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中国系列之三（转）

在新闻从业者眼中，这种被要求“唱好”国家行政力量的稿件被统称为“任务稿”。而近两年，在“媒体姓党”愈演愈烈的大趋势下，媒体所承担的“任务稿”重担也在越来越重。

“比如两会、房地产和户籍政策、官员的对外出访甚至官员落马等题材，媒体不被允许自行进行报道和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但我们还必须要刊登相关新闻，也就是要一字不错地转发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通稿。从这个角度上说，媒体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其最本真的、‘原教旨’般的媒体特性，相反只是沦为了一个发声工具，也就是俗称的喇叭”，一位在某知名媒体任职多年的资深媒体人评价道。

被迫充当“喇叭”的还有学术研究人员。杨梦玲是某知名985高校的一位在读博士，所学专业为政治学。在申请博士之前，她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她坚信自己是热爱学术的。

但是博士研究进行了一年后，她的想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并反复告诫她硕士时期的师弟师妹们，想要在国内读博的话，一定要慎重。

“与理工类专业不同，当下国家对高校学者的要求和指示是，包括政治学在内的文科专业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是论证我们国家当下的政治制度是最优的、是最适合中国人民的。学术研究是要研究真问题的。而一旦其被率先套上了一个紧箍咒，那就不是学术了，和肉喇叭没区别”，杨梦玲说。

杨梦玲所描述的这种情况近两年在学术界已成为常规操作，最知名的案例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曾发表题为《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和《义和团运动不能被‘污名化’》的文章，两篇文章均首先出现在中国历史类核心顶级期刊《历史研究》上，署名的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两篇文章一经在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微信公众号面向公众发表，便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讨论，中国社交媒体用户纷纷认为由官方机构发表的两篇文章是在为“闭关锁国”和以义和团为代表的官方暴力行动“正名”，一时间众多网民纷纷感慨国家在开倒车。

大众的忧虑不无道理。

《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的主要内容为，明清时期闭关锁国的政策没有阻断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中西交流，但造成了消极防御和对西方先进科技的漠视，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遭到西方侵略埋下了伏笔。文章还指出，明清的闭门政策并非“闭关锁国”，而仅仅是“自主限关”，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防范西方殖民侵略。《义和团运动不能被‘污名化’》则在承认义和团运动的局限性的同时，指出义和团运动的主旨是农民阶级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为了中国的救亡图存所进行的尝试。

“这种强词夺理和对历史的扭曲显然是在对明清封建王朝脱离世界主流序列和发动的民间暴力‘招魂’”，历史研究领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如此表示，同时强调，国家智库的这一举动更让人感觉不寒而栗的地方在于，作为国家机器的代言人，这种为不合理和暴力“正名”的意图显然是对国家可能要对这种不合理和暴力进行的效仿而事先进行的铺路。

对于这一境况，上述学者更是直言：“对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个知名高校具有行政身份，诸如院长、校长、主任、所长等职位的人来说，他们的党内身份在其学者身份之上，这决定了为党服务是他们所在职位的第一要义，学术研究则在其后，两者相冲突的时候，学术身份必须要让位于党内身份。换句话说，这些人已经不能被称为人了，他们是经过党和国家改造后的工具”。

“工具论”在法学领域则更加明显，“法政不分家”也是杨梦玲所在的政治学院一直倡导的理念，而在学术界要严格论证“政”在“法”上，即党大于法，是不容推卸的责任。

这也是徐天浩对中国法律失望的主要原因。徐天浩大学毕业于一家知名高校的法学院，他至今难以忘记入学第一课法理学教授告知他们的法律的本质。“在我国，法律即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层施行的以维护政权安全为首要目的而进行的暴力统治的工具”，徐天浩说，“对于这个概念，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而在这之前，我一直天真地以为，法律的本质应该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对于法理学中所提及的统治工具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爱国多年前曾公开发表文章表示中国法理学已死。

在这篇题为《中国法理学的‘死亡’》一文中，中国的法理学缺乏内在的连贯性和思辨的论证性。同时他直言，在学术界，为了争抢法理学的“头牌”、“领袖”、“首席”和“大佬”的身份，学者教授们使出了浑身解数，这也使得法理学和政治的联系更加密切。

比如官方提出一个概念或口号后，法理学专家们就会把政治口号演绎成法学的口号，写成法理学的官样文章，登上法学权威或核心期刊，从而沦为学术服务于政治的经典代表。

比如官方说要发展市场经济，法理学家就写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官方说尊重权利，法理学家就写法律权利本位说和中国人权体系；官方说走中国特色，法理学家就写法治与本土资源；官方说改革开放，法理学家就写法律全球化；官方说依法治国，法理学家就写法治中国。这直接导致中国法学界的主要学术研究充斥着诸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如何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纲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法治建设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等充斥着“假大空”及以政治讨好为主的官样文章。

在知名人权律师李建明看来，这些以提升自身政治影响力和政治身份为主的文章全部为学术垃圾。

“中国法学界对法治建设毫无帮助，相反因为身处其中的学者们的四处逢迎，导致我们律师在为案件辩护时，发现很多时候法官根本不会依法判案，相反更多地会依据那帮所谓的法学家的极具‘政治性’的法学理论作为判决依据，这直接导致了无数的冤假错案，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人权无法依法得到保障”，他说。

而对于法学界的这种情况，多位接受采访的法学界人士表示，这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最直观反映。

2012年新浪微博开始兴起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知名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贺卫方的个人微博账号在短时间内迅速积累了数百万的粉丝。但之后几年贺卫方因其自由派言论，如没有司法独立就没人是安全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可以向北欧社会民主党的方向转变以及频繁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列宁政党进行比较等大胆和开放的言论，而被新浪微博禁言，其个人微信公众号及个人微信账号均被封。而他所任职的北京大学也不再允许他给学生上课，停掉了他的一切工作。与此同时，贺卫方也被所有中国媒体和出版社列入了“黑名单”，媒体不能再对他进行采访，出版界也不能再出版他的图书。

在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看来，贺卫方的处境反映了中国政府对言论空间和学术自由的打压。“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说中国学术界人士在被中国共产党肆意欺凌，知识界的尊严被放在了地上被他们踩在地上进行摩擦”，其中一位此前在新浪微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表示。

而这种打压也昭然宣示了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可以被党以各种名义为借口而公然夺走，“贺卫方的公众影响力随着被新浪微博禁言，说没就没了，党甚至不需要大动干戈，只需要稍微动动手指就能做到”，上述公共知识分子表示，并指出，“在国家权力面前，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脆弱”。

公共讨论不应该把公民的身份、权利、责任视作洪水猛兽，而是要揭示医疗恶势力保护伞（不限于院士，省部级以上干部等），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等人被某些执政者以获得社会资源和经济利益为饵诱而换取对中共体制认同，实际上有可能成为中共政权真正的掘墓人。要讨论如何调整监督制衡关系更能帮我们建成“由享有人权个体所组成的、民主自治的人类共同体”。欢迎通过你的方式转发这篇文章，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拒绝遗忘，共同探索”的小实践。

武汉市第四医院党委书记：彭鹏 院长：夏平 王岚（目前升任武汉市第一医院院长）