontairelment，是旨意（volonté）的副词形式，后文中，卢梭继续“旨意”一词副词形式，神的旨意转移到人们“自愿地”社会行动中，尽管中译分别为“志愿的”，“自愿的”，等等，但无可否认的，卢梭用以取代“神的旨意”的，正是全体“自愿地”社会行动。副词用以限定动词，volontairelment的含意在于，一切的社会行动，都被“自愿地”所限定，于是，“公意”的内涵既不在于幸福、也不在于安全，甚至不在于自由，而在于：全体自愿地（社会）行动。唯有自愿地行动，是不可能不全体一致同意的，没有人强迫他同意，因此他必然是“自愿”的，当一个人试图表达不同意的时候，他却又展现了他的“自愿”。

因此，“公意”是一个社会过程，它渗透在每个社会成员所有的社会行动中，以“自愿地”方式限定人与人之间所有的社会行动，是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

至此我们看到，“受害者”概念通过以是否“自愿地行动”作为判断标准，而“自愿地”一词的内涵则通过社会准则来界定。换句话说，确认“受害者”的过程，包含了西方团结社会与稳定政体的两大核心：社会准则和政治合法性。如此一来，“受害者”成为既符合“社会准则”，又符合“政治合法性”的一种新标准。只要从“受害者”立场出发，似乎无论做什么，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4.  结语

一张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照片，把叙利亚难民无可争议的“受害者”形象展示在全世界面前，在巨大的道义压力面前，欧洲撑不住了，敞开了大门。正像“受害者”概念所牵连的，这场危机既是一场社会准则危机，也是一场政治合法性危机。直到今天，无论是这一开放门户政策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仍然都在通过把己方塑造成“受害者”来显示己方意见的“正当性”。

事实上，无论哪种正当性，不管是“社会准则”还是“政治合法性”，都来自人们自愿地行动、自由地选择，这意味着允许人们在不同成本间进行比较，来选择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行动方案。在没有社交网络等等诸多高科技社会交往手段之前，人们探测霍布斯式言论空间的成本几乎无限高昂，显然不如通过传统媒体、精英政治的方式代价更小、效果更好。随着技术的提高，霍布斯式言论空间的探测成本急剧降低，此消彼长之间，精英政治的代价正在变得日益难以承受。

 2017年1月19日

[1] ÉmileDurkheim, L’Éducation morale, Paris,Puf, 1925.

[2] 托克维尔原文出自：Alexis de Tocqueville,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II, Paris, Gallimard, 1961, p. 159.

[3] 法语版：6.9Voicidonc comment vous devez prier: Notre Pèrequi es aux cieux! Que ton nom soit sanctifié; 6.10que ton règne vienne; que tavolonté soit faite sur la terre comme au ciel. 

[4] ...rentrent tous également dans l'indépendance. S'ils continuent de rester unis,ce n'est plus naturellement, c'est volontair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