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三部第9章：你可聽見人民在呐喊

亞古諾夫斯科

1989年夏，當礦工們將革命帶到西伯利亞，安納托利·謝格洛夫送我從他的村莊坐上開往克麥羅沃的電車，並邀請我下次再來。“我會帶你去森林裡釣魚，”他說。一年半過去了，礦工們再次罷工，我又回到了西伯利亞煤礦區。政府大部分的承諾都沒有履行，情況依然很糟糕。我走在通往謝格洛夫小屋的第二計畫大街上，積雪已經凝結成黑色的硬泥，空氣寒冷而氤氳。

安納托利·謝格洛夫沒有電話。我猜測他准在家。當他打開門，向我打招呼，仿佛我才離開了一周就又返回亞古諾夫斯科，對一個美國人來說，這是世上最普通不過的事，他看起來更乾淨、更放鬆，但明顯老了很多。他的臉上佈滿了深深的皺紋。“我現在已經退休，”他說。“預料中的事情發生了。”他告訴我在我們相遇後的那個冬天，一天吃完晚飯，他把自己龐大的身軀靠在椅背上，突然心臟病發作。他說，就好像被馬踢了一下胸口。他才50歲。“這是我們這些長年在地下工作的老毛病，”安納托利說。“你50歲退休，能活到55歲就算很幸運了。我懷疑自己活不了那麼久。”

現在，謝格洛夫整天都在空蕩蕩的鄉村商店排隊，穿梭於一家又一家骯髒的醫院，尋找醫生、阿司匹林和硝酸甘油。“一個老人的生活，”他說。但他表示讓他振奮的是全國各地礦工的勇氣和決心。現在的罷工與1989年7月的問題毫無關係。“已經不再是爭取肥皂或休假工資了，”他說。礦工們想要的不僅僅是戈巴契夫政府辭職，還有推翻國家社會主義體制。“不再有幻想，不再有社會主義的夢想了，”謝格洛夫說。“第一次罷工是為了一片麵包、一塊肉。承諾的東西我們一樣也沒得到。生活只會變得更糟。現在我們知道了秘密。這個體制必須廢除。”

自1991年3月初以來，已有超過30萬名礦工罷工。剩下的90萬名礦工繼續工作，只是為了避免國家經濟徹底崩潰。罷工領導人認為，如果事態發展到那個地步，他們將得不到任何支持者。他們的策略既周密謹慎又富有成效。接下來的幾周，列寧格勒的機械師、薩馬拉的電工、奧德薩的黑海碼頭工人相繼舉行罷工，以示聲援。

這次罷工嚇壞了克里姆林宮的強硬派。他們知道，工人的激進化——借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即無產階級意識的覺醒——可能是對一個搖搖欲墜的政權的致命一擊。蘇聯政權似乎能夠承受城市民主運動的示威，但工人們卻有能力掐滅克里姆林宮的燈光。這絕不是在開玩笑。“別再玩遊戲了，”謝格洛夫說。“別再玩遊戲了。”在俄羅斯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一次會議上，大多數代表只是溫和地回應葉利欽最新要求戈巴契夫辭職的呼聲。但在會議的最後，庫茲巴斯罷工領導人阿納托利·馬利欣上臺發表講話，宣佈“我們準備淹沒礦井。”他說，礦工們已經完全對這個剝削他們的體制失去了耐心。他告訴俄羅斯代表們，要麼接過領導權，否則礦工們將自己辦。

演講結束幾天後，在莫斯科羅西亞酒店，我見到了阿納托利·馬利欣。到處都是深夜戰略會議的殘餘：傳單、塞滿煙蒂的煙灰缸和髒玻璃杯。阿納托利·馬利欣在哪裡，罷工指揮部就在哪裡。他的電話總是響個不停：來自西伯利亞、烏克蘭、遠東和俄羅斯北部沃爾庫塔的罷工委員會打來電話，或祝賀、提問、建議，或討論計畫。

“好的，那就去他們的，”他在給庫茲巴斯的電話中說道。“只有在滿足要求之後我們才會回去。不會更早。”

與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自由派知識份子相比，馬利欣表現得更堅定不移，更鍥而不捨。他是絕對嚴肅認真的；他身上沒有一點忸怩作態，也沒有絲毫冷嘲熱諷。他和其他罷工領導人在1989年談判解決罷工時，相信了戈巴契夫的話，他們不會重蹈覆轍。就這麼簡單。

“沒有人貶低戈巴契夫曾經做過的貢獻，但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時刻，自己的巔峰時刻，就像一台機器一樣，”馬利欣說。“但戈巴契夫認為自己是獨一無二的。剛開始，他確實做了很多事情，我們向他脫帽。但他應該在一年多前徹底改變體制。那樣的話，他就可以在那個新架構中為自己找到一席之地。但他沒有這樣做。他被他的社會主義原則束縛住了手腳。現在他得不償失。如果戈巴契夫真的這麼聰明，他為什麼還要繼續捍衛黨呢？有傳言說他正準備向礦山派譴軍隊。相信我，如果他那樣做，將會有成千上萬的士兵死在那裡。”

新切爾卡斯克

沒有人知道死者埋在哪裡。有傳言說：克格勃把屍體推入礦井或沼澤地，或者員警把屍體運到俄羅斯南部黑土地區一系列的無名墓地。但沒有人證實。

近30年來，新切爾卡斯克大罷工的故事一直是蘇聯的國家機密。1962年6月，該市電力機車廠的工人舉行罷工，抗議物價上漲和工資下降，這是自十月革命後，俄羅斯渡過艱難歲月以來的第一次工人罷工。根據莫斯科的命令，軍隊向新切爾卡斯克手無寸鐵的示威者開槍射擊。造成至少24人死亡，數十人受傷。不久之後，克里姆林宮的法官下令處決倖存的7名“頭目”。3天之內，所有關於新切爾卡斯克的報導都從國家控制的媒體上消失不見。就連西方專家也對這起血腥事件幾乎一無所知。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第3卷中發表了幾頁粗略的描述，但這當然被視為“反蘇宣傳”，直到1990年才解禁。

現在，礦工再次罷工，克格勃、軍隊和戈巴契夫本人都感受到了來自民族主義者和政治對手的威脅，食品短缺和民族分裂問題日益嚴重，人們不斷談論衝突、非暴力反抗和暴發流血事件的可能。在第比利斯、巴庫和維爾紐斯發生的大規模屠殺示威者的事件表明，儘管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可以預料，政權為了自保，仍然會採取鎮壓措施，動用坦克和機槍，甚至毒氣，無所不用其極。自1962年俄羅斯南部那個夏日午後以來，蘇聯變得更好了嗎？

除了在新切爾卡斯克遇難的24人外，這場大屠殺至少還有一名受害者：蘇聯陸軍將軍馬特維·沙波什尼科夫，他是布爾什維克理想的忠實信徒，在二戰中指揮一支坦克師浴血奮戰、屢建戰功，被授予蘇聯英雄稱號。在薩哈羅夫和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出現的數年前，沙波什尼科夫已經做出了驚世駭俗之舉。他被命令攻擊新切爾卡斯克的示威者，但他拒絕了。

當我見到他時，這位將軍已經84歲高齡了。在新切爾卡斯克大屠殺3年後，他的頂頭上司強迫他退休，但他依然精力充沛、身強力壯。他可以用手碾碎一顆核桃。他住在頓河畔羅斯托夫市的公寓裡，與女兒、女婿和他們的孩子一起生活，公寓像軍營一樣井井有條，書籍和紀念品擺放得整整齊齊，纖塵不染。

“讓我們面對面談談，”沙波什尼科夫說著，抬起一把沉重的椅子，為客人放下。他比這個政權還要年長。“我清楚地記得，1917年，我還是一個11歲的男孩，唱著革命歌曲：‘啊，前進，前進，勞動人民……！’我一生都相信蘇維埃政權，而現在我卻被告知要向自己的人民開槍，向手無寸鐵的人開槍。我不得不為我的決定付出代價。他們剝奪了我的軍銜、勳章和共產黨黨籍。他們讓我以‘健康原因’為由退休。而我的妻子，我親愛的、摯愛的妻子，最終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她幾年前去世，我相信她是被對我們的攻擊所害死的。最後，她實在忍無可忍了。”

將軍說，即使現在，他沒有一刻不會想起大屠殺的日子。1962年6月1日上午，新切爾卡斯克的共產黨報紙宣佈，肉類和黃油的價格將上漲至少25%。當電力機車廠的工人們到達工廠時，他們發現自己的工資將被削減多達30%。當地的兩家報紙《鐵錘報》和《公社旗幟報》，向人們保證這些只是“臨時措施”，都是為了“社會進步”。不知何故，工人們這次沒有準備好相信這些慣用的花言巧語。他們的憤怒如此強烈，以至於他們忘記了自己。他們也暫時忘記了“黨紀”，與廠長——一位名叫庫羅奇金的可惡官僚——對峙起來。

工人們質問，他們現在該怎麼生活？

“你們習慣了狼吞虎嚥吃肉餡餅，”庫羅奇金回答道。“現在你們可以用果醬餡代替。”

工人們被激怒了。他們吹響了車間的汽笛，開始在院子裡集合。在那裡，他們討論罷工，並製作了標語牌：“給我們肉和黃油”，“我們需要住的地方”。他們撕下赫魯雪夫的肖像並焚燒。工廠經理們嚇壞了，把自己鎖在辦公室裡。當地的共產黨官員拒絕會見任何罷工代表。

與此同時，為防止宣佈物價上漲和削減工資的消息引發騷亂，當地軍事指揮部幾周來一直處於戒備狀態。據沙波什尼科夫說，地區軍事指揮官伊薩·普利耶夫將軍收到了來自國防部和赫魯雪夫本人的一系列密令。頭天晚上，克格勃特工和員警逮捕了一些最直言不諱的工廠工人，試圖阻止罷工發生。

赫魯雪夫核心政治圈的兩名成員，阿那斯塔斯·米高揚和弗羅爾·科茲洛夫，當時已經坐鎮城中。沙波什尼科夫是駐紮在機車廠附近的武裝分隊的指揮官，他告訴兩位政治局委員，他對士兵們攜帶著槍支“非常擔心”。他說，對抗可能會導致流血衝突。

“普利耶夫司令已經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指示，”科茲洛夫憤怒地回答道。

6月2日上午11點左右，約7,000名工人和其他示威者從機車廠出發，向新切爾卡斯克市中心遊行。他們無視包圍工廠的軍隊和坦克。在示威過程中，一些工人試圖封鎖通往市區的鐵路線，以進一步表達抗議。“但人們沒有武裝，是和平的。他們甚至舉著列寧的肖像，”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的一名地區代表弗拉基米爾·福明說。遊行者最大的挑釁莫過於他們不忘調侃一下莫斯科。“赫魯雪夫，請給我們香腸！”抗議者們高呼。

預見到可能出現暴力，沙波什尼科夫命令所有士兵卸下槍支裡的所有彈藥，並讓坦克旅也這樣做。當示威者隊伍經過時，沙波什尼科夫攔住一名工人，問他們要去哪裡。

“將軍同志，”工人說，“如果山不來，穆罕默德就走向山。”他們要前往警察局和共產黨總部。沙波什尼科夫給普利耶夫發無線電報，告訴他遊行隊伍正在穿過圖茲洛夫橋，進入市區。

“擋住他們！別讓他們通過！”普列耶夫對著無線電喊道。

“我沒有足夠的人手來阻止七千人，”沙波什尼科夫說。

“派出坦克！攻擊他們！”普列夫說。

沙波什尼科夫說：“司令員同志，我覺得我們的坦克應該攻擊敵人。”

普列夫勃然大怒，摔下話筒。在那一刻，沙波什尼科夫似乎嗅到死亡的氣息，他感覺到災難迫在眉睫，但他覺得自己或許能夠阻止它。他跳上吉普車，試圖追上抗議者。但當他接近城市中心廣場時，遊行者已經來到警察局大門口，要求釋放罷工領導人。突然，士兵們開始向人群開火。一些目擊者稱，士兵們發射的是達姆彈，這種子彈會在射中身體時瞬間膨脹，威力陡增。人群驚慌失措，轉身沿著莫斯科街向上逃跑。軍隊繼續向他們的背後開槍。一名婦女倒在花壇裡，血流不止、奄奄一息。她的胳膊被打斷了。

當人群散去，索爾仁尼琴寫道：“士兵們四處尋找卡車和公共汽車，不由分說，將死者和受傷者裝上車，送往高牆壁壘的軍事醫院。此後的一兩天，這些公共汽車在城裡來來往往，座位上血跡斑斑。”

“六二事件”的消息傳到其他工廠。工人們紛紛離開車間，在市中心舉行了一次更大規模的集會。“滿載工人的卡車從四面八方趕來，”一位目擊者回憶道。“那是一股洶湧澎湃的人潮。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他們。”

人群高呼：“赫魯雪夫！赫魯雪夫！讓他看看！”

很快，米高揚就現身電臺，發表講話。他談到了“流氓”和“悲劇性事件”。警方發佈戒嚴令，將人群驅散回家。軍隊在城市部署部隊和坦克，駐紮了數周。兩天之內，官方媒體停止了對新切爾卡斯克事件的報導。如此過了幾十年。

沙波什尼科夫將軍是一名忠誠的黨員，他在革命紅旗下長大，牢記初心。他無法理解為什麼當地共產黨人不能簡單地以“同志”身份與工人會面，進行談判。他認為自己應該寫一封信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也許他們會理解。畢竟，蘇聯軍隊不應該向自己的人民開槍。你可以在列寧的著作、在所有黨的規章制度中讀到這一點！他記得黨總是提到“血腥星期天”——1905年沙皇員警襲擊一群和平請願者。共產黨和紅軍永遠不會那樣做。

沙波什尼科夫要求與党的官員談話。但遭到拒絕。幾個月過去了，老將軍仍然對殺戮難以釋懷。他開始給莫斯科的蘇聯作家協會寫匿名信，天真地希望他們“偉大的人道主義”能有所幫助。沙波什尼科夫，這位60多歲的蘇聯英雄寫道：“黨已經變成了一輛由一個魯莽的、醉酒的司機駕駛的汽車，他總是違反交通規則。是時候吊銷司機的駕照，防止災難發生了……今天，讓勞動人民和知識份子清楚地看到我們生活其中的政治制度的本質是極其重要的。他們必須意識到，我們處於一種最惡劣的專制統治之下，這種統治建立在龐大的官僚機構和武裝力量的基礎上……人們必須學會獨立思考。我們盲目的信仰正在將我們變成活生生的機器。我們的人民被剝奪了一切政治和國際權利。”

沙波什尼科夫的理想主義再一次被背叛。作家協會是一個無可藥救的腐敗組織，裡面充斥奴顏婢膝之徒，其官員把沙波什尼科夫的信件交給了克格勃。沙波什尼科夫說，他的意圖從來不是“反蘇聯”，而是“反官僚和他們的傲慢”。但克格勃可不這麼認為。將軍開始注意到寄給他的郵件總是被拆開。他很快意識到自己正在被監視。1966年，在沒有任何解釋的情況下，軍隊強迫他退出現役。1967年，員警搜查了他的公寓，沒收了他的檔案。他們甚至堂而皇之地在臥室牆上安裝了竊聽器。“基本上，我相當於被軟禁在家中，一直有戴墨鏡的人跟蹤我，”沙波什尼科夫說。“我什麼也做不了。一些朋友仍然忠心耿耿，但對他們來說很難，尤其是在這樣一個外省小城市裡。什麼都瞞不過別人。人們儘量避開我。實際上，他們為了避免在街上跟我打招呼，寧願繞道走。”

最後，克格勃把沙波什尼科夫傳喚到當地總部接受長時間的審訊。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坦白交待自己的“反蘇”活動，而沙波什尼科夫總是描述自己在農村如何教文盲工人閱讀，他下礦井幹活每班拿20戈比的工資，以及他漫長而受人尊敬的軍旅生涯。“我把一切都獻給了蘇維埃政權，我怎麼可能反蘇呢？”他說。“如果有人致力於建設共產主義，那就是我。”他被剝奪了軍銜和共產黨黨籍。靠著給克格勃首腦尤裡·安德羅波夫寫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沙波什尼科夫才免於牢獄之災。

在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統治時期，將軍除了過著寒酸的退休生活外，無所事事。儘管其他蘇聯將軍享受優渥的福利——別墅、特殊食品供應、豐厚的養老金——但沙波什尼科夫的生活並不比一個退休工人好多少。為了打發時間，多賺幾塊盧布，他開始寫戰爭回憶錄，講述在烏克蘭前線對納粹進行坦克突擊的故事。這些書出版了，但當然與新切爾卡斯克大屠殺無關。

在整個六七十年代，老將軍從未與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地下政治運動有任何瓜葛。事實上，異見運動讓他感到困惑。它似乎不僅針對領導層，還針對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的根基。“我永遠無法理解這一點，”他說。

1985年戈巴契夫上臺後，沙波什尼科夫給克里姆林宮寫了5封信。所有信件都沒有得到回復。最後，在1988年，他收到了最高法院一封冷冰冰的信：“鑒於沒有犯罪事實，你的案件現已被駁回……你在六十年代所犯下的行為足以構成對你反蘇宣傳的指控。但基於蘇聯改革和生活全方面民主化的精神，我們現在裁定你無罪。”

在任何司法體系中，你很難再找到比這封信更極端的自欺欺人和自以為是的例子。但沙波什尼科夫還是松了一口氣。他重新開始參加當地的黨組織會議——“我是共產黨員60年了！”但他的信仰是一種特定的信仰。1990年，一群年輕軍官在軍隊中建立改革派組織“盾牌”（此舉激怒了將軍們），他們推舉沙波什尼科夫為名譽主席。就在軍隊正在巴庫街頭屠殺亞塞拜然人時，他們甚至邀請他在莫斯科的一次大型反政府集會上發言。“我思考了很長時間，想著要在那天說些什麼，”沙波什尼科夫說。“我想到了新切爾卡斯克的那個下午，想到了現在正在發生的一切，所以我說，軍隊必須發誓永遠與人民站在一起，而不是與人民為敵。我們永遠不能向自己的人民開槍。否則我們什麼都不是。否則我們就沒有未來。我們最好牢記這一點。”

莫斯科

即使在維爾紐斯“血腥星期日”之後，強硬派仍然肆無忌憚、一意孤行。他們想要挑起與反對派勢力的對抗，因此千萬百計製造一些惡性事件，以便他們最終可以找到藉口介入，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結束在波羅的海國家、莫爾達瓦、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尤其是俄羅斯的罷工和反抗運動。

戈巴契夫的地位看上去仍然牢不可破。1991年3月初，他宣佈在一次是否保存聯盟的全民公投中大獲全勝，但他心裡清楚，自己被葉利欽打敗了。葉利欽在選票上添加了第二個問題，詢問俄羅斯共和國的選民是否希望直接選舉俄羅斯總統。他們以壓倒性的多數票贊成在六月舉行選舉。到目前為止，葉利欽一直是俄羅斯的領導人，但這僅僅是因為他當選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而且只是以微弱的優勢。但葉利欽知道兩件事：第一，他將參選並獲勝；第二，這樣的勝利將迫使從未通過人民選舉獲得任何職位的戈巴契夫更加嚴肅地對待反對派。

不過，作為蘇聯總統和党的總書記，戈巴契夫目前仍然認為他的權力掌握在黨、克格勃和軍隊手中。他幾乎毫無保留地聽從他們的話，甚至包括他們最瘋狂的欺騙。從辭職演講的那天起，謝瓦爾德納澤的直覺和判斷一直被證明是準確的，他在他的朋友戈巴契夫身上看到了一個被“自己的天性、觀念和思維及行為方式”所囚禁的人。整個1991年，謝爾巴尼澤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不是別人，正是戈巴契夫自己——他的猶豫不決、優柔寡斷、同流合污、用人失察、親近奸邪、疏遠忠良、懷疑民主的力量、不相信由他開啟的改革所喚醒的人民才是真正的‘銅牆鐵壁’——養虎為患，坐視軍政府不斷壯大。這就是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巨大的悲劇，無論我多麼同情他，我都不得不說，這差一點釀成了一場國家悲劇。”

雅科夫列夫告訴我，戈巴契夫相信克格勃和內務部警察局長告訴他的，改革派真的計畫用“鉤子和梯子”攻破克里姆林宮的圍牆。為了進一步施壓，《真理報》副主編安納托利·卡爾皮切夫在報紙上重複同樣的謠言，他寫道：激進分子正在為“最後攻佔克里姆林宮做準備”。雅科夫列夫勃然大怒，告訴戈巴契夫這些所謂的情報報告純屬捕風捉影，他輕信身邊所有的諂媚者和兩面派，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但戈巴契夫確信自己知道得更清楚。

“你太誇張了，”他對雅科夫列夫說。

不顧雅科夫列夫的建議，戈巴契夫下令從3月26日到4月15日禁止在莫斯科舉行示威遊行，並將莫斯科員警部隊的控制權從管理市政廳的自由派手中奪走，交給伯里斯·普戈領導的內務部。戈巴契夫授權所有執法機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首都適當的公共秩序”。

戰爭一觸即發，再也無法回頭。葉利欽號召在3月28日舉行示威。在他自己的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中，他面臨著來自正統共產黨代表的不信任投票。今年2月，葉利欽在電視上指責戈巴契夫將國家推向“深淵邊緣”，並與軍事獨裁主義暗通款曲。他說，戈巴契夫必須下臺，權力必須移交給蘇聯各共和國的領導者。

3月27日那天，莫斯科市中心看起來像是一個武裝營地。正如沙皇當年在紅場附近駐紮了一支騎兵部隊以防止大學生起義一樣，蘇聯員警的目的也是不讓民主示威者進入首都中心。5萬多名內務部士兵在街道上架設水炮和催淚瓦斯發射器。一排排空巴士和軍隊切斷了通往克里姆林宮外馴馬場廣場的所有道路。

強硬派媒體和塔斯社發出了嚴曆的警告，包括莫斯科克格勃頭目維塔利·普裡盧科夫威脅要使用“我們掌握的一切手段”。民主俄羅斯的領導人意識到，他們永遠無法到達曾經多次舉行過集會的馴馬場廣場，但他們沒有取消示威。相反，他們引導民眾前往另兩個備選地點：阿爾巴特地鐵站和柴可夫斯基音樂廳附近的馬雅可夫斯基廣場。

28日早上，我和朋友瑪莎和謝裡奧莎一道，步行前往馬雅科夫斯基雕像。我們比活動預定時間提前了一個多小時到達，在等待與其他朋友會合的時候，我們看到現場有人兜售支持葉利欽和反對戈巴契夫的徽章；還有人在收聽新成立的親反對派廣播電臺“莫斯科回聲”，該電臺正在播報高爾基大街和馴馬場廣場周圍的軍隊位置。就像1989年中國天安門廣場的示威者一樣，大家刻意表現得很隨意，仿佛在假裝最壞的情況永遠不會發生。有一群青少年把下午的遊行當作一次派對，他們用手提盒式答錄機播放滾石樂隊的專輯《流放大街》。這一次，米克·賈格爾聲嘶力竭的歌聲似乎不再是誇張的表演。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湧入廣場，我開始緊張起來。怎麼才能阻止這些將軍們製造事端呢？的確，他們在維爾紐斯的政變搞砸了，但是克格勃仍然有辦法挑起衝突，讓示威者看起來似乎失去了控制，然後趁機“恢復秩序”。就在幾周前，我與伯里斯·格羅莫夫將軍交談，他是最後一任蘇聯駐阿富汗指揮官，現在擔任普戈的副手，他告訴我一個人“可以事不關已、袖手旁觀，但遲早有一天，你必須採取行動。”不久前，一天下午，我在人民代表大會上採訪了15位將軍和海軍上將，他們一致認為“黑上校”維克托·阿爾克斯尼斯的想法是對的。

示威活動開始了。常見的演講者——阿法納西耶夫和波波夫——發表了講話。高舉常見的橫幅——“將蘇聯共產黨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和高喊常見的口號。我們這邊走走，那邊逛逛，但大部分時間我們都站著不動。這麼多人無視暴力威脅的簡單事實就足以說明問題了。我們從其他遊行者那裡聽說，甚至還有一位美國參議員——來自奧克拉荷馬州的大衛·博倫——碰巧在那裡，還聽說便衣員警（可能是克格勃）毆打了幾名過於靠近馴馬場廣場武裝警戒線的示威者。但此類事件不多。總之這次示威活動好無聊，也許太無聊。

從表面上看，這一天在政治上打個平手。士兵們堅守陣地，示威者無視戈巴契夫的命令繼續遊行，避免了任何嚴重挑釁。但在這種情況下，勝利屬於反對派。所有反對勢力同仇敵愾——城市知識份子、青少年、共和國親獨立人士——證明他們願意用自己的身體和口號來面對威脅。當我們走回家，我和朋友們注意到人群充滿了自豪感。他們正在慶祝一次偉大的勝利。如果說襲擊立陶宛電視塔是一次政變的彩排，那麼保衛立陶宛議會和現在的這次示威則是反抗的彩排。反抗看起來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克格勃怎麼能忽視這一點呢？更何況，政治天才戈巴契夫呢？

馬加丹

漫長的千年歷史長河中，第一次，俄羅斯人即將選舉一位總統。在舊政權最後的日子裡，1991年6月競選的最後幾天，我來到帝國最遙遠的海岸——馬加丹，那裡是史達林的奴隸船停靠和科雷馬勞改營開始的地方。我從未見過如此荒涼的城市。在大清洗的日子裡，以及之後的很多年，囚犯們稱這個國家的其他地方為“大陸”，就好像馬加丹和遠處的科雷馬荒原是茫茫海洋上的一座孤島。即使現在，在我看來，這裡仍然是一個幽靈般的存在，一片死亡的景象。早晨，水是鐵灰色的，天空是牛奶色的。墨綠色的山丘籠罩在濃霧中，一縷縷長長的煙霧從被稱為上海的鐵皮棚屋的貧民窟中飄向天空。即使在市中心，最響亮的聲音也來自於一輛輛破舊的拉達、伏爾加和智固力汽車匆匆駛過，輪胎上濺滿厚厚的泥漿。

我此行是為了拜訪我的朋友阿諾德·葉廖緬科。在1988年的莫斯科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我倆第一次相識，以後他每次來首都，我們都會見面。我給阿諾德發電報，告訴他我要來，但我知道他永遠不會收到。他在家鄉仍然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人。馬加丹的黨報對他大加撻伐，仿佛他有能力推翻政權，偷走所有人的女兒似的。他仍然是反蘇的惡魔。

經過9個小時的飛行，我來到阿諾德的樓下，從門縫下塞進一張紙條，告訴他在哪裡可以找到我。這棟樓太可怕了。混凝土看起來既潮濕又古老，外面的院子到處是一片泥濘和荒蕪的建築垃圾。孩子們根本沒有什麼可玩的。他們往牆上扔石頭，累了就坐在一根橫跨廢棄的混凝土板的粗木棍上。

第二天早上，阿諾德在馬加丹酒店找到我。我們走了很長一段路才到海邊，然後爬上山丘，這正是50年前囚犯們走的路。“你看到那邊那艘船嗎？”他指著山下的港口說。那就是囚犯們開始從海邊行軍到拘留營的地方。他們中的許多人將被押送到數百英里外科雷馬各地的營地。阿諾德說：“我們的房子離一個勞改營只有50米遠，現在那裡變成了電影院。我可以從房間、廚房裡看到他們。打我還是個嬰兒起，一直到長大成人，這種情景無時無刻不出現在我眼前。我記得每天在學校，我們都會跑到窗前，看囚犯們戴著鐐銬經過：俄羅斯人，後來是日本戰俘和符拉索夫人。我記得我們走近他們，其中一個可能會說：‘孩子，給我弄點魚來。’然後他會塞給我們幾盧布去買。但每個人都知道他們很快就要死去。給他們買魚：簡直像個可怕的笑話。”

馬加丹其實就是蘇聯的一部活歷史，是它的精神首都。革命之前，馬加丹和科雷馬廣袤的土地都是未曾開墾、荒無人煙的處女地。馬加丹是克里姆林宮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發明，是東西伯利亞科雷馬地區大屠殺的行政中心。作為一個中央規劃的項目，馬加丹完成並超額完成了五年計劃。1936年至1953年間，在面積相當於法國6倍的100個科雷馬勞改營中，大約有300萬人死亡。他們被槍斃、刺殺、砍頭、活埋或餓死。而這300萬人，不過是這個國家龐大的勞改營網路的冰山一角。在馬加丹，死者無處不在：在廢棄的礦井裡，在針葉林下，在海底；沒有辦法把它從腦海中抹去。有一條通往北方勞改營的道路就建在屍骨床上。主幹道列寧大街是一條通往遺忘之路。囚犯們從市中心出發，步行到他們的營地，有時要走到千里之外的前哨。你可以一直走到馴鹿出沒的雅庫特。現在，幾乎所有在馬加丹生活的人都睡在死者的房子裡。馬加丹80%的現存建築曾經是兵營或秘密員警行政機關的總部，或者“射擊館”。

瓦拉拉姆·沙拉莫夫是科雷馬的詩人。他在那裡的一個勞改營度過了17年，而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宣稱獲得諾貝爾獎的伊萬·蒲寧為“經典作家”。沙拉莫夫自己的短篇小說，節奏明快，文字清新靈動，深深地觸動了索爾仁尼琴，以至於年輕的索爾仁尼琴邀請沙拉莫夫幫助他完成《古拉格群島》這個龐大的項目。沙拉莫夫年老多病。他拒絕了。但他留下的作品為科雷馬提供了噩夢般最清晰的畫面。在一篇小說中，他描述了軍官波斯尼科夫，此人將追捕逃犯視為一種嗜血的娛樂：

“這人有強烈的殺人欲，他喜歡、熱心而且狂熱地幹這件事。他親自抓住五名逃犯，得到某種獎勵，在這種情況下也理應得到一些獎金。無論抓住的是死人還是活人，獎金的數額全都一樣。因此，送來的被抓者是不是一個完整的人，沒有任何意義。八月裡，一個暗淡的早晨，波斯尼科夫跟他的戰士一道，意外發現一名逃犯。逃犯往一條小溪走，那裡正好設有埋伏。波斯尼科夫用毛瑟槍射擊，將逃犯擊斃。他決定不把死者拖回小鎮，而是拋在原始林裡。那裡常常有許多猞猁和熊出沒。

“波斯尼科夫拿出斧子，砍下逃犯的雙手，好讓登記部門提取指紋，然後把死者的兩個手掌裝進他的口袋，出發回家——回去照例編造一份成功抓獲逃犯的報告。這個報告,當天就發出了——由一名戰士去送公函。其餘戰士，波斯尼科夫給他們放假一天，以慶賀自己的成績……深夜，這個已經死去的逃犯卻站立起來，把血淋淋的殘手緊貼在胸口上，循著足跡從原始林走出來。他好不容易來到一座帳篷前，那裡住著一些囚犯工人。他臉色蒼白，毫無血色，睜著兩隻極度失常的藍眼睛，站在門前，躬著身子，倚在門框上，眉頭緊皺，發出含混不清的聲音。他冷得厲害，渾身不住哆嗦。他的棉襖上、褲子上、膠鞋上，全是黑糊糊的血跡。大家喂他熱湯，用破布條為他裹上可怕的雙手，把他帶到醫療站。但是，士兵們已經從民警偵察哨的小木屋跑出來，上等兵波斯尼科夫本人也跑出來了。這名逃犯被士兵帶到什麼地方去了——只不過不是醫院，不是門診部——關於這個被砍掉雙手的逃犯，再也沒有聽到一點消息。”

直到1988年，共產黨仍不允許為科雷馬的遇難者建立紀念碑。事實上，黨委書記亞歷山大·柏格丹諾夫的確在1988年揭幕了一座紀念碑：遠北建設信託公司和科雷馬集中營的創始人雷因戈爾德·貝爾津的半身像。1937年，史達林的中央委員會頒佈法令，規定不能再“善待”囚犯，之後貝爾津本人也被清洗出局。

但到了1991年6月，時代發生變化。首先，允許外國人訪問，我看到俄羅斯人穿著舊塑膠大衣、戴著新的卡車司機帽子在街上走動，這些都是從兩岸交流帶來的：“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我愛安克雷奇”。還有一家音像店帶在出租《終結者》和全套的李小龍電影。我看到一個人穿著西雅圖海鷹隊的官方夾克，在一個空蕩蕩的肉店裡晃悠。

也許最令人感到陌生的是，這座俄羅斯城市，這座暴行的博物館，正在舉行總統大選。走上街，站在曾經是軍營的建築物旁邊，聆聽路邊的政治爭論，感覺有些時空錯位，儘管內容不同，但精神上，聽起來像是納舒厄或蘇城街頭巷尾的初選辯論。不需要用電腦做民意調查就能知道選票的去向。伯里斯·葉利欽必將會勝利，更重要的是，共產黨註定要失敗。在一家鞋店外，人們在寒風中聚集，討論著選舉。幾個穿皮夾克、戴圍巾的年輕人在分發莫斯科民主俄羅斯組織印製的葉利欽傳單。另一個孩子舉起了紅白藍三色旗，這是沙皇俄羅斯的國旗。“關鍵是要徹底革除俄羅斯的共產黨人，”親葉利欽團隊的家庭主婦塔瑪拉·卡爾波娃對我說。“我的父母和祖父母在烏克蘭生活，直到共產黨人把他們送到這裡的集中營，我為什麼要投票給共產黨人？”

馬加丹黨組織的負責人柏格達諾夫已經被撤換，但他的繼任者並不聰明。他們唯一的目標是生存。他們在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刊登文章，將葉利欽描述為“破壞者”，把他在競選中的共產黨對手尼古拉·雷日科夫描述為“團結”和“公正、誠實和秩序”的代言人。雷日科夫是幫助共產黨人保住飯碗的人。沒有雷日科夫，他們將失去黨總部那些帶毛氈桌和紅地毯的辦公室。沒有雷日科夫，他們將失去位於城外“雪穀”的別墅。葉利欽代表了一種新秩序，對他們來說，最有可能的結果是失業。

在極權社會，習慣取代了幸福，現在習慣正岌岌可危。“我父親是黨員，我丈夫也是黨員，我也會這樣投票。其他人都是冒險家，”在同一街角散發傳單的女人斯韋特蘭娜·穆拉什基娜說道。

在帕拉特卡村，我採訪了伯里斯·蘇利姆，他十幾歲時曾在一個勞改營工作，現在擔任當地的黨委會成員。蘇利姆是個矮矬子，有一張寬乎乎、胖嘟嘟的圓臉。他支持雷日科夫——因為此人“果斷而堅定”。但我們聊得越久，他就越悲觀。他似乎筋疲力盡，滿腹狐疑。他所相信的一切，他所為之奮鬥的一切，都結束了，他對此心知肚明。他所在的當地黨委，曾經統治著帕拉特卡，但現在沒有任何影響力了，“我想我知道這事。”

史達林時期，蘇利姆在距離馬加丹約400英里的歐姆蘇奇坎勞改營工作。“我當時18歲，馬加丹對我來說是個充滿傳奇色彩的地方。我每月拿到880盧布，還有3,000盧布的住房津貼，對於像我這樣的孩子來說，這是一筆鉅款。我還能給我媽媽一些錢。他們甚至讓我加入了共青團。那兒有一家採礦和礦石加工廠，派出隊伍去挖錫。我在無線電臺工作，負責與各方保持聯繫。

“如果囚犯表現良好，遵守紀律，他們幾乎享有與自由工人同等的權利。他們受到信任，甚至可以去看電影。至於他們被關押在勞改營的原因，嗯，我從來不過問細節。我們都認為那些人關在那裡是因為他們有罪。我為什麼要相信別的呢？1936年，當我還在一年級的時候，老師讓我們把歷史課本上圖哈切夫斯基、布盧切爾和葉戈羅夫將軍的照片塗掉，然後用納粹標誌覆蓋它們，並在空白處寫上‘人民公敵’。”

蘇利姆說，在看了幾部關於史達林時代的電視紀錄片後，他承認當年確實發生過“失誤”和“虐待”。我問他是否見過任何囚犯被處決，或者死於寒冷和無休止的礦井勞作。“死亡？”他說，“我不知道。”當時我對此不感興趣。但我認為在任何情況下，死亡都是一種自然現象。聽著，我不是古拉格系統的一分子，所以我無意懺悔。”

莫斯科

蘇利姆是一個舊體制的人：愚昧無知、蠻橫無理、怙惡不悛。相比之下，即使在最糟糕的時刻，戈巴契夫仍然堅持他更好的一面，堅持改變的能力，那怕只是為了生存。4月23日，眼看葉利欽大踏步邁向勝利，而自己在民意調查中的支持率接近個位數，戈巴契夫不得不屈服於鐵的事實。儘管他得到的資訊不準確，儘管他周圍的人背叛他，儘管他自己也有可憐的虛榮心，但即使他眺望窗外。也可以看到人民不再屬於他。他們是葉利欽的，是蘭茨貝吉斯的，是哈薩克的納紮爾巴耶夫的……但不是他的。於是，戈巴契夫再次向左轉。他沒有宣佈支持哪位候選人——很多人猜測他不會投票給葉利欽或雷日科夫，而是前內政部長瓦季姆·巴卡京，但他確實簽署了一份“九加一”協定。這份協議由戈巴契夫和共和國領導人共同起草，是一份達成協議的協議：各共和國領導人（迄今為止，波羅的海國家、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莫爾達瓦拒絕參加）宣佈他們打算締結一項新的聯盟條約，根據該條約，各共和國將獲得更多的政治權力。

果然不出戈巴契夫和其他人的預料，6月，葉利欽贏得大選。在克里姆林宮國家大禮堂舉行的就職典禮上，葉利欽策劃了一場既感人又華麗的儀式，顯然意在將新職位與蘇聯歷史劃清界限，並與某種自由的俄羅斯民族主義保持一致。他清除了克里姆林宮大廳裡所有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標誌。在一直作為國家典禮背景的列寧巨幅畫像的位置上，取而代之的是一面紅、藍、白三色的俄羅斯國旗。牧師、拉比、穆夫提和部長們坐在前排。牧首阿列克謝二世身著飄逸的長袍，蓄著托爾斯泰式的鬍鬚，一邊手畫十字為葉利欽祝福，一邊說：“根據上帝的旨意和俄羅斯人民的選擇，你被賦予俄羅斯的最高職位……我們將為你祈禱。”牧首還說，俄羅斯現在“病入膏肓”。來自列寧格勒的演員奧列格·巴西拉什維裡朗讀了一篇長篇演講，描述了布爾什維克統治70年國家的衰落。

在莊嚴的號角和嘹亮的軍樂聲中，葉利欽宣誓就職。有時，他似乎被這種場合弄得不知所措，有一兩次因緊張而嗓音沙啞。他的演講沒有以傳統的“同志們”開頭。“俄羅斯聯邦的公民們……偉大的俄羅斯正在從屈辱中崛起……”他開始說。“總統不是上帝，不是君主，也不是創造奇跡的人。他是一個公民……在俄羅斯，個人將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

戈巴契夫試圖在典禮上表現得彬彬有禮，但他並沒有完全做到。他發表了一次拙劣的演講，更拙劣的是，他開玩笑說這個國家有兩位總統真奇怪。有一次，他說：“全球各大洲的人們都饒有興趣地關注你和我正在做的事情。”他的語調讓大廳裡的人明白，這兩個人正在搞什麼鬼把戲。大廳裡充滿了不滿的嘈雜聲，直到戈巴契夫離開為止。

但就在試圖維護自己權力的同時，葉利欽也希望他的總統職位能夠讓戈巴契夫意識到，與克留奇科夫、亞佐夫、普戈和守舊派結盟是沒有好下場的。他需要一邊拉攏戈巴契夫，一邊逼他就範。所以當戈巴契夫演講結束時，伯里斯·葉利欽第一個帶頭起身鼓掌。

然而，這是1991年，一切都瞬息萬變。你一刻也不能放鬆，你永遠也不能認為一切都會好起來。正如索布恰克所說，極權主義政權（無論與史達林時代相比多麼溫和）與新生的民主制度不可能並存。必須有所取捨。

無論戈巴契夫和葉利欽之間的聯姻是出於方便還是信念，到6月，再次出現了一些跡象，表明強硬派準備採取行動。在亞佐夫元帥的一份報告支持下，蘇聯檢察院辦公室表示：“在對[1962年新切爾卡斯克事件]進行審查的過程中，確定軍隊是依法使用武器的，以保衛國家財產不受犯罪分子破壞和自衛……射擊僅在違法亂紀的人群攻擊士兵並試圖奪取武器後才開始。”對大多數蘇聯讀者來說，這份報告不僅是為30年前的事件辯護，也是為第比利斯、維爾紐斯和巴庫的襲擊事件辯護。或許，它們也是一種威脅；一種未來更多暴力的威脅。

葉利欽用一個含蓄的警告回應了這一潛在的威脅。他派遣一名代表帶著俄羅斯總統的資訊前往新切爾卡斯克：“新切爾卡斯克悲劇的真相是對任何企圖通過軍事力量解決社會問題的人的嚴厲警告。”就像沙波什尼科夫將軍一樣，人民會奮起反抗。

兩周後，即6月17日，蘇聯總理瓦連京·帕夫洛夫來到人民代表大會，要求授予他更多戈巴契夫享有的權力。帕夫洛夫顯然得到了最高蘇維埃主席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的支持，他表示，他提出這個提議是考慮到戈巴契夫繁重的排程。“一天的時間根本不夠用，”帕夫洛夫溫情脈脈地建議道。他忘了說的是，他是在戈巴契夫不知情的情況下行事的。

“我聽說了這件事，並告訴戈巴契夫，”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對我說。“戈巴契夫大為光火。這是他第一次知道此事。”但在戈巴契夫有機會採取行動之前，普戈、亞佐夫和克留琴科都在最高蘇維埃的一次閉門會議上發表了演講，指責領導層（他們不會說“戈巴契夫”）出賣黨，並將國家引向毀滅。亞佐夫抱怨說，成千上萬的年輕人拒絕服從他們的徵兵通知。普戈抨擊當前局勢“亂七八糟”和“無法無天”。克留奇科夫最為惡毒，說“領導層”的改革和中央情報局最美好的願望似乎不謀而合。他被指控叛國罪。這讓聯盟派的代表們激動得從椅子上站起來，要求下臺。

“打倒戈巴契夫！打倒他的自由派團夥！”來自哈爾科夫的計程車司機、聯盟派的一名代表列昂尼德·蘇霍夫叫囂。

“一個偉大的國家已經淪落為一個低賤的乞丐，伸出雙手向別人的門前乞討，而不是在自己發現問題的地方解決問題。”來自愛沙尼亞的俄語發言人、聯盟派的另一名成員葉夫根尼·科甘指責道。

戈巴契夫反應遲緩，但當他終於在6月21日來到最高蘇維埃發表回應時，他還是在這一場合展現出自己一貫的風采，疾言厲色、振振有詞。不過，他並沒有窮追猛打。就像他在1988年絕不承認與葉戈爾·利加喬夫有任何衝突一樣，他表示自己與帕夫洛夫沒有分歧。他說，總理的提議“考慮欠周”。

會議結束後，戈巴契夫走出會議廳接受媒體採訪。他被亞佐夫、普戈和克留琴科包圍著。這三位部長臉色鐵青，一言不發。“政變結束了，”戈巴契夫說。他笑了。他是開玩笑的。的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