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與佛的合與離
日清戰爭(甲午戰爭)時期,舊日本海軍有所謂“三景艦”,即是以日本三景命名的三艘艦艇,其中之一為嚴島號。而嚴島者,也正是以漲潮時矗立在瀨戶內海中的大鳥居風景聞名於世,而成為日本名片之一的嚴島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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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社,作為日本文化的代表之一,是日本自身的傳統宗教,神道教的宗教場所。所謂八百萬神明天上來,神道信仰萬物有靈,不獨一山一水一花一草,甚至語言、怨氣,通通有靈,所以甚至有所謂“言靈”“怨靈”等等等等。日本的神社也就格外地多,每個路口轉角,都可能有一位小小的神靈被供奉。
神道信仰在日本民間根深蒂固,從上古的村落聚集就開始發展,到日後修築神社、神宮,出現專職的宮司、祭主、巫女等各種宗教專業角色,成為一個體系繁雜、擁有結構清晰的諸神體系的宗教。
而這一日本傳統發源的宗教,在6世紀,受到了外來和尚的壓力(真·literally·外來的和尚會念經)。
6世紀,佛教由中國和朝鮮傳入日本。
和基督宗教的傳播不一樣,佛教由一開始,就是以一種被本土化的形態開始被傳播。6世紀到7世紀,民間將佛教所講的佛陀、菩薩、天王、羅漢等等,統稱為“蕃神”,也就是和日本本土的神明一樣,只不過是番邦的神。
後來因為唐代的大規模文化交流,佛教徒作為先進大陸文化的傳播者,佔據了相當強的輿論高地,因此諸佛也迅速從“蕃神”過渡到了所謂的“神身離脱”以致“本地垂迹”說。
當然其實質,是在於以神道教為中心的當時的日本,大和朝廷在模仿唐朝推行律令制的過程中,遭遇到了和地方神道教深度結合的豪強勢力的反撲。而“外來的和尚”,以“先進文明”的代言人的身份,為大和朝廷帶來了新的可能性。
所謂“神身脫離”,也就是八百萬神明也不過是佛所云六道眾生裡的一員,需要佛陀的指點迷津;而“本地垂迹”,更是說八百萬神明其實不過是佛陀在日本列島的化身。這種迅速拋開自身傳統,徹底擁抱外來文化,然後將外來文化又反過來徹底日本化的靈活思想,遠自7世紀的大和民族就已經十分嫻熟了。(笑)
當然依靠這樣的宣傳,大和朝廷也順利實現了利用佛教(又或者說和佛教結合)而鞏固權力的目的。
於是,長達千年的“神佛習合”的宗教體系,由此形成了。
時間來到19世紀。
黑船,帶來了比神佛更加具有毀天滅地力量的象征性。舊體制顯然已經無法適應新世界。經過複雜的思想交鋒、政治鬥爭乃至戰爭,明治天皇即位,日本迎來了“明治維新”的新時代。
所謂維新,當然是後世賦予的意義。在當時,是“王政復古”,是“大政奉還”,是以水戶學為根基的儒家君臣思想在日本的撥亂反正,是以“天皇”為國家中心的近代民族國家日本的建立。
而天皇的位置,當然不能單單靠一個舶來的(還被歪曲了幾百年的)君臣父子,就能回答“什麼是新日本”的問題。
所以新政府在成立的當年,在戊辰戰爭甚至尚未結束時就急不可待要建立新的正統性,而這一正統性的建立,必須回答的問題就是:曾經只是被叫做“禁中”“上”“御門之內”的這個居住在京都的人,到底要怎麼代表日本,怎麼成為新政府的合法性來源。
這當然是一系列複雜問題的綜合,問題的解答也不是明治之後才開始的探索。
但具體到逃不開現實波及的神佛的領域,這個問題的解答之一,就是《神仏分離令》(神佛分離令)。
所謂神佛分離令,是一系列明治初期的法令,由太政大臣及新政府新設立的神祇事務局(國家層面的神道祭祀機構)等發出,詳細規定了神社和佛寺、神官和僧侶分別可以祭祀的對象、用具、禮儀,等等。而這一系列的政令,也造成了民間對佛寺的大量損毀和佛教徒的迫害,一個日本版的小型的宗教迫害事件。
王政復古的明治新政府,要做到的,是從神道教開始的“祭政合一”,“神道國教化”。其思想淵源,可以追溯至江戶後期的國學家(國當然是日本國)平田篤胤等人所論述的“復古神道”論,乃是通過“復古”而求“新生”。
天照大神和神道,日本作為“神國”、天皇作為“神子”。這個體系,在經過和佛教的分割之後,才真正從國家層面被新政府建立起來。萬世一系的天皇,其實只是一個嶄新的歷史發明。
但是因為朝廷的需要而“一家親”的神佛們,又恰恰因為朝廷的需要而不得不“分家”了。
高高在上的神祗,也抵不過人間的紛爭。
當然,王政復古在時代巨浪面前終究只是一廂情願。倒幕派的鎖國復古,很快(從歷史看簡直真的是光速)就被掃進了垃圾桶。“文明開化”迅速成為新政府大佬們的共識。變法才能救中國(不是)變法,才能塑造真正的新日本。明治10年,“神道國教”的政策走到了終點。宗教自由化和政教分離,也恰恰推動了明治時代對西方科學、技術、商業和政治的學習。
然而,“大和民族是神子,日出之國是神國”這個理念的影響,才剛剛開始。不僅僅是對日本,也是對東亞,對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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