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到底要什么
“女人到底要什么?”600年前的英国作家杰弗里·乔叟忍不住思考这个重大问题。
春节时流行“有钱小姨发红包”,从大城市回来的单身小姨,随手就掏出一叠人民币,契合了一线城市单身女性“有钱可以任性”的“爽点”。不只中国,“小姨”风靡全球,TikTok上“酷小姨”(#coolaunt)话题有1.4亿浏览量。
三位北大毕业的女性与日本女性学教授上野千鹤子对谈,虽然她们进入和维持婚姻的心态相当功利,但操弄女性主义话语、得到上野千鹤子的肯定,令她们感到莫大的安慰。
金钱可以抵御“催婚”,婚姻可以提升地位,当一部分女性出于私己的判断做出选择,我们应当尊重。但把个人选择冠以“女性主义”并强制推广,不免谬之千里。
相反的例子是,一位被资助的女性,大学毕业找了个有钱人结婚,资助人知道后十分失望。网友也义愤填膺,认为“白供她读书了”。
富有的小姨有选择单身的自由,穷苦的女孩子就没有选择结婚的自由,而三位顶尖学府毕业的女性,甚至还有争夺“女性主义”话语权的自由。
“女人要什么”变成了两级分化的问题:精英女性什么都想要,包括象征进步的“符号”;非精英女性什么都要不到,包括同情。
巴斯妇讲故事
《坎特伯雷故事集》有个“巴斯妇”的故事,差点让乔叟一举成为最早的女性主义作家。
在去坎特伯雷教堂朝圣的香客中,有一位巴斯的妇人,她身材高大,面色红润,戴一顶大大的帽子,骑一匹肥肥的马。她是个富有的织布能手,喜欢周游世界,先后有五位丈夫,好在都死了。
讲故事之前,巴斯妇先炫耀了“无子发财死老公”的人生巅峰经历,主要是前三位丈夫年纪都大、身家又优裕,没熬几年就留下了大笔遗产。第四位丈夫年纪轻,喜欢拈花惹草,巴斯妇也不是吃素的,自然“投桃报李”,双方展开一场挑战心理底线的激烈对抗,丈夫气得一命呜呼。
第五位丈夫二十出头,毕业于牛津大学,这位知识分子出手打聋了巴斯妇的耳朵。最惨烈的一次家暴,也许应该叫互殴,就是丈夫抱着本书,从夏娃、苏格拉底妻子、克里特王后帕西法厄等坏女人的故事讲起,听得巴斯妇火大,一把撕去三页,二人拳脚来往,以丈夫落败服输而告终。
相比之下,施耐庵写“胳膊上跑马”的孙二娘、顾大嫂,却没人说他是女性主义作家,实在有些吃亏。
巴斯妇讲了一个“女人到底要什么”的故事。话说一位圆桌骑士强奸女性,循例处死,王后说找到“女人到底要什么”的答案,可免一死。于是,骑士走遍天涯海角,得到的都是“金银珠宝”“英俊少年”“珍馐佳肴”等“大陆货”回复,终于,在死线到来的前一天,事情出现了转机。
一位又老又丑的妇人给出了答案。果然,骑士面禀王后,说“女人想要的,就是主宰男人”,王后欣然抚掌,骑士得以赦免,但必须满足老妇人的成婚愿望。骑士老大不情愿,老妇说只要你听话,我自有安排。骑士无奈,只得言听计从,三天后发现老妇变成少艾,喜不自禁。
表面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听太太话准没错。
实际上,这个故事暗示了两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一是整个欧洲刚刚经历了持续300年的鼠疫的袭击,仅英国人口就减少了三分之一。人口急剧减少,使女性成为劳动者、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二是英国的纺织业,特别是羊毛成品阔布的生产大大进步,而黑死病结束后消费者更愿意购买好布料,制造商受益良多。
因此,织布的巴斯妇“坤纲大振”。
但她也开了“既要又要”的坏头:她自己的经历和她讲述的故事,具有相同的结构。一方面,女性都按照男权世界的逻辑“主宰”了丈夫;一方面,她们依然稳妥地生活在婚姻的框架里——哪怕那位圆桌骑士是个强奸犯!
从天神到小人
提出“女人要什么”,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上,是很惊天动地的。
《孟子》的《万章章句上》有一段令人费解的故事。讲的是舜的父母百般谋害他,未遂。舜的弟弟象想杀了他,获取舜的财产和妻子。而象和舜的见面,气氛非常诡异,象还“忸怩”了起来。
一般而言,《孟子》的译注会强调舜的大义,象和父母的不义。但“禅让”制度和象的阴谋,存在很多前后不能自圆其说的疑点;《史记》也语焉不详。
有一种说法是,尧舜禹实际都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入赘了高辛族,女族长类似于天神,凡人不得见,由她们的丈夫处理政事。母女传位,丈夫之间才能和平禅让。象的“阴谋”并非杀兄,而是想像兄长一样,作娥皇和女英的丈夫,治理天下。
“三代之治”作为至高无上的儒家理想,其“历史”已经经过了多次修订。女性的地位,孔子时已经从“天神”滑落到和“小人”并列了。
新文化运动时期,除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还有一位“穆小姐”(穆勒尔,moral),也叫道德小姐。“穆小姐”完全没火起来,不知道是“道德”让人觉得没劲儿,还是“小姐”显得软弱无力。
中国现代文学里的女性大体分成两类,一类是或纤弱或凛冽的凄惨,前者如凌叔华的《绣枕》,后者如萧红的《呼兰河传》;一类是摸透了规则游刃有余的精明,比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
把游刃有余的“精明”叫女性主义,包括和上野千鹤子对谈的三位北大女性,显然是一种有利于自己的“误解”。视频中的主采访人“全嘻嘻”,被网友们翻出不少“黑历史”:包括她的网名带上“夫姓”,叫“蔡全嘻嘻”;旧视频还提到,丈夫答应丁克又反悔,她担心其出轨,决定生孩子“绑定”丈夫等等。
这种“精明”需要动用一系列身体、文化和权力的资源,换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也许就因为男人“仿佛”成了她们的踏板,人们包括她们自己,会误以为这是“女权”,而忽略了行动背后的根深蒂固的压迫结构。
正是因为压迫的结构性存在,和现代各种制度互相咬合,导致“所有人都是合谋者”。
一个女人的24小时
奥地利作家史蒂芬·茨威格回答“女人到底要什么”的方式,和其他作家不太一样。别人还是不脱男女两性“东风西风”此起彼伏的套路,但茨威格靠大量细腻的心理描写,表现女性“不一定非得要什么”的神性瞬间。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有催人泪下的魅力,不是因为故事令人悲伤。主角是一位白发苍苍、举止高雅的贵妇人C太太,她讲述自己在四十二岁孀居时,出于恻隐之心,挽救一个即将自杀、素昧平生的年轻赌徒。春宵之后,赌徒随她在教堂立誓,永不再赌,并准备离开赌城,回到生活的正轨——担任外交官。
C太太因错过火车站的告别而失魂落魄,鬼使神差回到赌场,看见赌徒竟在狂热下注。她上前阻拦,反遭赌徒辱骂,昨日的忏悔和温柔无影无踪。她离开蒙特卡罗,将这一段感情深埋于心。多年后,听闻赌徒早已自杀身亡。
这可不是包法利夫人的虚荣心发作,也不是安娜·卡列尼娜的热情释放。按照“女人要什么都得不到”的“悲剧”惯例,女主人公往往承受巨大的痛苦——不是来自原生家庭,就是来自男人,要么就是来自不知感恩的子女甚至整个社会。归根结底,就是被命运折磨。
围绕在女性身边的“魔咒”就是“爱”。命运的阴谋就是阻止她得到这个东西,一旦一个女人竟敢爱得太深,死去活来,神灵马上就会让她一脚踏空。
而令C太太困惑的,严格来说并不算“爱”。
在漫长平凡的人生里,救赎一个即将自杀的赌徒,就像一个黑夜航船般的紧张时刻。无论是欲望,还是理性,或者道德,都脆弱而有限,必将随着时间逝去。
其中有时间无法磨灭的东西:C太太是因救赎而“爱”,就像上帝爱他的子民,母亲爱她的子女,具有澎湃而光芒四射的神性光辉,即使只有一瞬灵魂的感应。
如果不从宗教的方向阐释,儒家的解释就更容易理解。孟子承认“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和动物差不多,但差的那么一点点就是人性的开端——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恻隐之心的例子就是“乍见孺子将入于井”,见到别人家小孩快要掉到井里,人都会“下意识地”去救。“救”不是通过功利的盘算,也不是认识小孩的亲戚,只是一种本能的反应。C太太见到一无所有、了无生机的赌徒,生起的就是恻隐之心。
这种饱含“仁”的闪亮和温暖,才是C太太终生难忘的24小时里最动人的时刻。
这一时刻,有关人性,无关性别,《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反映了“人应该要什么”的深刻意义,而不是执着于“女人到底要什么”。
纵有知音见赏,不辞遍唱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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