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與佛的合與離

日清戰爭（甲午戰爭）時期，舊日本海軍有所謂“三景艦”，即是以日本三景命名的三艘艦艇，其中之一為嚴島號。而嚴島者，也正是以漲潮時矗立在瀨戶內海中的大鳥居風景聞名於世，而成為日本名片之一的嚴島神社。

神社，作為日本文化的代表之一，是日本自身的傳統宗教，神道教的宗教場所。所謂八百萬神明天上來，神道信仰萬物有靈，不獨一山一水一花一草，甚至語言、怨氣，通通有靈，所以甚至有所謂“言靈”“怨靈”等等等等。日本的神社也就格外地多，每個路口轉角，都可能有一位小小的神靈被供奉。

神道信仰在日本民間根深蒂固，從上古的村落聚集就開始發展，到日後修築神社、神宮，出現專職的宮司、祭主、巫女等各種宗教專業角色，成為一個體系繁雜、擁有結構清晰的諸神體系的宗教。

而這一日本傳統發源的宗教，在6世紀，受到了外來和尚的壓力（真·literally·外來的和尚會念經）。

6世紀，佛教由中國和朝鮮傳入日本。

和基督宗教的傳播不一樣，佛教由一開始，就是以一種被本土化的形態開始被傳播。6世紀到7世紀，民間將佛教所講的佛陀、菩薩、天王、羅漢等等，統稱為“蕃神”，也就是和日本本土的神明一樣，只不過是番邦的神。

後來因為唐代的大規模文化交流，佛教徒作為先進大陸文化的傳播者，佔據了相當強的輿論高地，因此諸佛也迅速從“蕃神”過渡到了所謂的“神身離脱”以致“本地垂迹”說。

當然其實質，是在於以神道教為中心的當時的日本，大和朝廷在模仿唐朝推行律令制的過程中，遭遇到了和地方神道教深度結合的豪強勢力的反撲。而“外來的和尚”，以“先進文明”的代言人的身份，為大和朝廷帶來了新的可能性。

所謂“神身脫離”，也就是八百萬神明也不過是佛所云六道眾生裡的一員，需要佛陀的指點迷津；而“本地垂迹”，更是說八百萬神明其實不過是佛陀在日本列島的化身。這種迅速拋開自身傳統，徹底擁抱外來文化，然後將外來文化又反過來徹底日本化的靈活思想，遠自7世紀的大和民族就已經十分嫻熟了。（笑）

當然依靠這樣的宣傳，大和朝廷也順利實現了利用佛教（又或者說和佛教結合）而鞏固權力的目的。

於是，長達千年的“神佛習合”的宗教體系，由此形成了。

時間來到19世紀。

黑船，帶來了比神佛更加具有毀天滅地力量的象征性。舊體制顯然已經無法適應新世界。經過複雜的思想交鋒、政治鬥爭乃至戰爭，明治天皇即位，日本迎來了“明治維新”的新時代。

所謂維新，當然是後世賦予的意義。在當時，是“王政復古”，是“大政奉還”，是以水戶學為根基的儒家君臣思想在日本的撥亂反正，是以“天皇”為國家中心的近代民族國家日本的建立。

而天皇的位置，當然不能單單靠一個舶來的（還被歪曲了幾百年的）君臣父子，就能回答“什麼是新日本”的問題。

所以新政府在成立的當年，在戊辰戰爭甚至尚未結束時就急不可待要建立新的正統性，而這一正統性的建立，必須回答的問題就是：曾經只是被叫做“禁中”“上”“御門之內”的這個居住在京都的人，到底要怎麼代表日本，怎麼成為新政府的合法性來源。

這當然是一系列複雜問題的綜合，問題的解答也不是明治之後才開始的探索。

但具體到逃不開現實波及的神佛的領域，這個問題的解答之一，就是《神仏分離令》（神佛分離令）。

所謂神佛分離令，是一系列明治初期的法令，由太政大臣及新政府新設立的神祇事務局（國家層面的神道祭祀機構）等發出，詳細規定了神社和佛寺、神官和僧侶分別可以祭祀的對象、用具、禮儀，等等。而這一系列的政令，也造成了民間對佛寺的大量損毀和佛教徒的迫害，一個日本版的小型的宗教迫害事件。

王政復古的明治新政府，要做到的，是從神道教開始的“祭政合一”，“神道國教化”。其思想淵源，可以追溯至江戶後期的國學家（國當然是日本國）平田篤胤等人所論述的“復古神道”論，乃是通過“復古”而求“新生”。

天照大神和神道，日本作為“神國”、天皇作為“神子”。這個體系，在經過和佛教的分割之後，才真正從國家層面被新政府建立起來。萬世一系的天皇，其實只是一個嶄新的歷史發明。

但是因為朝廷的需要而“一家親”的神佛們，又恰恰因為朝廷的需要而不得不“分家”了。

高高在上的神祗，也抵不過人間的紛爭。

當然，王政復古在時代巨浪面前終究只是一廂情願。倒幕派的鎖國復古，很快（從歷史看簡直真的是光速）就被掃進了垃圾桶。“文明開化”迅速成為新政府大佬們的共識。變法才能救中國（不是）變法，才能塑造真正的新日本。明治10年，“神道國教”的政策走到了終點。宗教自由化和政教分離，也恰恰推動了明治時代對西方科學、技術、商業和政治的學習。

然而，“大和民族是神子，日出之國是神國”這個理念的影響，才剛剛開始。不僅僅是對日本，也是對東亞，對整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