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占中到反修例，影响香港社运的境外势力到底在哪？（2）

一如既往，香港的反修例游行被大陆官方定性存在“境外势力干预”并加以怒斥，而大陆民间舆论对这一“唯恐天下不乱，亡我之心不死”的叙事体系更是熟稔有加。官方与民间共享的这一叙事都根植于主权国家二元对立的敌我概念之建构，但表现形式却是大相径庭。官方定性的“境外势力干预”侧重于言，外交部与中联办一再极力反对的是主权国家与政治关键人物对香港局势的关切发言，而民间舆论流传的“境外势力操控”则更重于行，认为CIA或某某基金会有实际资助、培训、煽动游行的行动。

这当然是不值一驳的、远远落后于国际关系现状的朴素而陈旧的理论体系，但境外势力的真实存在以及他们对香港社会运动的影响仍然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

因为事情真的在起变化。

从占中到反修例，去中心化的社会运动形式已成为香港市民表达强烈诉求的自觉行为，对无序以致失控的忧心已被现实证伪，而无法对话以致长期胶着的困境仍然待解。香港社运的参与团体开始主动向国际社会寻求关注和干预，却囿于各自焦头烂额的国际局势而收效甚微。

这一边，大陆批评香港被境外势力干预，那一边，香港社运主动寻求境外势力干预而不得，信息之墙的阻隔效用可见一斑。

多元化的社会与去中心化的社运

当今国际社会是一个由主权国家，公民组织，区域合作机构和跨国协会互相合作制衡的多元体系，现代社会运动也已被纳入到民主表达的体系之中（虽然这种规范本身也被批评成为是统治者对人民的规训）。和不少大陆人想象中的经由少数人煽动相反，本次香港的反修例社运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去中心化运动：无数个来自不同领域的小团体以及个人，在无中心领导，无层级架构的条件下，经由人群关系链的组织走上街头。

这种去中心化的社运形式由香港政治现实催生，也是顺应了社运发展的世界潮流。早在2011年，席卷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带有强烈的去中心化特征。运动最早的发起人Micah White和Kalle Lasn拒绝为运动提供任何方向性和组织性指导，全部凭借参与者通过直接民主讨论决定方向。然而当时的去中心化社运也带有难以克服的缺陷。漫长的公共讨论使得社运无法达成任何有效诉求，最终草草收场，没有给美国的政治格局带去任何改变。

随后，越来越多的社运承袭了去中心化的模式。法国的黄背心运动，蔓延全球的Me too运动，都有鲜明的草根自发色彩。学者Antonio Negri和Michael Hardt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所采取的剥削和掠夺的运作方式有极强的渗透能力，使得自上而下的社运组织极难进行，但却给自下而上的草根运动开辟了新的抗争空间。

就香港社运而言，早在2014年的占中运动就已经出现去中心化的端倪。虽然在运动发起之初有非常明显的组织化架构，但随后运动的发展就开始向着去中心化的方向演化。占中三子在漫长的宣传筹备期是社运的核心人物，对社运的发展方向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但此时去中心化的讨论已经逐渐声起。

随着占中时间的拉长，占中三子和学联都逐渐失去了对运动的掌控力，参加占领行动的市民，极少承认是应领导者感召而来，“没有大会，只有群众”的口号越来越多被听到。这些现象一度被视为香港社运组织混乱，多方内讧的弊病而受到指责，由此引发的和理非非和勇武派之间互相对立也被视作伞运失败的原因之一。然而令人料想不到的是，这些从无组织无领导的“弱点”中积累起来的社运经验，竟成了5年后反修例社运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优势。

反修例社运伊始，“无大台，无组织“就为这场运动奠定了底色。2014年占中的发起和组织9人均在今年4月被判罪成，学生领袖黄之锋和罗冠聪在运动发起时也尚在狱中，长达一月的社运，没有出现任何有号召力的领导人物，但发声和行动的团体数目之多，种类之杂均远远超过香港此前任何一次大规模社运。从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到全港师奶联盟，再到”连登“网的”9up议政“，甚至香港律师协会和大律师公会，反修例社运的覆盖面之广前所未有。

同时，保密性相对较强的社交聊天软件telegram为社运参与者的自组织带来了可能。telegram上大大小小的自发群组和频道，从资讯发布到物资供应，甚至急救站和心理辅导也一应俱全。人们自发选择自己感兴趣和信任的群组作为信息来源，并且自主判断自己在社运中的角色和行为，形成了一个存在争议，但又享有共识的整体。

这种新型的社运方式打破了旧有的游行管理模式，无核心领导的特点也无形中分摊了本来由领导人独自承担的政治风险。6月17日出狱的黄之锋在21日曾试图组织让现场抗议者按照旧有社运方式当场公投决定下一步行动，却被质疑领导权，只收获现场群众的嘘声一片，年仅22岁的学生领袖竟然已经猝不及防地被飞速发展的社运组织形式抛下。

社运的内部弥合与外部撕裂

这种去中心无大台的社运形式，成功在本次反修例游行中构建一个无政府但有序的空间。整个6月，由不同的群体分别发起形式不一，程度各异的抗议行动，除了9号，16号两次大型游行，12号的占领行动外，还有6月6号法律界的黑衣游行，14号香港妈妈反送中集气大会，17号特首办前示威，21号包围警察总部，25号围堵税务大楼，26号G20领馆请愿等等等等，整个行动因为没有统一指挥而令自身和外界都难以预测。

“不割席，不指责，好言相劝“的原则帮助避免了运动走向彼此分裂对立，却又使得运动各方无法对过激行为及时有效制止。这一缺陷在7月1日示威者闯入立法会的冲突中集中暴露：大部分返修例抗议者并不支持占领立法会的行为，多位泛民议员亲自到现场苦劝阻止，但这样的劝阻并没有起到效果。在闯入者滞留立法会时，Facebook的直播里甚至一度出现评论皆喊快走，却同样未能在当下形成实际影响。

七一闯入立法会事件后，闯入者毫不意外地被官方称为暴徒，警察也迅速开始了抓捕。但同样也是不割席的原则， 使得运动免于重蹈2014年旺角冲突后内部分裂的覆辙。立法会闯入者保护文物，留钱买水，自陈心声，共同进退等影像在社交网络上广泛传播，而同一群人撞毁玻璃，给区徽喷漆，挥舞港英旗等视频照片亦是铺天盖地，一场对形象塑造权的争夺战正在上演。呼吁体谅年轻人的声音虽然面临了各方激烈的质疑，但却有效抗衡了撑条例者对其“无脑暴徒”形象的简单刻画。

激进行为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并且因为不同社会对抗议的容忍程度不同而具有完全不一样的评价尺度。在北京，仅仅在天安门广场举牌示威，即可被视为一个激进的社运策略，而在华盛顿，可能要砸掉一排汽车才会被视为激进。向来注重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香港，对于社运里面出现激进行为一向非常敏感，抗议者的过激行为很容易大幅度影响其支持率。然而七一的激进行动似乎某种程度上提升了社运对抗议行为的容忍程度，舆论不再一边倒地批评过激行为，而是尝试理解社运进展中的局部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激进行为的包容度提升仍然局限于享有共识的社运参与群体内部，社运之外，评价尺度并未同步宽松。这种异步发展无疑降低了本次社运在相对中立人群中的合理性，而在立法会前挥舞的港英旗作为一种极具符号性的标志，在一些观察者看来，又迅速将社运从权利诉求裹挟进了民族主义的漩涡。

自下而上的境外势力

本轮反修例社运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征是社运参与群体对境外势力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香港在这次反修例社运中破除了多年与大陆达成默契的对于接触“外国势力”的忌讳，转而主动“外扬家丑”，争取在国际社会的曝光。6月26日，1500多人沿街游行向19国驻港领事请愿递信，吁请各国在G20峰会中向中国施压。与此同时，有社运参与团体在九个小时内筹到670万港元，在全球各大报纸刊登公开信，呼吁全球关注香港反修例问题。香港中文大学学者陈伟信认为，这种主动交流在香港社运史上非常罕见，也明显突破了民间对于社运和外界联系的想法，深层地改变了香港的政治生态。

在传统家国思维中，求助外邦显然是一种背叛行为，但从现代社会运动的运行规律来说，跨境跨国寻求声援乃是极其寻常之事。这两种思维的碰撞，是否会加剧香港社会内部的撕裂和对立尚待长期观察。

短期内可以看到的是，香港社运群体这种寻求其他主权国家帮助的尝试收效甚微。G20峰会期间，中美一度剑拔弩张的贸易战得到了大幅度的缓和，香港局势并未在这场盛会中获得期许中的热切讨论。与前任奥巴马不同，特朗普自上任开始就极力宣扬美国第一而极少采用人权框架，并且身体力行地退出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香港事件上他的口径也一直是“相信中国和香港会解决所有问题”。6月初一度沸沸扬扬的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声势渐熄，至今仍然滞留在众议院委员会中。

另一边被寄予厚望的英国虽然一度和中国在舆论上互呛，但并未有任何可见的实际行动。外交大臣亨特一度声称北京如果对抗议者处理不当，会面临严重后果，但对具体会有什么后果却语焉不详，可见底气不足。事实上，英国一直以来都因为对香港事务的噤声而饱受人权团体攻击，同时也因为自身的脱欧困境自顾不暇。卫报的一篇社论认为，目前的香港危机发生的时机，对英国来说简直不能再糟糕了。

实际上，主权国家并非香港真正能够链接到的“境外势力”。从9号开始，香港开始高频度出现在全世界各大媒体，社交和视频网站之中。这种高密度的曝光使得全世界任何一个稍稍关注时事的人都能够注意到香港的存在。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讲，这种与国际社会的链接，不同于传统的国家间权力制衡，是一种自下而上话语的建立。

香港本身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并不具备任何国家间谈判的能力。如果纯粹从主权国家体系出发，香港的社运很难获得足够的制衡力去影响其他政体自上而下地为其发声。然而当代互联网已经明显模糊了国境，NGO和各大利益团体对于主权国家的游说和制衡能力也越加明显。此时能够和国际社会的NGO或者其他具有游说能力的社团组织建立起一套可以共享的话语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香港越将自己纳入到跨境多元的体系之中，对同样需要在这套话语体系中建立自己合理性的大陆政府来说就越具有影响力。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话语体系的建立并不需要通过任何国际法对香港身份或地位的认定。

当然，这种社运的境外链接虽然会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主权国家（比如饱受人权组织指责的英国）带来压力，但并不一定会成为香港社运的突破性因素。毕竟，中国在这些年对于国际人权体制话题从最开始一味的回避，已经开始转向了熟稔使用。

结语

香港的社运技巧，组织方式，和行动逻辑却在飞速地变化。而与此同时，大陆民间对其的想象仍然停留在境外势力煽动这一简单二元对立的叙事逻辑之中，一帮面目模糊，智商低下的群体，被少数心怀不轨的特工煽动，做出亲者痛仇者快之事。这种叙事方式，在解释2014年的占中和2019年的反修例两场社运时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否定香港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拒绝理解和对话的开始，这种不断回旋在大陆舆论场中的境外势力论，在给予了看客一个看似心安理得的结论同时，却关上了一扇了解真实香港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