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打倒旧爹，另立新爹

正如诸多媒体与学者宣扬，以及绝大多数观众最初看到的那样，《封神》是一部以“弑父”为母题的，近年来罕见的神话史诗。但聪明的你很快会发现，它这里的“弑父”，并非真正精神上的“弑父”，而是一种“打倒旧爹，另立新爹”的“爹味无限流”。

难道子杀生父、子杀养父，还不算“弑父”吗？

为回答这个关键问题，我们先回到“弑父”的概念上来。“弑父”一说，最早在学术层面由弗洛伊德提出，代表着人子“占有母亲而排斥父亲”的性欲望。自“五四”后，“弑父”的概念被引入中国文学中，就已经抹消了“恋母”的部分。而学术发展至今，“弑父”在显性的“排斥父亲”之外，更是指向对“父”所代表的，一系列“压抑性权威”的反抗。更确切地说，“弑父”是一种解构，剑指父权制中“上位者”对个体凌辱与漠视的霸权运作结构，并在此过程中寻找人性本体之所在。

如果影片难以触达到这层，它所表达的“反父”“弑父”主题，则无异于虚有其表。有媒体说《封神》借“弑父”情节“对父权祛魅”，但在我看来，该电影中的“弑父”仅是一种刺激眼球的情节设计，深层次维护的仍然是“爱父”的伦理。换言之，电影中对个体的“父”的违逆，却只是推动了父权的承继。

殷寿（纣王）通过杀父兄获得了无上权力，也因此时时忧虑。他同殷郊间就面临着，史传、小说中“天家父子”普遍难以逃过的“帝王猜疑”。

正所谓，“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说的是，晋献公的两个儿子，世子申生顺敬其父，最终被父所冤杀；公子重耳流亡在外，最终成了“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劝刘表长子刘琦离开荆州，援引了这个典故。

实际上，诸葛亮在劝说刘琦出逃时，怀有一种默认，即刘琦会顺理成章地成为刘表的继承人——殷郊也是如此自我认为。而正是这种父子相继的“默认”足够强大，在登基礼上，殷郊请父亲传位于他，预备“代父祭天”时，才让父亲的猜疑甚嚣尘上。因此，电影中对纣王“猜疑”的批评，不过是在巩固“父子相继”传统的正当性。

再来看《封神》里“逼四质子杀父”的名场面。在这个场景与先前无数的场景中，纣王是无数次向质子旅灌输仇恨，期待他们通过杀父行为，助力自己集权控制。他说：“你们的父亲，抛弃了你们。”

四质子杀父，哪怕动手得最果断的北伯侯之子崇应彪，他的恨意，也从不来自于“父权的压迫”，而是“他抛弃我”。 换言之，激发他杀死父亲的力量，也并不是为“人”的觉醒，而是为“人子”却无法承蒙父爱的痛苦与不甘。杀死父亲后，他也获得了自己最渴望的奖赏——父所赐予的权力。

而在姜文焕不忍心杀害东伯侯时，父亲竟表现出一片爱子之心，主动英勇赴死——父为子之大业英勇牺牲，这同样是父权制下盛行其道的手段。

这时候，我们看向正在百般犹豫的姬发。姬昌对姬发说：“你不是谁的儿子，你是你自己”。假如将区区一句话就当作“弑父”精神的标杆，未免也太过轻易。再次强调：判断“弑父”的标准应是对“父权”的解构与否。姬发从“养父”纣王的影响下挣脱，转向“大义”的，是亲父的玉环和亲父教养出的长兄；是亲父送给他，又被长兄驯养转送的白马。姬发的“做自己”，只是从一个父转投另一个父，其结果是继承了西伯侯的权力与爵位，完成了父权制内部的权力更迭。

因此，无论是“做自己”，还是父亲为了儿子自杀，或是儿子杀死生身父亲、而后取代他的位置，只要父权之父不偏不倚，完成其必有的代际交换，父权制稳稳向前，那么一切的“父子”纷争，都只不过是父权制自身所允许的一种“叛逆空间”罢了。

研究中古女性史的郑雅如老师，在她的《情感与制度：魏晋时代的母子关系》中提到，儒家伦理的一部分底层逻辑在于：父子“天伦”。在这样一种“天伦”下，母亲不是孕育者，而是父亲的妻子。原本是天然的孕育者，通过父系的“礼法教化”，变成“其父以为妻职者，其子皆为母职”。后来，他们发现使继子自然地爱继母太困难了，于是想出了新方法：让母亲消失。

姬昌与雷震子的剧情中，姬昌在野地里捡到了形貌有异的妖怪婴儿，杨戬和哪吒要杀妖孽，姬昌愤声而辩——你怎么知道妖孽不会被教好？而后拿自己的披风裹着，抱着，送上天宫。最后姬昌有难，雷震子学成“正道”，前来“救父”，把他以相同的姿势抱在怀中救走……

这个剧情就是最传统的“母职剥夺”：雷震子哪来的？没人知道，没人在乎。“父”们只需要在地上捡到继承人，并按自己的“教化”思想去培养就行了，甚至“有教无养”，何其安全。由掌权者过剩的自我意识衍生的，在史传中困扰父系家庭千年的生育焦虑、对男性继承人的焦虑，就这样在虚浮的狂想中解决了。

继承焦虑，直指掌权者心中对“自我延伸”的渴望。“自我延伸”不仅通过“母职剥夺”得到缓解，还进一步表现为对“长生不老”追逐和“礼法教化”的正统化。

剧中的纣王，追逐“长生不老”，（怎样追逐长生不老），与父权制下为尊者过剩的自我意识系出同源。另一方面，电影通过大量的篇幅，来讲述上一代商王死亡的“真相”。这样的情节重心，似乎意图让我们相信，纣王为天下弃的根本原因，乃是违背“礼法”——因为纣王首先违反了父权制的规则，弑父杀兄，所以他不配为“父”，不配充当“礼仪教化”的执行人。

父权制的持久稳固，得益于将男性焦虑衍生出的狂想，不断地“隐蔽”与“文明”化。他们擅长狂想，但又会排斥“显然无妄”的狂想，如对纣王追求“长生不老”及其帝王权力的否定。一种面貌更加“文明”与“得体”的价值系统——“礼法教化”下的父子伦理，以及对“蛮荒时代”的矫正乃至革除，才是电影真正选择的父权主题。

在上野千鹤子老师的《厌女》中，她提出了父权世界对女性的二分法，“圣女”与“娼妓”。再具体点说是：装点其社会地位的“圣女”，与维护其个人尊严的“娼妓”。通过这样的二分法，他们在女性群体中划分等级，设法规训女性，使她们互相蔑视。

《封神》中的姜王后与苏妲己，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本土二分化的结果。很显然，妲己虽是“妖女”，却仍是对男人无害的“妖女”，是其自我意识的延伸，让人十分有“安全感”。电影中，作为“圣女”的姜王后是如此“信任”她的丈夫，以致于她“相信”一个无法直接掌握实权的姬妾会是一切的祸主。她是那样的“孤注一掷”“聪明勇敢”，一心一意地为了她的丈夫与儿子，去诛杀这么一个“祸国妖孽”。

按现代人视角来看，这样的“圣女”与“娼妓”相杀的事件发生在古代似乎是“尊重历史”的，我这里重点想要提示的是，此二分法意识是一种深受近代西方“现代性”及其携带的父权意识形态影响与塑造的结果，而非真实的本土史传，更非传统的古典小说。于是，对比之下，我们能发现一番怪象——史传与古典小说中都无法磨灭的女性力量，当代的中国电影却做到了。

在电影片头中，主创团队打出了故事原型之一：元人所创作的《武王伐纣平话》。在《平话》中，苏妲己陷害姜王后，诬陷她意欲刺杀纣王。在元人的小说中，苏妲己是一个充满刻板印象的“妖孽”，可是，面对这样的妖孽，姜王后却选择，将矛头直指掌握权力的男性：

皇后（姜王后）闻言，心中大怒，不顾其命，乃骂纣王：“信邪佞之言，令我死于目下，贬我入冷宫。无道不仁之君，信谗贪色之主，人神共恶，天地不容，不死在万刃之手，何怒我乎！”

随后，纣王扯住姜王后的衣服与头发，将她推下高楼。死前，姜王后仍痛骂纣王不止。

此外，电影里还出现了“我见犹怜”的典故，却同样使用得“离题千里”。姜王后假装被苏妲己所“魅惑”，一步一步，走入汤池。她抚摸着苏妲己逶迤及地的长发，说出那句“我见犹怜”。随后拔出苏妲己的簪子，意图将她杀死，而紧接着被她反杀。

“我见犹怜”出自《世说新语·贤媛》与其引注的《妒记》。《世说》的版本是：桓温征伐一地后，强取被征伐者李势的妹妹为妾。他的妻子南康长公主知道后，想要领人去杀她。见面后，这个被强取来的女性说：我的国家破灭，所以我沦落到这个境地，这从来不是我的本心。今天你杀了我，这才是我本来想要的结局。

而《妒记》的版本，则是强调了，这个被抢来的女子，对着桓温的正妻，“神色闲正，辞甚凄婉”，即她在这样不幸的境地中，仍然保持着冷静，并可以主动诉说出自己的不得已和不由己。而后，这个在传记中被形容为“凶妒”的正妻，“掷刀前抱之”，随即说出了，被《封神》中滥用的那一句：我见犹怜，何况老奴？

是什么样的女性情谊，可以让她们在魏晋南北朝那样一种伏尸遍野、朝不保夕的情况下，抛弃对于“夫”与“当权者”的重视，抛下被规训出的“夫荣妻贵”的争竞心，乃至“前抱之”，乃至“我见犹怜，何况老奴”？ 反观“现代”电影《封神》里，姜王后在说出“我见犹怜”之后，丝毫不见女性之间的相惜，仅仅是拔出女人的发簪，执行她的精神主人——男性宗主的意志，去杀死另一个女人。我当年读史传时，从这被遮掩的女性故事中获得了多少力量，看《封神》电影，就被那二女相杀的情节冒犯到多少个层级。

《礼记·曲礼》一篇中写道，臣子劝谏君王三次而君王不听，臣子可以逃走。而儿子劝谏父亲三次，父亲不听，就只能哭泣着跟随父亲。父权制的狡猾在于，他留下了所谓“叛逆”的余地——“逃亡”“哭泣”“做自己”。 

然而，这里的“做自己”，是男性的“做自己”，以便他们在推翻旧的父权的基础上建立以自我为中心的新秩序。这样的秩序中，只有被指派的“女性位置”，而没有自然女人。一旦我们代入男性的“做自己”中，与“人子”共情，我们便永远无法逃脱圣女/娼妓的二分法，反成为加固新父权的一分子。终有一日，我们的手段也只剩下“哭泣”与“逃亡”。 

然而，女性就连“哭泣”与“逃亡”，也是被历史所抹杀的。正如女性史学家高彦颐老师的《缠足》一书中说道：

所谓“绝对客观”的历史，是男性专业史家排挤女性入行的借口。如果不是她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我可能还身陷在丛木蔓草之中。

在我们的史册中，有尘埃不能掩埋、强权不能抹消的女性，我们有女诗人、女侯爵、女性最高统治者。她们获得自己声音的过程中，或者智计百出，或者鲜血淋漓。如今深林虽启，蔓草犹未除净，可以确定的是，这一片曾为鲜血泼洒的土壤，绝不能再立起新时代的牌坊来。

我引另一位女性史学家伊沛霞作结：

我有证据提醒他们注意，他们所写的这些男人还有母亲、妻子、姐妹和女儿。

编辑：小狮、阿咸和其他俱乐部姐妹

排版：阿咸、泼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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