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蘇哲安幾個建議

從袁國勇說到殖民種族主義，再說到翻譯問題、詞源學、父權，如果袁國勇教授有空，一篇篇地讀完蘇哲安（Jon SOLOMON）和馮睎乾之間的筆戰，那麼，作為不太熟悉社會學科的醫學家，袁教授說不定會感到自己受到了啓蒙。

但按照蘇哲安的說法，「啓蒙他人」的心態是不好的，是和北京強撤「低端人口」的治理論述同出一轍的，儘管蘇哲安字裏行間便總是流露出「啓蒙他人」的心態──不知是精英學者的身份給了他這份信心，還是西方大國國民的身份給了他這份信心。

蘇哲安是美國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現代中國文學博士，但我對他對中文的理解和表達能力都相當懷疑。

馮睎乾的其中一個主要論點是，中文「劣根性」的「劣」本身沒有「比較」的意思，而蘇哲安將其翻譯成有「比較」之意的「inferior」，是給翻譯上給袁國勇編造罪名。正常人的辯解邏輯當然是說自己沒有譯錯，然後分別講解中文的「劣」和英文「inferior」如何對應，但蘇哲安卻偏偏不停強調「inferior」有「比較」的意思，再以此堅持袁國勇犯了「殖民種族主義」，如此地邏輯自恰，實在令人啞然。

如果說「劣根性」三個字本身就帶有「殖民種族主義」意味吧，那蘇哲安為何又為魯迅、梁啓超辯護？

有趣的是，魯迅筆下的國民性批判有至少兩個決定性的特徵似乎常常為人疏忽。其一乃是魯迅自知民族劣根性論述起源於殖民主義傳教神學與殖民科學之間的交會，因此堅決拒斥國民性概念背後的神學內涵。其二則是魯迅國民性批判的主要標的始終是菁英知識人，不是「國族」。（蘇哲安）

我估計，魯迅看到「殖民主義傳教諗學」和「殖民科學」這兩個詞，都會感到腦殼疼，更別說「自知」了。如果魯迅批判的對象僅限於「菁英知識人」，而蘇哲安哪怕讀過一點魯迅的文章，怎會不「自知」他就很有資格被魯迅批判一番。

在為梁啓超辯護時，蘇哲安就說梁啓超的國民性批判是為了「保種」，那難道奮戰在流行病前線的袁教授在批判國民性時，就不是為了保中國的「種」和世界的「種」？其實，蘇哲安大可以連魯迅和梁啓超都一起批判的，但不知為何對這兩人特別「理解」和「寬容」。或許是因為魯迅和梁啓超都是已經「千古」的人，引不起他們的筆戰，實在無趣得很。

蘇哲安最新的貢獻，是對父權的詮釋：「會堅持意義的產生必得接受詞源學的監督與規範的人，大概就是一種變相的父權，只是以抽象規訓（象徵意義父親之法）取代實體的爸爸。」

我倒是有個建議給蘇哲安：「根」字在中文裏就很父權，試以此入手再給寫下「劣根性」的袁教授以致命一擊吧（有誰要是罵蘇哲安「學棍」，「棍」字也滿是父權）。另外兩個建議是：一，想要「啓蒙他人」，中文可以再學好一點；二，莫將左翼理論那些「抽象規訓」取代自己的「實體爸爸」。

（題外話：很多人好奇馮睎乾和蘇哲安的這場筆戰為何能持續這麼久，下面幾張來自蘇哲安FB的截圖，或許能解釋一些原因。魯迅說：「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蘇哲安也許沒什麼「惡意」，只是享受到了和知名專欄作家筆戰的樂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