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从冷战到热和平

从冷战到热和平

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王立秋/译

Slavoj Zizek, “From Cold War to Hot Peace”, Project Syndicate, Mar 25, 2022,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onpoint/hot-peace-putins-war-as-clash-of-civilization-by-slavoj-zizek-2022-03。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 1949- )，著名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我们时代最出众的思想家之一。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在一个被市场和国家利益的铁律塑造的世界中，弗拉基米尔·普京返祖式的征服战争让那些信奉现实政治的“城府深沉的”战略家们大惑不解。他们的错误在于忘记了在全球资本主义下，政治斗争的形式就只剩下文化、族群和宗教冲突了。

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们进入了一个战争和全球政治的新阶段。除核灾难的风险升高外，我们已经处于祸不单行的状态，各种全球危机（大流行病、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食物和水的短缺）相互强化。这情景展示了一种基本的疯狂：在生态的（和其他的）因素危及人类生存，在那些威胁应该成为最先解决的当务之急的时候，我们关注的重点又一次突然地转向了一场新的政治危机。就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全球合作的时候，“文明冲突”又报复性地回来了。

为什么会这样？和通常一样，读一点黑格尔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问题。众所周知，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描述了主仆辩证法。主人和仆人，是两个被锁进生死斗争的“自我意识”。如果每一方都冒死求胜，如果双方都坚持拼命的话，那么，就没有赢家了：一方死去，对活下来的另一方来说，就不会有人来承认他的存在了。这里隐含的意思是，所有的历史和文化都依赖一种根本的妥协：在眼对眼的对抗中，一方（未来的仆人）“转过头”去，不愿一条路走到黑。

但黑格尔马上又会指出，国与国之间不可能有最终的或持久的妥协。战争的阴影永远笼罩着主权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和平时期都不过只是一次暂时的停战而已。每个国家都会规训、教育自己的成员，确保他们之间达成公民的和平，这个进程会生产一种从根本上要求英雄主义壮举——要求人们做好为国牺牲的准备——的伦理。因此，国与国之间的野蛮关系，是国家内伦理生活的基础。

朝鲜就是这个逻辑最明显的例子，但也有一些迹象表明，某国也在朝相同的方向走。根据某国的一些（必须保持匿名的）友人，现在，该国军事期刊上的许多作者在抱怨，他们的军队还没有真枪实弹地打过一场能够检验其战斗能力的战争。美国一直在像伊拉克那样的地方检验它的军队，而他们自上一次于20世纪70年代干涉他国失败后就再没打过仗了。

同时，该国的官方媒体也已经开始更加公开地暗示，既然和平解决该国长久未能得到解决的领土问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那么，军事“解放”在所难免。作为对此行动的意识形态准备，该国的宣传机器日益鼓动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诱导民众怀疑境外的一切，并不停地指控美国企图为此而开战。去年秋天，该国当局建议公众储备两个月的物资“以备不时之需”。在许多人看来，这个奇怪的警示就像是在宣告战争即将来临。

这一趋势与使各文明变得文明、建立一种新的邻里关系的迫切需要背道而驰。我们需要所有人类共同体之间的普世团结与合作，可随着宗教和族群的宗派性的“英雄式”暴力越来越多，随着人们越来越乐于为特定事业牺牲自己（和世界），这个目标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2017年，法国哲学家阿兰·巴丢指出，一场未来战争的轮廓已经清晰可辨。他预见到

“……一边，是美国及其西-日集团，另一边则是中国和美国，到处都是核武器。我们不由得想起列宁说过的话：“要么革命会预防战争，要么战争会触发革命。”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未来政治工作的最高理想：历史上第一次地，我们应该让第一个假设（革命会预防战争）而不是第二个假设（战争会触发革命）成为现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语境下在俄国成为现实的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语境下在中国成为现实的，正是第二个假设。可人们为这一切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而这一切又带来了多么可怕的长期后果！”

现实政治的局限

使各文明变得文明需要根本的社会变革——事实上，这需要一场革命。但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新的战争会触发这场革命。我们没有那样的奢侈。更可能的结果是我们所知的文明都会完蛋，而幸存者（如果还有幸存者的话），则会被组织进小规模的威权主义集团。我们应该丢掉幻想：在某种基本的意义上，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虽然就现在而言，这场战争主要还是通过代理来打。

抽象地呼吁和平还不够。“和平”这个术语没法划出我们所需的关键政治区分。在被他们占领的土地上，占领者永远真诚地希冀和平。在被占领的法国，纳粹德国想要和平，在被占领的西岸，以色列想要和平，在被入侵的乌克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也想要和平。这就是为什么，就像哲学家艾蒂安·巴里巴尔曾经说过的那样，“和平主义不是选项”。要预防另一场大战，唯一的方式正是避免此类“和平”——这样的和平是需要持续的局部战争来维持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还能依靠谁？我们应该相信艺术家和思想家呢，还是践行现实政治的务实者？艺术家和思想家的问题在于，他们也可能为战争奠基。想想威廉·巴特勒·叶芝恰当的诗文：“我把我的梦铺在你的脚下，/踩轻点因为你踩的是我的梦。”我们应该把这两句诗用到诗人自己身上。当他们把他们的梦铺到我们脚下的时候，他们应该铺谨慎点，因为真有人会去读它们，并根据它们行动。想想同一个叶芝也在持续地与法西斯主义调情，他甚至还公然支持德国1938年8月通过的反犹的纽伦堡法案。

柏拉图因为主张应该把诗人赶出城邦而声誉受损。但从近几十年的经验来判断，这是一个相当明智的建议。在过去几十年里，为种族清洗准备借口的，一直是各路诗人和像普京的御用理论家亚历山大·杜金那样的思想家。不会再有不需要诗歌来打配合的种族清洗了，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据说是后-意识形态的时代。因为伟大的世俗事业不再有动员大规模暴力的力量，所以，人们需要更大的，神圣的动机。宗教或族群归属完美地发挥了这个作用（为快感而搞大屠杀的病态的无神论者是罕见的例外）。

现实政治也没法提供更好的指导。如今，它不过是意识形态的不在场证明罢了。而意识形态又经常会拿表象幕后的某个隐藏的维度来说事，以达到掩饰明目张胆的罪行的目的。宣告这种双重神秘化的方式往往是大谈情况“复杂”，这背后水深。通过那“更复杂得多的背景”来说事，明显的事实被相对化了。在这一番操作后人们被告知，侵略实际上是防御。

这正是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俄罗斯显然进攻了乌克兰，并且它显然在以平民为目标并让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可评论家和专家们还在殷切地寻找它背后的“复杂性”。

当然也有复杂性。但这不会改变俄罗斯打了乌克兰这个基本事实。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对普京的威胁的诠释不够字面；我们以为他只是在玩战略操纵和边缘政策的游戏。我们应该想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讲过的那个著名笑话：

“两个犹太人在加利西亚车站的火车车厢里相遇。一个问：‘你去哪？’另一个回答：‘去克拉科夫。’对方脱口而出：‘你这个骗子！如果你说你要去克拉科夫，那你是想让我相信你要去伦贝格。可我知道你要去的是克拉科夫。那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谎？’”

在普京宣布要军事干涉的时候，我们没有字面地去抠，他说他要把乌克兰和平化和“去纳粹化”是什么意思。相反，那些失望的“城府深沉”的战略家们的责难则相当于是在抱怨：“既然你真想占领利沃夫，那你又为什么要告诉我你要占领利沃夫呢？”

这种双重的神秘化暴露了现实政治的终结。作为规则，现实政治与把外交和对外政策与（自己某个版本的）道德或政治原则绑定那种幼稚的做法相对。但在当前的情景中，现实政治才是幼稚的。假设对方，敌人，也以有限的实用理想为目标才是幼稚的。

武力和自由

在冷战期间，相互确保摧毁学说(MAD)清晰界定了超级大国的行为规则。每个超级大国都可以确定，要是它决定发动核攻击，对方就会全面反击。结果，双方都不会和对方开战。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朝鲜的金正恩谈论对美国进行毁灭性打击的时候，人们不由得要想，他以为他算老几。他这话说得好像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国家（也包括他自己）也会因此而被毁灭那样。就好像他在玩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名为NUTS（选择核利用目标）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你可以在敌人反击前精确地消除其核能力。

在过去几十年里，甚至美国也在MAD和NUTS之间摇摆不定。虽然它在行动上像是在对俄和对中关系中依然相信MAD逻辑，但它也会时不时地，忍不住想对伊朗和韩国实施NUTS策略。在暗示可能发动战略核袭击的时候，普京的想法也一样。同一个超级大国可以同时动用两种直接矛盾的策略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了这件事情的奇想性。

不幸的是，对我们其他人来说，MAD的逻辑过时了。超级大国不断地相互试探，变着法子地尝试用代理来推广自己制定的全球规则。3月5日，普京称对俄罗斯的制裁“形同宣战”。但自那时起他又反复重申应该继续与西方进行经济交流，强调俄罗斯会守住自己的财政承诺并持续向西欧输送碳氢化合物。

换言之，普京试图推行一个新的国际关系模型。不要冷战，要热和平：一种永恒的混合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大国将打着维和、人道主义使命的幌子搞军事干涉。

因此，2月15日，俄罗斯杜马（议会）声明“它明确而坚定地支持旨在支援乌克兰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某些地区已经表示希望用俄语说话和写字、希望宗教自由得到尊重且不支持侵犯其权利和自由的乌克兰当局之行动的居民的适当人道主义措施”。

过去我们也经常听到类似的论证，美国在领导对拉美或中东和北非的干涉的时候就曾这么说过。虽然俄罗斯在轰击乌克兰的城市，在轰炸乌克兰的妇科产房，但是，国际上的生意应当继续。在乌克兰外，正常的生活应当继续。通过对世界某些孤立地区进行永不停息的维和干涉来维持全球的永久和平说的，就是这么个意思。

在这样的困境中，有人能获得自由吗？追随黑格尔，我们应该区分抽象的和具体的自由，这两个概念正好和我们的自由和自由权概念对应。抽象的自由是不顾社会的规则和习惯做你想做的事情的能力；具体的自由则是规则和习俗赋予、支持的自由。只有在我合理地确定街上的其他人会以文明的方式待我——司机会遵守交通规则，其他行人不会跑过来抢劫我——的情况下，我才能自由地在繁忙的街上走。

但也有危急时刻，这时，抽象的自由就要出手了。1944年12月，让-保罗·萨特写道：“在德国占领下，我们前所未有地自由。我们失去了所有的权利，并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失去了说话的权利。他们当面侮辱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抵抗是真正的民主；士兵，和地位比他高的人一样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同样的孤独、同样的责任、同样的纪律内绝对的自由。”

萨特描述的是自由，而不是自由权。在战后恢复常态后确立的才是自由权。在今天的乌克兰，那些正在抵抗俄罗斯入侵的人是自由的，他们正在为自由权而战。但这又引出了这个区分能持续多久的问题。要是再有数百万人决定，为保护他们的自由权，他们必须自由地违反规则，那该怎么办？2021年1月6日闯入美国国会山的那帮支持川普的暴民不就是这么想的吗？

一盘不那么大的棋

我们依然缺乏一个适当的词来描述今天的世界。哲学家马拉布相信，我们正在见证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转向”的开端：“不然我们该怎样描述像去中心化货币、国家垄断终结、银行扮演的中介角色过时、交流和交易去中心化那样的现象呢？”

那些现象可能听起来迷人，但随着国家垄断逐渐消失，国家强加的对残酷无情的剥削和支配的限制也会消失。虽然无政府-资本主义以透明为目标，但它也“同时允许人们大规模但不透明地使用数据，允许暗网存在，并允许人们编造信息。”

马拉布评论说，为避免陷入混乱，各国政策纷纷走上“法西斯主义的演化”之路，“随之而来的，是过度的安全和军事建设。这些现象和无政府主义的趋势不矛盾。相反，它们恰恰显示出国家的消失，而国家一旦失去其社会功能，其（通过使用暴力的）武力之过时就表现得一览无余了。因此，超级民族主义的信号表明，民族国家权威正在经历临终时的痛苦。”

从这些角度来看，乌克兰的情况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攻击另一个民族国家。相反，乌克兰是被当作这样一个实体来攻击的，这个实体的族群认同遭到了侵略者的否定。俄罗斯从地缘政治的影响范围的角度来为侵略正名。影响范围经常延伸至族群范围之外很远的地方，叙利亚的情况便是如此。俄罗斯拒绝用“战争”这个词来形容它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这不只是为了淡化其干涉之粗暴，首先也是为了澄清，过去人们所说的战争——民族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不适用这里。

克里姆林宫想让我们相信，它只是在确保它所认为的自己地缘政治影响范围内的“和平”。的确，它也已经通过它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代理进行干涉了。3月17日，俄罗斯驻波斯尼亚大使卡拉布霍夫解释说，“如果[波斯尼亚]决定加入任何[诸如北约此类的]联盟的话，那么，那是它自己的事。我们的回应则是另一回事。乌克兰的例子说明了我们的预期。要是有威胁，我们就会回应。”

而且，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甚至暗示，唯一的全面解决方案是使整个欧洲去军事化，由俄罗斯军队来通过偶尔的人道主义干涉来维持和平。俄罗斯媒体上也不乏类似的想法。就像政治评论家德米特里·埃夫斯塔菲耶夫最近在接受一个克罗地亚出版物采访时解释的那样，“一个新俄罗斯诞生了，你们要认清这点，即它不认为你们欧洲是伙伴。俄罗斯有三个伙伴：美国、中国和印度。你们对我们来说是有待我们和美国人来瓜分的战利品。你们还没有领会到这点，虽然我们做的事情很接近这个想法了。”

普京的御用哲学家杜金把克里姆林宫的立场建立在一种古怪的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的基础之上。2016年，他说：

“后现代性表明，一切所谓的真理都只是相信的问题。所以，我们信我们做的，我们信我们说的。而这就是定义真理的唯一方式。所以，我们有我们特别的俄罗斯真理，你们需要接受它。如果美国不想开战，那你们应该意识到，美国不再是独一无二的主宰。在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说，‘不，你不再是头了’。问题是谁来统治世界。这实际上完全取决于战争。”

这又引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叙利亚和乌克兰的人民呢？他们也能选择自己的真理和信念吗，还是说，他们只是大“首领们”的游乐场或战场？克里姆林宫会说，在大的权力划分中，他们不作数。四个影响范围内部只有维和干涉。只有四大首领不能在它们影响范围的边界上达成一致的时候，真正的战争才会发生。

一种新的不结盟

可如果只有战争的威胁，而非对我们的环境的威胁才能把我们动员起来的话，那么，我们在我们一方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获得的自由权就不值得拥有了。我们面临一个不可能的选择：如果我们为维持和平而妥协，那么，我们就是在助长俄罗斯的扩张主义，而只有把整个欧洲“去军事化”才能满足后者。但如果我们支持全面对抗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冒巨大的风险——我们可能因此而促成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唯一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案是改变我们理解情景的视角。

在全球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显然正在接近多个层面上的危机的同时，乌克兰战争还是被错误地简单化了，并且这种简单化是危险的。在那种关于乌克兰战争的陈腐叙事（这种叙事认为，乌克兰战争是野蛮-极权主义国家和文明、自由的西方之间的冲突）中，像气候变化那样的全球问题并无一席之地。然而，新的战争和大国的冲突其实也是对这些问题的反应。如果问题是要在一个遇到麻烦的星球上活下去，那么，我们就要保证自己比别人更强。在基本的对抗暴露的时候，当前的危机远非澄清真相的时刻，相反，它是深刻欺骗的时刻。

虽然我们应该坚定地支持乌克兰，但我们也不能执迷于战争。现在，战争显然已经夺走了那些推动与俄罗斯公开对抗的人的想象。我们需要某种类似于一场新的不结盟运动的东西，但这个不结盟的意思不是各国应该在当前正在进行的战争上保持中立，而是我们应该质疑这整个“文明冲突”的概念。

根据萨缪尔·亨廷顿（是他创造了这个术语），文明冲突的舞台是在冷战结束时搭起来的，那时，“文化的丝绒幕”取代了“意识形态的铁幕”。一眼看上去，这种黑暗的世界观看起来正好是福山为回应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倒台而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的反面。还有什么能比它更不同于福山的那种伪黑格尔的想法——终于，人们发现，人类所能设计的最好的社会秩序正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看法完全兼容：“文明冲突”是“历史终结”后的政治。族群和宗教冲突是符合全球资本主义的斗争形式。在一个“后-政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政治本身逐渐为专业的社会行政所取代），唯一合法的冲突来源是文化（族群的、宗教的）。随我们社会的去政治化而来的，是“非理性的”暴力的兴起。

在这个有限的视域内，的确，除战争外唯一的选择便是文明（用杜金的话来说，不同的“真理”；或者用一个今天更加流行的术语来说，“生活方式”）的和平共存。这里隐含的意思是，只要发生在另一个国家，只要那个国家完全融入全球市场，那么，这样的事情——强迫婚姻、恐同、强奸胆敢独自出门的女人——就是可以容忍的。

新的不结盟必须通过承认这点——即我们的斗争应该是全球性的——和通过以一切代价克服人们的恐俄情绪来拓展我们的视域。我们应该支持在俄罗斯国内抗议入侵的那些人。他们不是什么抽象的国际主义的小圈子；他们是俄罗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真正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从2月24日开始就一直深深地以自己国家为耻。没有什么比这种说法在道德上更恶心，在政治上更危险的了：“但论国界，无论是非。”不幸的是，乌克兰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就是普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