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当前，拍还是不拍？

在南非攝影師Kevin Carter拍攝的相片“The vulture and the little girl”裡，一隻禿鷲盯著飢餓的南蘇丹小孩，幾欲上前掠視。

照片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劇烈討論──Kevin Carter究竟該不該拍這張照片？儘管他解釋小孩最終無恙，但公眾對於他「何不立刻上前營救」的質疑，卻成為了揮之不去的詛咒。

他在一年後自殺。

Kevin Carter故事也許是老生常談。每每被提起，也往往是在新聞倫理課或者大眾輿論的案例裡。但對於影視記錄者（譬如紀錄片製片人）而言，它背後揭示的衝突再尋常不過：

拍不拍？怎麼拍？

雖然絕大多數影像素材不會像那張照片那樣造成極其深刻的影響，但製片人在拍攝現場，則必須要在剎那間做出snap decision.每一個個案都自有其獨特的判斷條件，但作為拍攝者，我不妨分享一下我在這半秒鐘必須要問自己的問題──我必須保護被拍攝的對象，也必須保護我自己。

１.我有沒有拍攝當前影像/人物的許可？

在法律比較完備的地區如美國，受訪者和被拍攝者（主要人物）一般需要簽署video release form.這是紀錄片拍攝者給自己的法律保護──我就有朋友，紀錄片已剪輯完了，但受訪者在看了demo後突然反悔，最後不得不大改。我自己也曾試過，忘記相關表格以至於成片拖了足兩個月才出街。

地點上，私家領域需要拿許可，公共場所拍攝新聞片段則可豁免。但美國挺無奈的是，機場被算作私人領域，因為是for profit營利設施。我當時替華盛頓郵報拍攝難民回美國，頂著任務，必須和機場保安鬥智鬥勇。只要你做得不過分，他們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所以可見，標準是有浮動的。媒體機構的法律團隊所要求的，只是盡可能降低你拍攝帶來的法律風險。

２.我有沒有干涉/影響到被拍攝者的行動？

不是所有人都能對著鏡頭神態自若的。有人一面對鏡頭，走起路來就同手同腳。有人很有鏡頭感，被拍攝時動輒回頭擺個pose（太討厭了！）.　而有些涉及公眾利益的關鍵時刻，被拍攝者和拍攝者的互動，本身也就是故事的一部分（比如Anthony Weiner的紀錄片《Weiner》）。

在拍攝非受訪的生活畫面時，拍攝者必須blend in，卻又必須把握好千百個相關環節。而什麼時候干涉受訪對象，怎麼干涉，就變得尤為重要。譬如我為BuzzFeed製作的跳繩紀錄片裡，孩子們的互動一定要自然發生，但我自己也確有央求教練多讓孩子們訓練十分鐘，讓我能有多個機位的訓練片段（不這樣的話，進度趕不上，下週又要專程花一整天感到拍攝場地為２０秒鐘的素材。而該要求本身沒有改變故事以及孩子們的互動）。

３.我的拍攝有沒有對受訪者造成傷害？

在為同志平權組織Outright Action International 拍攝聯合國宣傳片時，我出席他們的大會，取得了很多影像。但在初剪完畢後，有三分之一的影像被Outright否定。因為許多受訪者在祖國還不能曝光，出現在影響裡會對他們造成直接的人身威脅。

當然就不能用了（仍有大把替代資源）。但反過來，在拍攝第一部紀錄片時，我用了一個同志酒吧的內部影像。酒吧老闆（也是我朋友）曾告訴我不要用──我當時年輕氣盛，又鑒於實在沒有可替代的資料，也就用了。他看了成片，苦笑一下，告訴我把酒吧客人的臉都打馬賽克就好。現在想來，自己真是運氣好，朋友也寬容，沒把我告得傾家蕩產。

但話說回來，如果讓我再做一次，我還會不會用這些素材？

我可能會換一家不認識的同志酒吧來拍吧──因為拍與gay bar相關的同志議題，沒有gay bar內部，根本不成故事啊。

以上只是三個拍攝中的問題──在考慮光線、鏡頭、故事、現場環境的千千萬萬個factor時，拍什麼，拍不拍，怎麼拍，只能用極短的時間迅速解決。Matters裡高人輩出，我拋磚引玉，也想聽聽大家是怎麼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