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政治思想能给2020年代以什么启示？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由强者统治的时代，这些强者即那些相信自己被选举出来是为了执行人民意志的政治领导人。任何阻挡他们前进的东西都是可悲的，不管是反对派、法院、媒体还是勇敢的个人。当这些政治自由的「卫士」被妖魔化，被轻视、冷落或被摧毁时，难民、移民、少数族裔和穷人等弱势群体将最先受到迫害冲击。

如何阻止或扭转这一进程？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又会发生什么？一些评论家认为，今天的情况与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有相似之处。另一些人同意民主正在被威胁，但认为这种威胁是新的。这个观点看似客观，其实暗藏危险。是的，我们必须注意新的威胁，但旧的威胁也有可能再次出现。

1933年，犹太裔奥地利作家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看到自己的书在德国各地的大学城被烧毁。他的回忆录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一切都是正常的，直到它不再正常。但是，如果认为我们能够预测事情的结果，那就错了，谁又能预见到我们现在的处境呢？1934年，法国哲学家西蒙尼·威尔（Simone Weil）写道：

「我们正处于过渡时期，但向什么方向过渡， 谁也不知道。」

像我们现在的自由民主制度，只有当人们相信这些制度时，才会存在。当这种信念消失时，剧变会很快发生。当心那些乘着原始民族主义浪潮而来的领导人，谨防民主淹没在人民意志这个模糊的概念中。但为什么现在说这些？因为在1920年代的德国，这些是显而易见的。小说家兼记者约瑟夫·罗斯（Joseph Roth）说：

「如果汉堡市的失业者没有得到免费食物，他就会饿死。而在人们过去常去喝酒聊天的地方，现在阴暗肮脏的墙壁上涂抹着纳粹标志和苏维埃的星星。」

在今天，威胁我们的不是大规模失业。相反，我们面临的情况更接近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1951年观察到的情况：

「从人类日常生活的常态来看，人类好像把自己分成了两派，一派相信人类无所不能，另一派则认为无能为力。」

其中，无力感会导致疏离，同时也会导致对政治领导人热情洋溢的支持，只要他能让你产生好感，这就是1930年代发生的事情。考虑到当时和现在的相似之处，爱尔兰记者艾米丽•洛里默（Emily Lorimer）写的《希特勒想要什么》（What Hitler Wants）是一本值得注意的参考文献。这本书写于1938年10月，当时距离水晶之夜还有一个月，刚好在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之后。

洛里默意识到，希特勒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英译本受到了严格审查，例如，它删除了希特勒入侵英国的详细计划。因为很少有英国人能读懂德文，所以洛里默对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进行英文概括和总结。她认为，希特勒最初的计划有三个关键因素：关注工人权利；渴望建立一个纯净的德国；以及暴力抹杀社会中的民主力量。

对工人权利的关注无疑是极右翼思想中被忽视的因素。首先，那些认为自己被政治家冤枉或忽视的人会广泛接受极右思想。早期的法西斯分子紧紧抓住低工资的工人、退伍军人等群体的心，这些人抱怨现行的政治制度对于他们的付出没有任何回报。正如历史学家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在《不够》（Not Enough）一书中所写的：

「意大利统计学家科拉多•基尼（Corrado Gini）提出的基尼系数是至今仍被广泛使用的衡量国家不平等的指标，他作为一名法西斯分子并非偶然。」

基尼也不是普通的法西斯分子，他还是《法西斯主义的科学基础》这篇论文的作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国家的不平等问题是左派而非右派的困扰。说到底，法西斯主义和左翼思想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根据1932年至1940年英国法西斯主义联盟的领袖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的说法，英国工党奉行的是「国际社会主义」的政策，而法西斯主义的目标则是「国家社会主义」。

这种把成熟的法西斯主义视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想法，莫斯利可能是错的，但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起源，他是对的。早期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只是以民族主义为由与社会主义决裂，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提议赋予女性投票权，将投票年龄降至18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让工人参与工业管理，征收高额累进资本税，并没收部分战争利润等政策。当然，他也提倡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意大利的扩张主义，无论如何，他的计划中拥护工人的方面也是引人注目的。

早在1920年的德国，希特勒就为纳粹党制定了25点宣言，其中11至15点是关于工人权利的：

11. 取消所有不劳而获的收入，以及所有不因工作而产生的收入；

12. 因为每一场战争都要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和财富，所以从战争中的获利者都是人民的叛徒。因此，我们要求没收所有的战争利润；

13. 我们要求将所有信托公司国有化；

14. 我们要求工业巨头的利润平分；

15. 我们要求大幅度增加养老金。

专业学者会注意到其中反犹的字句——「不劳而获」和「战争利润」——但从表面上看，这些条款可能来自德国共产党人的宣言。

莫斯利对社会主义者与大企业的妥协感到不满，他认为他们的原则被削弱，因此莫斯利选择与社会主义者决裂。他讽刺说：「社会主义者一直系着红色领带，可工党政府执政后，就褪成了粉红色。」 他还说，真正的自由意味着工资高，工作时间短且稳定，有保障，有好的房子，有机会与家人朋友一起休闲娱乐，这当然毋庸置疑。

墨索里尼和莫斯利提醒我们，提倡关注工人的权利，本身并不能成为专制主义的保护壳。在今天的英国，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正是工党未能采纳其传统选民所青睐的民族主义政策，导致了工党在2019年大选中的惨败。还有一些不那么深思熟虑的活动家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们认为，只要他们继续支持工会，坚持扶贫政策，他们的左翼属性就不会改变，哪怕他们拥护原始的民族主义。但是这个形势需要非常小心地去预判。

实际上，法西斯分子在一开始对工人权利的拥护收效甚微。但是，他们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第二个目标——建立一个种族纯正的国家，尤其是在德国。他们认为，德国这个国家正在被叛徒和寄生虫所摧毁，用任何必要的手段恢复纯洁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叛徒指的是共产党，寄生虫则是犹太人。

恢复民族的纯洁是所有法西斯主义的共同理念。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在《解剖法西斯主义》中所说：「法西斯分子在每个民族文化中寻找最能调动起群众运动的主题，这些主题包括复兴、统一和恢复纯洁性。从而压制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立宪主义，同时反对左翼的阶级斗争。」这让每个人「淹没在共同的情感浪潮中而得到满足」。

在法西斯主义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能反复看到「敌人」「叛徒」「寄生虫」和「外国势力」的字眼，以及「猪」「狗」「老鼠」和「蟑螂」等非人的比喻。同时，准军事部队和非法武装势力随时准备采取暴力行动。那些被征召的穿着迷彩衣的暴徒，散发出的气息代表着一种有组织且残忍的力量，即使他们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即使他们个人看上去很羸弱。在1930年代，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政党不仅穿着黑色和棕色的衣服，还有蓝色、绿色、灰色、橙色、银色和卡其色......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白人至上主义团体三K党身着的是精致的白色服装。

正如英国哲学家布赖恩•巴里（Brian Barry）在上世纪80年代所言，英美学术界和自由派知识界一直难以接受民族主义，认为它「与文明价值相悖」。然而，这却留下了一个被无情的机会主义者利用的缺口，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就是明证。脱欧运动表明了英国文明价值的失语，该运动的边缘分子公开宣称是种族主义者，甚至连一些国会议员和媒体也充满着对移民和外国居民的敌意，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难民和低薪工人正在如洪水般成群结队地涌向英国边境。

作为回应，大部分左翼政客底气十足地采取了支持移民的立场。但是，另一些左翼和中间偏右翼的政客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他们试图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只不过不诉诸歧视性或种族主义的语言、态度或政策。

这种观点可以尝试用「进步的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两个词来概括。但它代表着什么？有多种方式来解释「坏的」民族主义和「好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坏的民族主义，用苏格兰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的话说，是 「对自己特定民族的无意识的忠诚」；而好的民族主义，或麦金泰尔所说的爱国主义，是珍惜自己国家的成就和优点，不仅因为它们是成就和优点，而且也因为它们属于自己。

这种比较复杂的民族主义，或者说爱国主义，或者说自由或进步的民族主义之所以能够存在，原因在于，它并不是排斥性的。你为自己国家的成就感到自豪，同时也承认其他人同样可以为自己国家的成就感到自豪。而且，你不排斥或妖魔化外来者。但是，要保持这种立场谈何容易，至少，需要花很大力气才能防止它滑向危险的盲目忠诚，那是滋生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沃土。而且，盲目忠诚的人群形成的速度要快得多。

然而，一些哲学家认为，我们其实并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不能期望民族主义情绪消失，因为有太多的政治和文化生活都依赖于此：对民族传统的食物、酒、体育、艺术、音乐和文学的自豪感，对特定的、有界限的地域的依恋，与有共同历史的人团结在一起等等。比如，许多自由主义者支持苏格兰独立运动，除了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还能如何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知识分子们已经忽视了民族主义的危险，不过也有可能是他们明知危险，仍要冒风险去利用它。正如以色列政治学家、前政治家塔米尔（Yael Tamir）在《为什么是民族主义》一书中写道：「如果没有自由和民主作为平衡，『民族主义』很容易成为一种破坏势力。」这就是为什么要加强自由与民主，去遏制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

洛里默认为，在支持工人权利和建立德国国家政权之后，纳粹的第三个关键计划，是摧毁社会的民主力量。对自由民主及其制度的攻击，我特别感兴趣。

法西斯主义的诀窍是让民主制度自我对立，走向毁灭。民主被当作通往权力的垫脚石，只是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专制统治。领袖魅力、游行、庆祝和集会取代了政治，有了它们，一大堆约束政治领导人的制度和保障措施就会遭到破坏。这个过程一般有两个阶段，且都与关于民主的哲学论辩有关。

第一阶段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即什么是民主？自然，我们一般将民主与多数人的统治等同起来。推翻一个多数人作出的决定，这个行为看上去就是反民主的傲慢的典型表现，并且往往被视为精英寡头夺取国家政权的形式。然而，也有很多人警告多数人统治的危险，19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就是其中之一。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前，政治理论家都认为它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如果民主意味着人民制定了约束自己的法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压迫自己呢？密尔指出，民主使我们面临一种新的暴政：多数人的暴政。

民主的核心问题是多数人的统治与保护少数人权利之间的紧张关系。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意味着，自由主义的民主实际上限制了多数人的统治。许多国家都有一部成文宪法，涵盖了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过于重要，以致于无法在普通的日常政治中实现，它们需要一个特别的、漫长的变革过程。对于另一些更重要的问题，只有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才能实现变革。当然，这些都是关于人权的问题，简单的多数人的统治不应该强大到推翻宪法或人权。

然而，法西斯主义不同意。莫斯利写道：

「人民的意志大于少数人的权利，领袖的存在是为了执行人民的意志，而不考虑特定个人的后果，任何人都无权阻挡。」

自由民主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制度网络，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干预一个霸道的领导人的计划，并共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最明显的是那些限制权力，阻碍威权出现的正式机制，包括法治，以及法院。议会中的上议院对行政机关的越权行为进行监督；地方自治政府可以替代中央集权。健康的政治要包括「忠诚的反对派」，它支持民主制度，但与执政党政府针锋相对。检验领导人是否理解这个概念的标准是，他们是否把反对意见当作「叛国 」来加以否定。威尔将布尔什维克领袖米哈伊尔·托姆斯基（Mikhail Tomsky）对封建俄国政权的评价应用于法西斯：「一党执政，其余的人都在监狱里。」

还要有其他的机构去讨论政府的政策及其影响。这些机构包括自由媒体、独立智库和大学。博物馆和档案馆提醒我们过去的辉煌和错误；工会同样能发挥出集体的力量。最后，非正式的日常生活机构提供了相对来说不受国家控制的庇护所：如宗教团体、俱乐部、地方历史协会、成人教育机构等等。即使是某种形式的自由经济，允许多样化的谋生方式，也是支持少数人权利的关键部分，比如许多由移民经营的小企业。有时，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在就业市场关闭时的唯一途径。一个充满活力和自由的文化世界，包括艺术、电影、小说、戏剧和诗歌，它们所拥有的不仅仅是自身的内在价值，也是批判和反抗的强大源泉。毋庸置疑的是，专制政府厌恶上述这些他们无法控制的活动。

如果说法西斯破坏民主的第一个阶段是将多数人的意志优先于少数人的权利，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对如何体现多数人的意志提出质疑。是通过多数人的投票来实现吗？1932年，希特勒对杜塞尔多夫市的工业家的一次演讲中回答说：「不是。」

希特勒的说法让人联想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观点，希特勒认为，民主投票：

「不是人民的统治，而实际上是愚昧、平庸、半心半意、懦弱不堪的统治.........因此，民主在实践中会摧毁人民的真正价值。」

对选民的质疑与民主本身一样古老。最近，又出现了一层新的担忧：社交媒体被政党操纵，但更阴险的是，它们根据商业价值而非真相来传播故事。一件丑闻指控的阅读量，远高于对其的反驳，因为公众热衷于对那些已经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紧追不放。社交媒体正在帮助创造一个被迷惑，或至少是被误导的公众群体，尽管互联网的初衷并非如此。必须要做点什么，但做什么呢？

正如洛里默所指出的那样，纳粹的三个目标——对工人权利的关注、建立一个纯净的国家和压制社会民主力量——共同发展出了一种取悦多数人的民族主义。在这种民族主义中，人民的意志会碾过任何阻碍它的东西。我们都希望法西斯分子的这些极端做法永远不要卷土重来，但打败法西斯主义并没有摧毁它的种子。一些观察家认为，它依然有可能发芽。

专制的领导人认为他们被选举出来的时候，被赋予了激进的民族复兴的任务。对于阻碍他们按自己的意愿行使权力的机构网，他们很容易感到灰心受挫。所以，报纸和图书出版带着偏见，新闻变成假的，法官成了人民的敌人，大学压制自由言论，鼓吹颠覆性的意识形态，工会阻碍进步，地方政府成了毒蛇窝，上议院充满了妄想的、自私自利的傻瓜。自由民主的保护机构正在不断地被削去。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恢复和更新能够最好地保护脆弱群体的中间机构，并创造使民主发挥作用的政治美德。

我认为有两个特别的危险。第一个是最明显的危险：右翼专制主义的增强。但我也担心左翼的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认为为了重新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就必须采取民族主义政策。这可能是事实，但也是在玩火。一些扎根于传统工党运动的人似乎认为，只要他们支持工会和扶贫政策，他们就站在正义者的一边——无论他们相信什么——这使他们在道义上免于批评。但是，我们以前也曾看到过这种观点的组合，这是墨索里尼和莫斯利，甚至可能是希特勒的出发点。

可以接受的民族主义必须以自由主义来克制。它还需要受到坚决支持少数人权利的民主机构的制衡。我们决不能接受政府和民间社会的中间机构阻碍人民意愿的说法，恰恰相反，必须支持和加强它们，这是我们与那些不可理喻的事情保持距离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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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乔纳森·沃尔夫（Jonathan Wolff）

英国政治学与哲学学者

牛津大学沃弗森学院教授

原文标题

The lure of fascism

原文刊载网站

https://aeon.co/

译者

李亦、田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